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

家乡地处横断山腹地，除了山就是箐，除了箐还是山，千百年来一直都被一重重的山，一道道的箐围困着，实现“三通”还是近年来的事。因而如今推窗望月，开门见山，闲瞅云卷云舒，笑看花落花开，感觉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谈起几乎与世隔绝的早年间的往事，却总是教人禁不住发出一串串沉重的叹息。

祖祖辈辈守着这穷乡僻壤，白日里脸朝黄土背朝天，风一阵雨一阵，忙活不完的穷活计。等收了地头的活计回到家里头，全身已也没一点力气了，火气倒是满肚子都是，吃饭时不能不喝上两盅消消乏解解闷。可喝着喝着喝高兴了关起门来搂着老婆上床去还有个乐子可找，要是越喝越烦闷除了揪住老婆的辫子，拳打脚踢地招呼上一阵子，累了再呼哧呼哧倒头大睡，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了。一日日一月月，一岁岁一年年，一朝朝一代代，男人们干活，喝酒，睡老婆，打老婆。女人们干活，陪睡，挨打，生小孩。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仿佛不打老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没挨过男人打的女人就更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不贫穷就不能算山里人。这就是家乡，这就是家乡人，这就是家乡人的生活！

或许，父亲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因为他从没打过母亲。母亲也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因为她从没挨过父亲打。幸好他们也一串串生孩子，他们的光景也一年更比一年惨，因此倒也还不至于被视为另类驱逐出境。

父亲目不识丁，是赶一趟集回来要捧出一捧苞谷籽一五一十念念有词扒拉半晌算收支帐的庄稼汉，根本就没有学识没有修养没有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资本。父母亲就连“爱”字都是老了后才在电视里听到过的，更不知道爱字怎么写，所以父亲不打母亲不是因为爱而不打，母亲不挨父亲打也不是因为爱而不挨打。只不过是在父亲看来，如果把一个家庭看作是一方房屋，男人就是顶梁的大柱挑顶的横梁遮雨的房顶，而女人则是挡住寒风热浪侵袭，确保房屋内温馨宁静的墙。乍一看，只要有柱子顶着大梁，有横梁挑着屋顶，一方房屋就不至于倒塌了，其实不然，没有墙壁的房屋并不是房屋，只是凉亭、凉棚，凉亭凉棚是只能供路人避雨躲凉歇脚，而不能当作居家的房屋的。一个稳固的家庭少不了一个强壮的男人，同样少不了一个健康的女人。不论男女，人的躯体人的生命有时是极其顽强的，有时候又是极端脆弱的，哪个男人敢保证由着性子挥拳踢腿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女人一旦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一方房屋也就失去了坚固的墙壁，一个家庭也就风雨飘摇了。父亲非但不像别的男人一样把打老婆看成是男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向母亲挥拳弄腿，就算有天大的怨愤憋闷都只会自己默默地承受，从来不朝母亲发火，喝斥母亲，因为他不相信一个伤了心的女人还会是一个健康的女人一堵坚固的墙壁，能和自己共同维护家庭恒久的稳固。世间有太多岁寒暑酷的艰辛，生活中太多不可预测的磨难，尤其是他们当时置身的那个年代，他更需要母亲始终与他一道面对所有的艰辛所有的磨难。

人说饱暖思淫欲，这话大谬不然。食欲性欲都是生理欲念，饥火欲火同样是焚身的火，一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只会助长另一种欲望的膨胀。五六十年代，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举国上下大抵如此，更何况贫穷偏僻的家乡？一谈到吃，人们想到的不是大米白面，甚至连苦荞面苞谷面都不是，而是粗糠野菜，是树皮草根，就是观音土也常常被饥饿的人们当作食物往嘴里塞。不管名称有多好听，土就是土，观音土也同样毫无养分可言，没有营养也就罢了，还会因为无法消化导致腹胀、便秘，排泄不出来，只有用手指头一点点从肛门里抠出来。吃过观音土的人太多太多，可要问是忍饥耐饿更难受，还是经受腹胀便秘更令人痛苦，竟然没人能说得上来，都说前心贴后背饿得发慌的时候觉得腹胀便秘的痛苦要来得轻点，禁不住胀痛的时候又觉得饥饿好像更容易承受一些。吞着粗糠野菜，嚼着树皮草根，经受着饥饿和吃观音土导致的腹痛便秘，人们一样打老婆，睡老婆，一样一串一串地繁衍后代子孙。

说到繁衍后代，养儿防老的心态毋庸置疑是为人所共有的，但当时寨子里的人们之所以成串成串地生儿育女，可就并不都是为了养儿防老，像耕耘贫瘠的土地广种薄收，多生养一个子女能多争取一份防老的保障，而是因为男女交媾成了唯一的“精神生活”了。“早生贵子早得福”、“多子多孙多福禄”这些话不管是一男一女抱一床草席往茅草棚里一钻就算“洞房花烛”的那呵年，还是有了比较丰裕的物质条件摆长街喜筵的如今，都是人们必不可少的道贺的吉利话。可现今不好说，在往昔绝对是一句废话，屁话！一夫一妻二人生活都说不出是饥饿更难忍受，还是吃观音土腹胀便秘更痛苦了，养大一个小孩毕竟不同于栽种一棵草一棵树，无非也就多浇几瓢水。多养一个孩子，生活中的苦难那还不几何级递增？生养两三个子女防老，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再多了，那可就变成还孽债了。在后来开展计划生育中山寨里演绎出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典故事足以引以为证：猴急得就连脱脱衣服裤子都嫌麻烦的财宝在跟老婆上床前也不会忘了照计生员的示范动作，再急，好歹也得先把安全套端端正正地套在左手拇指上才敢放心办事。得贵和福德就更不容易了，在跟老婆办事之前，一个遵照计生员“大的两片，小的一片”的嘱咐，把避孕药分发给全家人，大人每人吃两片，小孩每人吃一片。一个按计生员“一定要坚持”的交代，要不厌其烦地烧开锅，把避孕套放锅里头煎炸，再怎么难以咀嚼吞咽，也非得要先嚼碎了吞下去才敢办事（“一定要坚持”，被他听成“一定要煎吃”了）。

父母亲都目不识丁，不过还都算得上是精明人，不可能不知道多一张嘴吃饭，他们肚子里头就会少几颗充饥的粮，多一人穿衣，他们身上就会少一片御寒的布，只是他们那时候还没听说过什么叫计划生育，像财宝、得贵和福德他们一样或者把安全套往手拇指上戴、“煎吃”，或者全家将避孕药按“医嘱”分而食之的荣幸都无从谈起，频繁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对他们来说完全还是“不可抗力”。

记得早年间曾在一部已经记不起作者和书名的书籍上看到过一句这样的感叹——爹娘生我不为我，只为当时图快活。我想，这可以说也是家乡人繁衍后代，我的父母亲生育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真实写照吧。可不管父母亲是为了多生养几个儿女多几分防老的保障也好，或者完全只是因为“当时图快活”，因为“不可抗力”把我们带到人世间也罢，他们生育我们，每生下一个，都当作了宝贝，不惜榨干自己的脊髓，给予精心呵护和尽力的扶持。因而在这说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图快活”因为“不可抗力”把我们带到人世，心里头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轻薄和戏谑的成分，有的只是沉重和感慨。

有的生命是极其顽强的，任其如草木般自生自灭，它仍然顽强地蓬勃生长；有的生命却又是极其脆弱的，就是时时捧在手心里，也会像冰雪一样消溶，像芦花一样飘飞。父母亲和别人一样一串一串地生儿育女，别人家的儿女自小咽粗糠野菜，嚼树皮草根，挖观音土裹腹，一年四季像肉球一样在泥地里打滚，长到十多岁双脚没跟鞋子亲近过，脚板一层层厚厚的茧皮，就是踩在尖利的老虎刺上，也只会把刺给踩断，而不会被刺伤，还是生养一个长成一个，生养两个长成一双。我们弟兄姐妹的命却就那么娇嫩、脆弱，好歹一日两餐都是苞谷饭，好歹身上一年总会有一身新衣，好歹脚上从小到大都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父亲买的“解放鞋”，可老大、老六、老八都在十岁前夭折，老三更是二十多时早逝，生养了九个，却只成活了五人。

“命中只有一斛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这些都是父亲的口头禅，几乎随时都被他挂在嘴上。照理说，由此看来他应当是个随遇而安，也能够因此而可以少经受一些生活的磨难人世的艰辛的人，可他说起来是一套，真正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套。说到居家生活，只要寨子里头还有一家人吃干的，我们家锅里头就不能熬稀的，只要寨子里头还有一个人穿鞋，就不容我们弟兄姐妹光脚，只要寨子里头还有一个人身上穿着囫囵衣服，就决不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衣服上有太多的补疤，只要学堂里还有老师站在讲台上，到了年纪就要打发我们背上书包进学堂。我们弟兄姐妹有新衣新鞋，父母亲也有新衣新鞋，不同的是我们的新衣一年一套，过年时候穿上了，除非浆洗就不再下身了。而父母亲的新衣做客时穿半晌，赶集时穿一日，过年时再穿几天，别的时间都压在箱底不舍得穿，平时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比棉袄都要厚实的破衣烂衫。尤其是父亲，一到地头，就连缝补得比棉袄还厚实的“百衲衣”也不舍得穿，脱下来放在田埂上，净光的脊梁晴天整天被烈日晒得都要“滋滋滋”地冒烟，雨天整天被雨水“唰唰唰”地侵袭，到了冬天成天承受冰冷的风刀“嗖嗖嗖”地剜割。一身新衣穿了一年又一年，永远都是“新”的。说到鞋子我至今都会有一种钻心的痛，父亲似乎从来都没穿过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不是母亲不给他做，母亲给他做的鞋只会比我们多，不会比我们少。但一双又一双，他也不管尺码大不大，全都匀给我们穿了，他就是穿自己打的草鞋都觉得奢侈，一双解放鞋更是被他当作做客时的专用品了，做客路上还一路上不是别在腰间就是提在手上，快进村时才会穿上。不管干天雨季冬日都光着脚丫子，脚板心的茧皮常年四季裂缝一道又一道，每逢冬季，那裂缝就如一张张大嘴，莫不夸张地咧着，鲜血淋淋漓漓。实在打熬不住了，常常临睡前洗净裂缝，从棉被里扯些棉絮搓成条状，蘸上新鲜的赤松松脂，塞到裂缝中，再用火引燃“焊接弥合”，弄得一屋子烧烤味。搓棉条蘸松脂的事他可以一手操办，而“焊接”的事就只有母亲来代劳了，母亲淌着泪一边抖颤着手“操作”，一边抖颤着声问“疼不疼？疼不疼？”父亲则一边背过头去痛得“咝咝咝”地直吸冷气，一边尽量平静语气连声回应“没得事，不疼！没得事，不疼！”

脚是那么一双脚，一双厚实的手也好不到哪儿去，粗糙得胜过砂轮，跟松树皮也没什么两样。有一次他随大舅出山赶三月街，夜里留宿在大舅城里的父母家，躺在宽敞整洁的客房里那松软厚实的床上，盖在身上的棉被被里倒也一样是棉布，被面却是绸缎，一双千沟万壑不堪入目的脚捂在温暖厚实的棉被里倒是从未有过地舒坦了，而两只放在棉被上的手只要稍稍一动，就在缎面上“嗞啦啦”划拉出一串串刺耳的声响。恨自己的手粗糙丑陋，心疼光鲜华贵的缎子被面，还担心主人家听到了生嫌，为了避免睡着了双手无意识地在被面上摩挲，破坏了缎面的光洁，惊扰了别人的睡梦，他竟在夜幕中圆睁双眼，一动不动地熬过了一个无眠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一身酸痛，一脸颓废，事隔多年，他想起那一次经历还禁不住一脸苦笑。

种田宁可亏了自己也不肯薄待田地，做人哪怕是吃点亏也不打紧，就是千万不能丢了颜面。这就是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事的信条，为人的准则。父亲一生干活就如同做人，早年间在生产队的地里干生产队的活计，别人犁田时一犁沟与一犁沟相隔一抬杠，就图一个轻省；薅苞谷时，空地里“哗”地捞一锄头泥，“唰”地盖住一大片杂草，净玩“猫盖屎”的花招。欲速则不达，往往不得不在生产队长的吆喝下返工，重头来过。而父亲犁田的时候一犁沟紧接着一犁沟，一丝不苟，薅地的时候“噌噌噌”铲尽禾苗根部的杂草才又精心挖土培土，决不拖泥带水，从来不用生产队长操心。

父亲不打母亲不骂母亲，不过他也喝酒，并且酒量深不可测，三海碗五海碗的也曾见他喝过，就是没人见到过他什么时候说过醉话发过酒疯钻过桌子底。父亲喝酒也完全与别人不一样，别人喝酒通常都是泯一口吐一大堆废话，抿一口又一大堆酒话，父亲“口子陡”，若非陪客的时候，绝不浅斟慢酌，“咕咕咕咕”几口就喝干。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耗不起时间。

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父亲每天都天还没亮就已经走出家门，天没黑净准不回家，就连一日两餐通常都是母亲打发我们给他送到地头送到山里，一年四季但凡天色还有一丝亮光，难得在家中见到他的身影。天黑了，回家了，别人开始了喝酒发酒疯打老婆的夜生活，他喝上两盅解解困乏，又就着松明火把照明开始忙碌了，有时打草鞋，有时编斗笠，有时拿了棕匹缝蓑衣，有时要母亲给他打了下手解板锯木，有时挖土方平宅基，有时搬石块垒石基担泥土冲泥墙，有时挥动斧凿备起房盖屋的木料，总之有他忙不完的活。

除了吃得苦中苦，耐得劳中劳，父亲还是公认的能人，田地里的农活是不用说的，泥活木工石匠篾编，所是涉及到居家生活的匠役手艺他都无所不通，只是贪多则嚼不烂，他的手艺只以结实耐用见长，要他做得精细美观那就是难为他了。或许应该归咎于岁月的艰辛和环境条件的限制，与父亲相比之下，母亲不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而纯粹只是个“煮妇”，煮豆煮肉煮杂锅菜，什么都是用土锅煮，很少用铁锅炒，就更不用说有炒得出几个叫得上名的像样的菜的手艺了。倒是父亲所懂得的那些手艺，她也都粗通一二，能勉强给父亲打打下手，也常常而父亲打下手。

既然把我们生下来了，拉扯我们长大成人父亲和母亲应当说是责无旁贷，可等到我们陆续长大了，我们的婚事我们的住房应当完全可以促成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如果照此办理，父母亲辛劳大半生后也会有几年安稳日子可过，不料他们却非但要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一手包办不可，并且盖房子一定要五架梁敞亮气派的大白瓦房，儿子讨媳妇要门当户对，给女儿找婆家也要挑选好人家。盖好房子给大哥成婚没两三年，后来早逝的二哥也十八了，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该成婚了，还没来得及稍事休养生息，又给二哥盖新房、成婚，紧接着是大姐出嫁。别人家嫁女头等大事就是往高里讨彩礼，而父母亲嫁大姐时彩礼只是象征性地要了点，嫁妆却照当时寨子里的最高标准置办，别人家嫁女多少总有点赚头，他们却“倒贴黄瓜二鸟”。吃力不讨好，大姐还不领情，说是父母亲把她贱卖了，让她在人前人后因为“身价低”不好抬头！大姐刚出嫁，他们就又忙活着给我盖新瓦房，挑选好媳妇，牛不吃草强摁头，硬是成就了一场不幸婚姻，害得我后来远走异域他乡，历尽了沧桑苦难，他们也担不尽的牵挂和忧虑。

母亲死于食道癌，病魔没有折磨母亲太长时间，可从没法正常进食到归复总也有三四个月了，这当中母亲再怎么尽力隐瞒，难免也会露出些端倪。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二三十年，父亲再怎么苦于生计再怎么粗枝大叶也不可能毫无警觉，看到母亲进食一天比一天少，他也没少追问，可母亲要么说嘴馋要么说禁不住饿，总是以在饭前就吃饱了为由进行搪塞，直到水米无法下咽，就连发声都困难时才被父亲强行送进医院。

都到了那个境地，送进医院又能怎样呢？

当时父亲还不到六十，还健壮得像一条生牛，无论下田扶犁挥锄务农活，还是上山伐木搞副业，寨子里的壮汉们都还少有敢跟他叫劲的，也还精明如初，往人前一站，村邻们莫不对他言听计从奉若无冕之王。可从母亲的病症确诊到去世，父亲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判若两人，腰身佝偻了，神情也萎顿了，一辈子没有醉过酒，一辈子没说过一个“难”字的他喝多喝少酒一沾唇就醉，醉得稀里糊涂醉得七荤八素醉得不省人事。也不管面前是长辈同辈，还是子孙辈，只知道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儿女们如何如何不敬不孝不成器，越哭越心寒，上吊投河服药寻死觅活，搅得子女们五心不定六神无主。母亲过世了，那个家庭里那堵挡住寒风热浪侵袭，确保房屋内温馨宁静的坚固的墙壁也就一霎那轰然倒坍荡然无存了，父亲自然也就失去了精神失去了信念的支撑，作为柱子已经顶不住横梁，作为横梁已经挑不动屋顶了，又哪还管得了自己在乡邻们心目中的形象仍然是一座高山呢，还是从此变作一摊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