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科技扶贫兴农的中国故事

（本文从新浪博客搬家过来，新浪博客上线时间：2020-10-12 19:36:05；现将在新浪博客上线时的原标题、所附的图片和引述精简，保持了文章原貌，新拍了一张配图。）

这是我应人民出版社之邀，作为《数字科技：扶贫兴农新利器》一书的主编，为该书撰写的序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数字科技：扶贫兴农新利器》，是由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数字科技公司、科研和扶贫机构的专家共同撰写，主要反映中国在“十三五”期间，数字科技在“三农”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合作成果。

数字科技扶贫兴农，是指人们将数字科技的规律、理念、技术等应用于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帮助农村贫困主体摆脱贫困，帮助农民走向富裕和幸福的社会实践。我们当前正处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信息时代。数字科技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可以被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用于扶贫和兴农。事实上，以数字科技助力扶贫兴农，已成为中国明确提出的重大国策，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也是“十三五”期间扶贫兴农领域真实发生、并取得显著进展的社会存在。

“十三五”时期，数字科技已被广泛应用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领域，渗透到扶贫的社会动员、资源投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救济保障、项目管理等工作中，体现在贫困主体的生产生活、技能培训、创业发展、转移就业等脱贫的各方面。本书的作者分别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社交互联网、农村电商、数字化智能物流、短视频与直播、消费新模式、数字金融、“互联网+医疗健康”、远程教育等不同角度，向读者介绍了数字科技相关应用的特点，回顾了“十三五”期间相关数字科技在“三农”，尤其是在农村扶贫领域应用的情况，甚至还展望了数字科技应用于乡村振兴的前景。也因此，本书从多方面向读者讲述了“十三五”期间数字科技助力扶贫兴农的中国故事，立体化展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新探索、新经验。

数字科技扶贫兴农，是信息科技发展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阶段并实际应用于扶贫减贫和“三农”领域的产物。数字科技是当今信息高科技时代给人类反贫困和共享发展带来的新利器。

数字科技主要通过以下特点和途径，赋能扶贫兴农。

一是广泛连接性。广泛连接，是数字化网络赋予用户的最重要、起基础作用的能力。如书里中国电信、杭州闻远科技、腾讯集团、中国移动的专家所述，数字科技应用于扶贫兴农，可以帮助贫困主体和广大农民打破时空阻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信息、连接市场、连接服务、连接资源、连接就业与发展机会。移动社交互联网，还可以更便捷地连接情感、连接社区、连接财富。新基建通过多种数字技术的交汇、叠加，将进一步拓展连接，并在此基础上，为数字科技的更广泛深入应用奠定新基础。

二是应用精准性。应用精准，离不开大数据的应用。如书中浪潮质量码、浙江甲骨文超级码满天星区块链技术、京东数字化智能物流等案例所示，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扶贫工作，有助于对贫困主体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要求；将大数据、区块链等应用于农产品追溯，有助于精准实现产销对接和消费扶贫采购，保障质量安全；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物流，可精准地解决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供应链的痛点，让扶贫兴农更加有的放矢。

三是智能高效性。智能高效，是人们应用数字科技所要追求的结果。就像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农信互联科技集团、拼多多、快手科技等案例显示的那样，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视频直播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广大农民、农业企业等经济主体，带来新要素、新工具、新算力、新流程，促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让他们可以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地开展生产和经营、提供服务，降低成本、优化结构，从而提升整体发展的质量、价值与收益。

四是普惠包容性。普惠包容，是指数字技术创新让应用的门槛不断降低，从而惠及包括贫困主体在内的弱势群体和普罗大众。数字技术性能的不断改进、价格下降，平台经济用户的日益普及，使数字化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促进了消费升级和共享经济和共享经济、共享服务的发展。如书中快手科技在短视频和直播、天鹅到家在消费新模式、中和农信等在数字金融、好大夫在线在远程医疗、尚德机构在远程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案例所示，数字技术已成为贫困主体和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新帮手，成为他们更平等和更方便地享受公共服务、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手段。

减贫消贫，共享发展福祉，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相继发布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都将反贫困放在了首要位置。

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全球大会，提出要在2015年年底前，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降低一半。由各成员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将此愿景化为8个发展目标，并正式作出政治承诺。在随后的15年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取得了明显进展。根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的数据，全球每天收入低于1.25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90年的19亿人下降到2015年的8.36亿人，他们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从近一半降到14%。

然而，各地区和国家的减贫进展很不平衡，全球仍有数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于是，2015年，联合国又制定了新的、包含17项具体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新目标要求，到2030年，按各国标准界定的贫困人口至少再减一半，要使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较大程度上覆盖到穷人和弱势群体，让他们可平等享有获取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享有基本服务等权利。

全球减贫的任务依然繁重。减贫，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足够的资源投入和坚定的政治意愿外，还要有针对性的措施，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面对当代数字科技带来的重大机遇，用好数字科技，越来越成为扶贫减贫的必要之选。

国际组织重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在减贫中的作用由来已久。早在1984年，国际电信联盟著名的“美特兰（Maitland）报告”——《缺失的环节（the Missing Link）》，就提出要通过发展电信基础设施，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开发和减贫。1994年和1995年，世界银行连续两年的报告都提到IN4D（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的缩写，即以信息促发展），1995年开始还专门设立了名为InfoDev的专项基金。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鸿沟问题更是强烈触动了各国战略决策者们的神经。联合国分别于2003年、2005年两次召开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明确把弥合数字鸿沟，以信息通信技术助脱贫、促发展，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手段。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赋予穷人，特别是生活在边远地区、农村和边缘化城区的穷人，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使其藉此摆脱贫困” [1] 。

近年，自联合国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国际社会对数字科技扶贫减贫的重视有增无减。世界银行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就以“数字红利”为报告主题。该报告充分肯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就业、提高效率、改善公共服务等，来促进包容性发展与创新，从而助力减贫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大量引用了中国的特别是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成功案例；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可能带来过度集中、不平等和信息控制等风险，建议采取配套机制，以便让数字红利得以充分释放。

2019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终结贫困，投资于机会》，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利用数字创新带来的机遇，缩小数字鸿沟。同时，报告还特别提出，数字时代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和对技能的要求，强调要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终身学习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提高家庭和社区抗风险的韧性，来消除极端贫困，推进共享繁荣。

然而，利用数字科技扶贫减贫，绝非轻而易举。

首先是场景的挑战。数字科技扶贫，是通过将数字科技应用于和改变贫困发生的场景、作用在贫困主体身上，并产生减贫脱贫效果来实现的。特别是在区域性的贫困场景之下，贫困主体致贫，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往往是自然、区位、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条件造成的。而这些与地域场景相关、导致贫困主体发生贫困的因素，又会成为数字科技在当地应用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其次是技术的挑战。数字科技扶贫，需要具备起码的技术条件。一个贫困山区如果连简单的电信通信都不能实现，那里的人们便无法利用网络与外界沟通，并开展网络扶贫脱贫活动；数字科技扶贫还要帮助当地贫困主体掌握相应的技能，才能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让数字科技变成他们手中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有力工具。应对技术的挑战，必须开展数字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的建设；而这种数字科技能力基建的过程，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和时间，给贫困地区带来沉重的压力。

再次是应用的挑战。即使借助各方面的力量，人们在贫困场景下建成了一定的数字科技能力，也不等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预期的扶贫减贫效果。建成的数字科技能力是需要被有效应用的。不能应用，建成的能力就会被闲置，就变成了摆设；不能有效应用，前期和后续的资源投入便是白费。中国数字科技扶贫的实践表明，数字科技应用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与建设阶段相比，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是机制的挑战。在数字科技扶贫的过程中，从规划设计、社会动员、资源投入、项目建设与推进，到形成可落地的应用系统并实施运作、效果测评与方案调整、后续跟进乃至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政府、公益、市场等众多因素的相当复杂的实践过程。如果没有适宜的机制保障，即使有良好的扶贫意愿也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人类减贫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据国务院扶贫办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9年年底，中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特别是2015年以来，中国在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于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16年，国务院制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国家脱贫攻坚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以数字科技助力扶贫，纳入了“十三五”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制定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部署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五大工程，要求“到2020年，网络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建立起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实现网络覆盖、信息覆盖、服务覆盖。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电商服务通达乡镇，带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效益明显，网络教育、网络文化、互联网医疗帮助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有效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切实打开孩子通过网络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网络就业创业改变命运的通道，显著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为脱贫摘帽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

到2019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已由2012年的9899万人和10.2%，分别下降到551万人和0.6%。全国832个贫困县减少至52个。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战的既定目标，将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标志着中国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议程规定的减贫目标。这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利用数字科技助力实现减贫目标，是我们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的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因此，农村也就成为数字科技扶贫的主战场。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域农村之间差距明显，农业农村信息化、数字化以往的基础相当薄弱、建设难度高，其中，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条件就更加不利。因此，在中国农村开展数字科技扶贫，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没有国家在加强“三农”工作以及在反贫困上的战略定力，没有对数字科技在扶贫兴农上的正确决策、持续支持和发展积累，就不可能有“十三五”期间的数字科技扶贫成果。

二是精准聚焦，提高绩效。中国扶贫工作指导方针近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转变为“精确滴灌”式的精准扶贫。为此，通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摸排形成对现行贫困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主体的数据，为保证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奠定了基础，也为数字科技扶贫明确了帮扶对象和工作方向。事实也是如此，在“十三五”期间数字科技扶贫过程中，有了在精准识别基础上的精确施策为保证，便提高了数字科技扶贫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帮扶工作的绩效。

三是整合资源，合力攻坚。国家围绕脱贫攻坚所需的资金、用地、科技和人才等资源，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支持政策，优先部署和推进了相关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更多资源投向贫困地区并得到更有效利用。首先，政府加大了扶贫资源投入，允许贫困地区根据当地需要整合使用国家财政资金；其次，不断拓宽公益帮扶渠道，组织开展消费扶贫；最后，鼓励企业、尤其是数字科技企业积极创新信息扶贫、网络扶贫方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举措在“十三五”期间数字科技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因地制宜、示范引领。数字科技扶贫落地并获得实效的关键，是要在数字科技扶贫的项目实施、产业发展、市场对接和价值实现的链条中，探索、构建精准地连接、带动、惠益贫困主体的有效方式，以便真正让贫困主体参与进来，分享到数字科技建设与应用带来的好处。鉴于具体的数字科技及其扶贫应用场景两方面的复杂多样性，因地制宜、鼓励探索、试点创新、交流合作，就成为推进数字科技扶贫、提高其实施绩效的必要之举。其中，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特别是让数字科技扶贫的受益者现身说法，是吸引更多贫困主体参与进来的有效方式。

五是机制保障，持续护航。中国在长期扶贫工作中，建立起政府主导下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的体制机制，如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部委、央企和机构定点扶贫，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广泛参与，各种扶贫联盟、组织、线上线下的平台、公益渠道，公益众筹、扶贫捐赠和志愿者行动等。这些为数字科技扶贫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机制保障。其中，在市场化领域，国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促进扶贫产业、扶贫就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对市场创新中出现的新问题，采取发展与监管并重、审慎包容的监管方针；支持对贫困主体和广大农民开展智能手机、电商等技能培训，重视对本土人才和创业致富带头人的培养等，都是不断提高数字科技脱贫内生能力的长效措施。

中国数字科技助力扶贫兴农的新实践、新经验，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球反贫困事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把这些新实践、新经验记录、总结和呈现出来，讲好数字科技扶贫兴农的中国故事，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用意所在。

由活跃在数字科技扶贫兴农前沿的科技企业、科研与扶贫机构的专家执笔著述，好处显而易见。他们既有理论，更有实践；写的是他们的所思所悟，说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由他们来讲述企业亲历的故事，相信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如果说有不足的话，也许主要是企业专家所举的案例、所表达的观点会受企业的立场所限，比如，没能把竞争对手的贡献介绍出来－－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我们也邀请了一批第三方专家，对文章作者所讨论的内容、所讲的故事进行点评。希望这能给读者在阅读时，提供更多的参考。

本书共15章，按数字科技给用户的主要赋能广泛连接、应用精准、智能高效、普惠包容的作用，分为四大部分，具体编排如下。

第一部分，重点讲述数字科技在广泛连接方面的故事。前4章主要内容分别为：互联网帮助用户连接信息；农村电商帮助连接市场、连接资源、连接就业和创收的机会；移动社交互联网帮助连接情感、连接社区、连接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与财富；新基建，即在广泛连接基础上多种数字技术的汇聚、叠加，为扶贫兴农奠定新基础，创造新机遇。

第二部分，重点讲述数字科技在应用精准方面的故事。第5—7章讲述了数字科技，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如何助力实现：扶贫工作的精准；包括扶贫产品在内的农村产品在市场对接和价值实现上的精准；物流的精准，即精准解决贫困地区物流痛点，助力当地农产品融入现代数字化智能物流体系。

第三部分，重点讲述数字科技在智能高效方面的故事。第8—11章的侧重点，分别是云计算、物联网、数字供应链、短视频和直播，核心是讨论数字科技新要素、新工具、新流程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包括算力向智能高效化转型、农业向智能高效化转型、产销一体的供应链向智能高效化转型和传统平台电商营销方式向社交电商、场景电商、内容电商的智能高效化转型。

第四部分，重点讲述数字科技在普惠包容方面的故事。第12—15章分别讲：消费升级新模式带来的包容性发展，数字金融带来的包容性发展，以及数字网络新技术给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用户在健康、教育上带来的包容性发展。

文章排列的先后顺序，与各作者所属企业、机构的性质、规模等无关，更不代表他们在扶贫兴农中的贡献大小或“重要性”的高低。所有为中国脱贫攻坚作出贡献的人、公司、机构，都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汪向东

2020年8月31日

[1] 2003年世界信息社会峰会通过的题为《建设信息社会：新千年的全球性挑战》的《原则宣言》。

[2]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文 加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中国网信网，见http://www.cac.gov.cn/2016-10/27/c_11198013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