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社交媒体时代的爱，那么近又那么远

社交媒体对传统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也暴露出一些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东西，对此我们无力改变，但我们能在这个时代当中重新去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定义。用高科技手段扮演网络角色的人是很恐惧无聊的，这就是耕耘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张怡微写作《四合如意》的目的。

我们承受人之为人的各种考验，这些考验在科技的映照下，更显出“幸福”难求，激发作者和读者一起思考、成长。

《四合如意》张怡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

上书房：来见你的路上，我和网约车司机聊天。他是一位三十来岁的上海男人，他说家住近郊，动迁分了好几套房子，折算成钱有上千万元，“也许有人觉得我应该离开上海到任何一个物价便宜些的地方，买一套有风景的别墅躺平，或者卖掉部分房子，去过不一样的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说，不行啊，他还是要出来开车，其实开车收入不多的，但看重的是公司“能交四金”。我问他为什么“交四金”对他这么重要，他自己笑了，想了想说，“因为，没办法，这就是上海人。”

张怡微：是很上海，上海有特别海纳百川的一面，但上海的确也有非常市民性的一面。一些上海人性格里的一面，是非常看重舒适区和安全感的，它不鼓励你去创新冒险，也不鼓励你去做和周围人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商业城市看上去东西琳琅满目，生活方式多元，但骨子里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也很务实，最终就是要赚到钱并存住钱。

上书房：像你新作《四合如意》开篇《端正好》里的独居女青年阿梅，就是在很执着地买房。

她非常不厚道地期盼一对夫妇离异，算计着税率，好以最低价买下他们待售的公房。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阿梅对买房的流程过于谙熟，她几次开口问房产中介购房细则都切中要害，导致中介一直怀疑阿梅的来头。但她的这种精明和在行，又给人心疼的感觉。她除了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最终她独立买下了房，但无人喝彩，每天与SIRI（智能语音机器人）对话。

电视剧《安家》海报

张怡微：我鼓励我的两个助教买房，她们是非常优秀的新上海人，但遇到新的政策，在摇号和打分的过程中承受了不少折磨，而且老家的亲人也会有一些不理解，觉得一个单身女孩买了房子打算怎么样，是以后不打算结婚了吗？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她们承受的压力，好像是我推动她们去吃了这一遭苦。

买房是一件很俗气的事情。买房的过程中，中介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被迫熟悉整个流程。而且我发现门店的确会对中介进行业务培训，告诉他们婚前财产、协议分割、产调、析产等情况。有的中介非常年轻，还没谈恋爱呢，但对离婚手续已经非常熟悉了。

上书房：读者会预设一位作家的形象，比较高雅，比较象牙塔，应该不那么务实，但觉得你对这些俗事处理得很得当。

张怡微：我对世俗生活还是有很大兴趣。比方我看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会留意每天谁洗碗。大家都要上班，承担家务的量不算很平等，诸如此类，从小我就会留意这种细节，因为这对人物性格和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表现是有影响的。我喜欢看别人写这些世俗的事情，然后再回头观察自己的生活。相比直截了当的人间烟火，我更喜欢人间烟火里潜在累积的情感，和推理得到的判断，这里面有生活的逻辑。

我当时写了《端正好》这个买房故事后，一开始也不觉得真的能发出来，但是编辑挺喜欢，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跟城市建立某种真正联系的故事。她一步一步走到自己为自己设计的生活里，在这一过程中她要做很多推理，假设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会以怎样的速率发生变化，这里面有一些异乡人做一个人生决定的历练。当然小说里的女孩子，我想也不是很可爱的，但和生活讨价还价，是要从“不可爱”做起的。

上书房：你觉得你作为写作者和上海的联系如何？

张怡微：我在《冉冉云》里写了一个电台主播，这个主播唯一的朋友，是他节目的听众，是一个去四川支内的后代。这个故事原型是我的一个读者朋友，她是一个去四川支内的上海人的第三代，她没有上海户口，吃饭口味非常辣，但说的是上海话。她对上海的了解，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家族长辈，一方面就通过文学作品，包括通过我的作品。

她母亲去世那天，她选了一首歌在她妈妈的葬礼上放，这首歌是《上海谣》，是用上海话唱的上海人的生活，歌词内容是，上海人到外滩去谈恋爱，看到什么，吃什么……她没有选择葬礼常用的哀乐。那一刻我感觉到音乐的力量、她们母女之间强烈的情感，以及她们对上海的认同和依恋。这反而是我作为一直在上海生活的人身上所没有的。这是我第一次被上海人的认同感深深打动，我想她们母女是深爱上海的。

上书房：这里面有你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关注的题材——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于“过继、无后、失独、老年人再婚”和“没有血缘关系却生活在一起的人”。去年9月，你凭借《家族试验》一书获得“未来文学家”奖，你当时说《家族试验》是你最初10年小说写作的成果。不过你最近的写作，按照作家王侃瑜的话说，是“开始从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进一步延伸，拓展到对于技术与人的关系、性别处境、人与故乡的联系等更为具体而广阔的层面之上”。

张怡微：可能出发点也没有那么复杂。《四合如意》里所有的篇目，都是曲牌名，“曲牌是故事的外观，曲牌如海。曲中曲、牌套牌，就像文章的结构，也是人生经历结构重新编排后的艺术演化”。

这些篇目，也是我在复旦大学上创意写作课程时给学生出的题目，比方《锦缠道》是友谊主题的作业。当时想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所以我每布置一篇，也规定自己写一篇交作业。当然在课堂上，我不会讨论我自己的作品。每一次出题，我都会让学生尝试一两种写作技巧。比如先写好结尾再倒推上去，如书中的《步步娇》，或者两条线的交织。学生会倾听你的意见，但从交上来的作业看，他们其实并不会真的听从你的意见。倒是我作为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

上书房：教学相长。

张怡微：对。我是2017年入职复旦大学的，到今年一共教了5年书，所以这本小说里的12篇文章，也是过去5年慢慢写作积累的成果。写作节奏差不多是一年写两个短篇。我是个急性子，但这次写得很慢，很磨性子。

【2】

上书房：教师生涯怎么样？

张怡微：哈哈，学生都很年轻，他们是“95后”“00后”，看到他们我真的已经不好意思再说自己是青年作家了，真的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疫情对我们的教学生活影响很大，好几次我下课，刚刚让学生走出教室，微信群就通知哪里出状况了。今年大量的课程又都是网课，没有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这种感觉总让人不踏实。

上书房：毕业后专职从事写作的学生多吗？

张怡微：1/3的学生毕业后去游戏公司、互联网公司工作，选择留学和读博的也占一部分，还有一些去广义上的文化行业工作，也有部分选择从事编剧、编辑和写作。

上书房：年轻人会在创作中写些什么？

张怡微：大家写得比较多的是科幻、架空，还有一些成长的经验，包括原生家庭、童年生活、自我成长这些。基本上都挺中规中矩的，没有特别先锋的表达。这几年有几位在戏剧舞台剧创作、新诗写作上很有才华的同学，因为我都没有写过这些类型，所以其实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上书房：感觉没什么爱情主题？

张怡微：过去的年轻人初识人性的复杂，比如说人生第一次尝到期盼和被背叛的滋味，利益权衡后的决策，感受到不同文化和人群差异带来的冲击等，大多先通过爱情的体验。爱情是感受复杂的媒介。但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人性和社会复杂面的渠道实在太多了，所以谈恋爱反而变成一件不那么优先的事情了。

还有就是，作为社交媒体一代，对谈恋爱如何界定，恋爱可能是一个消费行为，可能是风俗（过不完的购物节）、权力关系的模型、极端心理体验，或是一个交代。不同的界定，就会有不同的故事，但都不是很好写。以前通俗小说会写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回不去了，不仅是情感，而且也是外部世界的变迁。有关权力、极端心灵体验，带有临床心理学知识背景的故事也是有的。总的来说，爱情很难写，其实友谊也不好写，亲情是最容易的，其中蕴含的细微差异，也是最不容易被理解到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经验和故事，就不再需要小说提供稀缺经验。

上书房：我看到你在《缕缕金》里写女主角机场偶遇初恋，他们因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不在一起，因此没有互加微信。寒暄后互加微信时，女主角对把男孩分在什么组踌躇不已。最后她把他放在“家人领导”一组，看上去很亲厚，但其实这是她发朋友圈会最先屏蔽的组别。你写道：“朋友圈像是一个奇特的舞台，制造着幻觉，将生活里不必真正相遇的人凝聚在一起，用‘小心心’歌颂真善美。放在以前，这样的事只有在婚礼上和葬礼上才会发生。”

这些观察很有意思。好像在你的小说里，社交媒体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似近实远了。

张怡微：对，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于用手机维持着恋爱体征。就好像医院里奄奄一息的病人，仪器在维持和显示着他的生命体征。从技术上看，有了社交媒体，天涯若比邻，但另一方面，有了社交媒体，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当一天恋人撞一天钟。这里面有很多枯燥的东西，是很灰暗的。没有人每天都能过得像朋友圈那么精彩啊。戈夫曼写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到了这个时代，可能就是朋友圈黑板报。

我在《四合如意》里写了很多因为有高科技手段才能实施的扮演，比如扮演一个用视频对父亲尽孝，其实父女关系冷漠的女儿；扮演一个家里看上去很整洁其实只是用心挑选了视频背景的人；扮演了一个有约会对象其实根本没有投入感情的人；或者扮演一个正义凛然在网上冲锋陷阵的角色。这里面有一种荒谬。身处其中的人是很恐惧无聊的，这就是耕耘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价值所在。

【3】

上书房：你可以视扮演为一种虚假。但有时你也会在扮演中趋近真实。假作真时真亦假，反之亦然。

张怡微：我在《锦缠道》里，写了上海两个女孩学习音乐的故事。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两人加入了一个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电子琴交响乐团”。所有的乐器其实都是电子琴，不同电子琴扮演不同声部，比如小提琴、大提琴、管乐，这来自我的真实经历，我曾经就是上海市贺绿汀电子琴交响乐团的成员。小时候每周我要去乐团排练，在这个交响乐团里担任的是打击乐声部，就是一名“鼓手”，但是没有真的鼓，我常常要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站好几个小时，最后在电子琴上“敲”这么几下，演出就结束了。这让我觉得非常枯燥。

我后来想，电子琴在扮演别的乐器，我又在扮演什么？

当小说里的女孩年过30岁，再次走进乐器行时，导购开口就问:“您是给孩子买乐器吗”这句话。那么辛苦扮演一场，到最后世人想当然觉得台上接下去的戏和你无关了。你也不用再扮演了。这种感觉怅然若失。

写这些倒不是我要批判什么，而是展示一种事实和无奈。我曾经是一个好辩的人，一旦有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在网上和人争辩，但随着自己年纪增长，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更宽容了。即使面对人身攻击或者诽谤，我也能继续专注自己的事情。年纪的增长把我从扮演一个青年女人的角色中解放了出来。

比如过去我对不会化妆很焦虑，对别人的青眼和批评很焦虑，现在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我就是这么个样子了。久而久之，大家也认同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最终反而得到了一种真实。

青年作家张怡微

上书房：写作之余，现在还弹不弹电子琴？

张怡微：不弹了。我实在是没什么音乐细胞。小时候妈妈每周拉着我去学琴、学画，最后学了几年都没什么结果，便不再学了。但我当时很顺从，明明不喜欢但不敢说，在家练琴很卖力，那是因为父母常常争吵，用琴声可以遮蔽这种争吵。我父母年轻时都是文艺爱好者，父亲会拉二胡。母亲曾报考沪剧团还被录取了，但最终因为家里人不同意，她没有当演员而是进厂了。我小时候，经常鼓励她去唱戏。因为她一投入唱戏就无暇管我。家里常年萦绕着她唱戏的声音，我后来对曲牌、对戏剧有所熟悉，也是拜她所赐。

王安忆老师在《匿名》中写了一个人，因为阴差阳错的绑架案被弃山坳，他又失忆了，遗忘了姓名、身份和来路，改变了身形面貌，只记得不连续的语言与文字。后来他语言能力片段式恢复，在大山里对陌生人唱歌，唱到一段沪剧《从前有个小姑娘》。这个阅读感受非常神奇。也许别人对这段戏不熟悉，但我一看脑子里就有了旋律，那是我妈妈一直对着我唱的丁是娥的《鸡毛飞上天》选段。

上书房：那么多年过去，你觉得你治愈童年了吗？

张怡微：早就治愈了。有人说不幸的童年是写作的源泉，但这个源泉能提供的养分是非常有限的。只是我到了当年父母的年纪，身边的朋友也陆续进入婚姻和家庭，当大家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烦恼时，我会识别和反思，仅此而已。

在一段关系里，一个人执着去做一些事，可能背后有他的价值投射。他表达一些感情，可能有他说不出的潜在原因。这背后有非常多心理学的原因，不健康的依恋和控制，自卑与恐惧。我觉得接受自己的有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很重要。家庭只是一个镜像，童年也只是一个镜像。

上书房：我看到梁永安老师在做《四合如意》新书分享的嘉宾时说，“现实中我们很多热烈的感情，其实不是热烈的感情，而是因为我们不会恋爱，只好用激烈的方式去实现它、表达它。”

张怡微：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论文的人，我每天都会看很多不是我专业的论文，然后从中找到很多细节。我们现在论文也越写越卷，很多社会学、人类学的论文其实比文学写得好，有大量的细节，它们也讨论家庭。但我在其他文章中也讲过，我们跟社会科学不一样的一点是，从事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人要归类，他们要找大量的例子，最后得出可以反复应用的结论，文学反而是要发现个别。

这两种创作方式或者研究方式都呈现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也帮助我重新来看人与人的关系。

社交媒体对传统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也暴露出一些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东西，对此我们无力改变，但我们能在这个时代当中重新去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定义。

比如恋爱，比如家庭，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去破坏它，为什么要去认识它，为什么要去谅解和理解，这也是写作的一个目的。很多年来，我和读者一起成长，一起感受到了外部世界剧烈变化时内心的冲击，一起经历求学、疫情，经历适合婚育的年纪，承受人之为人的各种考验，这些考验在科技的映照下，更显出幸福难求和命运的无解。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