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客坐滑竿儿上山被网暴看司马南是怎么输的

对坐滑竿上山的游客进行网暴早已有之，以前的游客都觉得自己理亏，选择息事宁人，让时间遗忘；这位旅游博主在网络反击好像是第一次，考虑到一名旅游博主背后粉丝的支持，相较于一般个体，确实有反击的勇气与实力。

有观点认为批评者是站在“把经济问题道德化”的角度来实施网暴，也就是俗称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种观点显然未涉及到问题的本质。

试想，游客与滑竿师傅都没钱，游客自然无法雇佣滑竿师傅抬轿子，滑竿师傅没钱可赚，自然会转行。同理，游客与滑竿师傅都有钱，滑竿师傅就不需要做这份苦力活，甚至会可以成为游客的一部分；游客请不到滑竿师傅，自然只能自己爬山。

批评游客享受抬价的背后体现的是对社会不公平的批判，是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网暴，其本质是极左的极端公平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是绝对公平的，任何造成不公平的社会因素都是错的，都应予以抨击，他们的使命是销毁一切不公平制度。令人羞愧的是，抱有这种思想的人，真让其拿出个人收入与滑竿师傅收入平等时，自然是避之不及，不愿意的。

西游记师徒三人路遇车迟国斩杀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三位大仙在车迟国为非作歹，残杀百姓？并没有。三位大仙不仅对唐僧肉毫不感兴趣，反而帮助车迟国解脱了旱魃,保护百姓五谷丰登，唯一错的地方在于打压佛教，强迫和尚担任仆人、做苦力。

打压佛教真的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佛教发展到达了极盛。北魏末期，北朝的寺庙有3万多座，僧尼数量达到了300万，占据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果和尚始终保持着救济他人、乐善好施的信念普度众生，佛教会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但南北朝佛教却以寺院为中心，形成了寺院经济。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垦殖土地，兼涉商利，许多寺院僧尼凭借寺院经济而富裕起来，并且涉足商业、高利贷等行业；统治阶层大规模向寺庙赠与土地，使得寺院经济急剧膨胀。

寺院广占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寺院的僧人不需要缴纳赋税，也不需要承担徭役，得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减少；僧尼还从事高利贷行业，寺院收债不顾水旱灾害强征勒索，加重了阶级矛盾；僧尼腐化，在寺院中酿酒、藏匿妇女，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这迫使南北朝开启了两次大规模灭佛，其中周武灭佛一度使300万僧侣还俗。

想必车迟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僧侣不仅无法求雨解除大旱危机，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反而因势力发展过快，影响到了王权稳定。此时，在三仙成功求雨确保王权稳固情况下，王权毅然选择对僧侣痛下杀手。

师徒四人诛杀三仙，灭道扶佛的行为是典型的只讲立场不讲是非的极左观念，这种观念根本不考虑其行为会造成何种后果——三仙死了，车迟国再遇干旱怎么办？指望本就指望不上的僧侣？

极左是一剂毒药，可以摧毁一切，但难以在废墟上建设，因建设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恰如儒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只有勤政爱民、轻徭薄赋一样，极左在经济建设领域只会批判市场经济的危害，但真让他们建设经济的时候，却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正如深圳特区建设时，计划派认为深圳特区会让中国变色，当自由派提出计划派也可以画一个地方用自己的方式搞建设时，计划派闭嘴了。这里的计划派仅是左，还远远达不上极左。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成为文坛最大的文学集团，其骨干和主要成分来自内战前线从事政治宣传的文学青年和党员作家。因其组成人员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和党内干部思想联系相当密切，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当时苏联极左文化思潮的代表。

1929年春，斯大林通过写信的方式对协会予以了官方支持，这一撑腰行为使协会产生了吞并其他派别和团体、垄断文坛的野心。这必然触动了文坛其他派别和团队的利益，当时有比协会更左的团队认为协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

1929年10月，《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协会在党的一般路线问题上没有明确性，其主要领导人又被“揭发”“同所谓的右倾调和主义划不清界线”，而领导层对主要领导人又采取了姑息态度。

这种形式下，协会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斯大林也放弃了之前的支持，转而批判其政治上的右倾。1932年，协会被取消。

通常情况下极左是无敌的，因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手持公平的长剑，稍有反驳都会被扣上受资本主义毒害的帽子。如何对付极左？就是站在更左的角度，抨击其右倾。

复姓司马输得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