日常的“吃穿住用行”，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丨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品标准化战略转型研究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9期“战略与决策研究”，原文标题《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品标准化战略转型研究》。本文为精简改编版

马胜男1 王旭华4 孙锡敏5 杜岩冰6 闫 凌7 孙 翊2,3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5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6 中国服装协会

7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各领域共同的奋斗目标。消费品涉及人民群众日常吃穿住用行等方方面面，是人民群众感受高质量发展优势、享受高质量发展成果的直接窗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高质量标准和标准化的支撑。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具有基础性、规制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在“十四五”起步阶段，做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品标准化战略转型设计，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必然要求，又是加快构建高水平供需平衡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消费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1 新中国消费品标准化事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消费品标准化起步较晚，一度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对标欧美等标准化先发国家奋起直追，在经历快速发展期后，消费品标准化工作逐步迈入适应产业升级、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消费者需求的自主创新阶段。

从无到有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消费品标准化工作在随之在 “两起两落”中曲折前行。“一起”（1949—1957年）的起步阶段，主要借鉴苏联模式，成立国家技术委员会标准局，按行业设立轻工、纺织等国家标准审核委员会。“一落”（1958—1960年）是指“大跃进”时期，标准化工作停滞不前，标准制定和执行都受到严重影响。“再起”（1961—196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62年国务院印发我国第一个标准化法规《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筑技术标准暂行管理办法》。“再落”（1966—1976年）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标准被扣上了“洋框框”“死教条”等帽子，相关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标准化工作强调全国通用、统一简化。生产企业必须“贯彻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部标准”，对于“原料、材料的验收、半成品的检查、成品的检验都必须按照技术标准进行”。标准作为生产实践和产品质量的刚性约束，通过统一质量、统一规格、实现产品系列化、提高零部件通用性，有力促进了我国现代消费品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手工到大生产、从小作坊到横纵联合的大规模产业系统的发展。

从有到快阶段（1979—2011年）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结束了消费品匮乏的紧张状态，消费品标准化也实现了深入改革、不断开放的“三次提升”。

“第一次提升”（1979—1989年）：基础能力提升。从197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到1988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属性从原来的强制性，转变为推荐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并存；标准层级从原来的“国家标准、部标准、企业标准”3级放开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4个层级；标准从单一的规范生产、保障质量的规制作用，转变为兼具引领发展、鼓励创新的引导作用。

“第二次提升”（1990—2000年）：采标水平的提升。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我国消费品工业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当其冲推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产业格局。消费品领域采用国际标准步伐加快。截至2000年，消费品领域技术委员会数量增至25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计约3500项，轻工业、纺织工业采标率分别达到69%、80%，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配套性较强的消费品标准体系。

“第三次提升”（2001—2011年）：自主创制标准能力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消费品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进一步上升，发展出“世界工厂”的新局面。为适应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需要，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国外标准要求，加快制定“集成式”的产品标准。截至2011年，消费品领域技术委员会数量增至61个，制定了一批兜底线、保安全、与国际基本接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力提升了消费品质量安全水平。

从快到好阶段（2012年至今）

这一阶段，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在4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标准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技术委员会增至68个；截至2021年12月20日，已制定国家标准近5241项（其中食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1383项），行业标准5263余项，构成了门类相对齐备、结构相对合理的国家消费品标准体系。相关社会团体发布近1900项消费品团体标准；超过12万项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

2.标准技术水平显著提升。重点领域的主要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从2016年的81.45%上升到2020年底的95.52%，已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

3. 自主创制标准步伐加快。消费品标准化发展主动呼应消费者需求，更加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自主创制领先于国际的、满足我国消费者需要的标准，以先进标准引领消费品行业质量提升。

4. 主动与国际标准体系对接、作出中国贡献。在家电、家具、玩具、鞋类产品、纺织服装等多个领域，主动贡献中国产业经验、技术数据和标准方案，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标准体系的紧密衔接。截至2020年底，我国在消费品领域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标准技术组织秘书处33个，担任主要职务37个；累计推动制定国际标准99项，发布消费品国家标准外文版124项。

我国消费品标准化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快、从快到好的发展历程，实质是标准本身从“生产型”“贸易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回顾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发展历程获得的宝贵经验，是更好满足我国消费者需求、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探索，是跳出国外传统标准化思维模式的自主创新，也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消费品标准从好到强提供了可行路径。

2 国际消费品标准化领域的新趋势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化工作起步早，是消费品领域国际主流标准的发源地，多采用“技术法规+协调标准”的方式，成体系地构建本国消费品质量安全准入门槛，并呈现“更安全、更透明、更生态、更健康”的消费品标准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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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欧美标准更加重视消费品化学、机械物理等安全要求

例如，在化学安全方面，近年来，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REACH指令）禁限制使用的高度关注物质（SVHC）每半年更新1次；截至2021年7月8日，已发布第25批SVHC清单，共计219项。

2

更透明——欧美标准更加关注消费者知情权，强调消费品标签标识要求

多数消费类产品，消费者无法快速、直接地判断产品质量水平，需要企业主动承诺产品核心质量信息。例如，欧美很多发达国家制定技术法规，要求在纺织服装产品上必须贴上成分标签。

3

更生态——欧美标准更加强化产品能效要求和环保要求

环保方面，部分国家在相关法规中增加了对产品充注制冷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排放的要求。在低碳方面，部分国家通过增加产品品类、提高能效要求、调整测试方法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能效法规强制性管理要求。特别是，英国、德国等国家各自制定了碳标签相关法规和标准，正在构建隐形的绿色贸易壁垒。

4

更健康——欧美标准更加注重健康与安全防护相关产品标准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速了欧美国家对健康与安全防护相关产品标准化的关注。2016—2020年，32个WTO成员发布了347项WTO/TBT通报；其中，在纺织品领域，健康和安全相关产品比重快速上升，防护用、卫生用、医用、过滤用等产业用纺织品备受关注。

3 新发展阶段对消费品标准化领域的新要求

我国消费品领域为促进存量市场升级换代、激发增量市场生机活力、呼应消费需要多样分层，对消费品标准化提出“创新、健康、生态、文化、服务”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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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创新的标准——创新标准支撑下传统领域“再制造”、新兴领域“新动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

一方面，产业通过优化工业设计、改善选材用材、提升产品性能、强化功能集成等改进性创新，实现传统产品“再制造”，促进存量市场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设计、新结构、新品类等颠覆性创新，更易于激发消费活力，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催生增量市场。例如，扫地机器人颠覆了传统吸尘器和手持推杆式吸尘器，市场增长率达到手持式产品的2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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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的标准——健康、卫生、适老、宜小成为消费者普遍关切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日益关注消费品的健康、卫生属性。老龄化、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涉及“一老一小”的特殊消费品市场发展迅猛。这些新形势都迫切要求更健康、卫生、适老、宜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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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态的标准——安全无害、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深入，消费者对于低碳减碳、节能节水、安全无害、资源循环利用的环境友好型产品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偏好。例如，家用电器能效水平不断迭代升级，随着GB 21455—2019《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定频空调多数退出国内市场。2021年3季度，变频一级能效产品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分别达到60%、75%，变频三级能效产品分别达到30%、20%，而变频二级能效产品仅占1%—2%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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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文化属性的标准——文化自信、个性品味成为新生代消费热点

我国消费者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80”、“90”乃至“00”后群体日益成为消费主体力量。这一群体较少经历物质匮乏时代，追求数量的补偿性消费需求少，追求品味、品质、文化等因素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由此催生了多样化的消费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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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服务的标准——“前市场”和“后市场”延伸出巨大消费空间

1. 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催生了定制经济和服务型制造。

2.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和高端奢侈品在购买后，派生出安装维修、清洗保养等“后市场”服务需求，产业链向后延伸、市场规模巨大。

3. 消费渠道日益多样化，伴随而来的直播带货、电商微商等各类服务平台“货不对板”、质量问题频见屡发，一定程度上成为损害消费信心的“痛点”。

这些特征事实都表明更好服务的标准成为促进消费的一个关键点。

4 新发展阶段消费品标准化领域需要实现“七个转型”

借鉴历史经验，参考国际做法，准确回应消费品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通过实现的“七个转型”，推动我国消费品标准化发展“从好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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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安全向主动安全转型

从短期看，要建立强制性标准动态修改机制，逐步推动我国强制性标准与国外“技术法规+协调标准”接轨。从长期看，要探索建立以我为主、自主创制的主动型强制性标准体系及认证监管制度、推己之长，逐步打破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局面。从实现路径看，要逐步推动我国强制性标准体系从产品安全维度向通用安全维度转变，即从制定服装、家电、玩具、家具等产品安全标准，向消费品化学安全、机械物理安全、电气安全、微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通用安全标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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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型”“贸易型”向“消费型”转型

关键要运用标准化手段，规范线上、线下各类渠道消费品质量信息明示要求，确保明示信息的规范性、直观性和可验证性。规范性，主要针对同类产品明示质量信息的可比性问题，统一企业承诺产品质量的坐标系，避免企业自说自话；直观性，主要针对消费者对简单明了地获取产品质量信息的需求，缩短供需双方质量信息传递距离，便于消费者快速决策；可验证性，主要针对明示信息真实性问题，提高企业质量承诺与消费者预期的一致性，减少质量信息“隐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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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线型向引领型转型

要转变标准是确定“安全底线”“质量合格线”的传统思维，适应国内市场在垂直维度消费多级化、层次化，水平维度消费差异化、个性化的趋势，在升级迭代、推陈出新上下功夫，加快构建统一的消费品质量分级标准体系， 加大新产品标准制定力度，从而保护消费意愿、保障增量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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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品类向全链条转型

要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构建覆盖横向产业领域、配套纵向产业链条的更为完整的国家消费品标准体系。

1. 紧扣绿色发展，夯实全产业链“双碳”标准基础。

2.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

3. 突出“前市场”和“后市场”，加强消费品定制服务、售后服务标准化。突出“前市场”和“后市场”，加强消费品定制服务、售后服务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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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求“硬质量”向“软硬并重”转型

消费品标准化要适应国内市场从“有”到“好”、从“好”到“美”的审美品味升级，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要强化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和产品的标准化，强化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产品的标准化，强化工业设计质量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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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化向“专精特新”转型

要走出“贴牌生产”“组装集成”等加工贸易的老路，蹚出“专精特新”、差异化竞争的新路，重点要集中在制定高端原材料标准和提升制造装备、关键零部件标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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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踪参与向积极贡献转型

我国消费品标准化要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发挥平台作用、强化枢纽作用、突出担当精神，积极推动消费品国际标准化的沟通协商、共建共享。

马胜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食品消费品标准处处长。长期从事国家消费品领域标准化研究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纺织服装、家用电器、家具、玩具等 50 多个消费品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孙 翊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政策模拟、多区域经济学、城市与区域管理等。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973”计划、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

文章源自：马胜男,王旭华,孙锡敏,杜岩冰,闫凌,孙翊.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品标准化战略转型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37(9):1248-1258.

DOI: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13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