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业文化遗产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因大部分区域处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湖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湘楚大地，人才云集，文化氛围浓厚。自古以来，湖南便有“九州粮仓” 的美誉，农林特产丰富多彩，给这片“火辣辣”的土地又增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

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水车镇，涉及13个行政村，属雪峰山余脉的奉家山地段，总面积26万余亩，核心区域面积2万余亩，享有“梯田王国”之美誉，被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国家水利景区”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

紫鹊界梯田始于秦汉，盛于宋明，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是苗、瑶、侗、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是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揉合的历史遗存。紫鹊界梯田依靠森林植被、土壤和田埂综合形成自然的储水保水系统，凭借神奇独特的基岩裂隙孔隙水源，构成纯天然自流灌溉工程。潺潺流水，四季不绝、久旱不竭、洪涝无忧，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堪称伟大的水田工程。历史上有“天下大乱，此地无忧；天下大旱，此地有收”之说。

紫鹊界梯田内原有的稻作文化系统，正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挖掘、保护、传承工作势在必行。目前，梯田保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新化县政府根据农业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要求，制定了梯田保护和发展规划以及管理办法，通过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休闲农业的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农民增收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

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是新晃侗乡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历史传承。红米稻种更是珍贵的、难得的物种资源。千百年来，侗藏红米凭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栽培习俗，在杂交水稻发祥地湖南怀化的新晃侗乡得以保存下来。侗藏红米不仅是侗家人的食粮，更是侗家人崇尚自然的精神支柱，被侗家人视为神米，与巫傩文化、祭祀文化、生育文化、歌舞文化、节庆文化等侗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体现了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理念。山上封山育林，山下引水灌溉，林稻相间，相辅相成。水旱轮作的循环系统，既丰富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又改善了土壤的营养成分。种植系统与养鱼养鸭系统的有机结合，无形中建立了一套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体系。

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有8000年的历史传承。在现代农业技术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保留丰富的稻种资源不仅对丰富我国稻类遗传资源、稻作生产、品种改良、稻作科学研究及生态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也是解决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物质保证。

侗藏红米除含有丰富的硒、铁、锌、钙、镁等微量元素以及植物性蛋白质、植物性脂肪外，还富含B1、B2、B6等多种维生素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综合营养价值远胜过泰国香米。

当前，由于认识不足、政策缺失、农村劳动力锐减，加之受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冲击及优质杂交水稻的全面推广，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大量使用等因素影响，侗藏红米种植系统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了很大挑战。近年来，政府通过建立核心保护区等措施，对侗藏红米种植系统进行重点保护，力争让保护区农民在充分受益的同时，侗藏红米种植与红米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湖南新田三味辣椒种植系统

辣椒起源于南美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明朝末年引入中国，最初辣椒只是被作为观赏作物和药物，随后进入中国菜谱。湖南新田三味辣椒种植系统位于新田县陶岭镇，因土壤类型以钙质页岩风化物土壤为主，呈弱碱性，质地较粘重，钙、硒、钾等元素含量丰富。加之当地的气候也与辣椒的生长周期非常匹配。经过几百年的栽培才使得该品种的辣椒具备“香、甜、辣”的三味特性。

三味辣椒已有300余年的种植历史，品种主要是羊角椒和婆瓜椒。近年来，三味辣椒作为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推进，种植面积3280亩。新田三味辣椒品种优良独特，是陶岭人民世代种植的优良地方品种不断进化提纯形成，属于中辣型，营养丰富。三味辣椒种植的传统技术百年传承，保证了辣椒品牌的独特性和权威性。2015年，“陶岭三味辣椒”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6年，荣获“中国名优产品”称号。以陶岭三味辣椒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陶岭三味辣椒系列产品，已成特色国字号品牌多次获得国家金奖。

随着时代发展，三味辣椒不断创新，新田县政府与人民立志保护好这一独具特色的传统农业系统，让农业文化遗产绽放光彩。

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

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地处云贵高原东缘，武陵山脉中段。

在神秘的“苗疆生界”中，明代初年设崇山卫时，开始大力推广水稻种植，并进贡宫廷，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苗族农耕文化。专家指出子腊老谷种应当是明朝初年，由引进的贵阳粘经驯化后形成的本地稻谷品种，形成时间应该早于清代。

在苗疆，纵横交错的山泉溪流构建出脉络清晰的灌溉系统。连片稻田沿子腊河呈条带状分布。四面崇山环绕、森林茂密，形成独特的峡谷稻田美景和神秘的苗寨风情。“铺树造田”“稻鱼鸭鸟蛙”复合种养、育林蓄水等传统农耕与生态技术，实现了水土资源的集约利用，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传统农耕智慧的集中体现。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丰富，苗族文化与农耕文化不断融合，当地逐渐形成精彩纷呈、特色鲜明的苗族农耕民俗文化，并产出许多特色鲜明，种类丰富的优质农产品。

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是花垣县子腊村的苗族先民们创造性地开垦利用土地、采取复合种养的集体智慧结晶。花垣人民将继续传承和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

“咚咚推”

“咚咚推”流行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天井寨，因演出时在“咚咚”（鼓声）、“推”（一种中间有凸出的小锣声）的锣鼓声中跳跃进行，“咚咚推”由此而得名。

“咚咚推”起源难以查考，天井寨最早的居民为龙姓侗族人，明永乐十七年（1419）从本省靖州迁来。龙姓人说：“‘咚咚推’头在靖州，尾在天井。”依此推论，这种傩戏，很有可能是明代由靖州传来的。

天井寨旧时有盘古庙、飞山庙各一座，春节期间每庙一年，轮流祭祀，祭祀时必演“咚咚推”。每逢天灾或瘟疫时，也要演唱“咚咚推”。“咚咚推”有简单情节的舞蹈，一部分是具有戏剧雏形的傩戏。所有的演唱全部用侗语。它的剧目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跳土地》、《癞子偷牛》、《老汉推车》等；也有《关公捉貂蝉》、《古城会》等以关公为主角的三国戏。“咚咚推”的音乐多由当地山歌、民歌发展而成，常用的曲调有溜溜腔、石垠腔、吟诵腔、垒歌等。“咚咚推”演唱时所有角色全戴面具，常用的面具称为“交目”，共有36个。

“咚咚推”的表演在舞蹈中进行，演员的双脚一直是合着“锣鼓点”，踩着三角形，不停地跳动。老艺人介绍，这种踩三角形的舞蹈，是根据牛的身体而来，牛的头和两只前脚是一个三角形，牛的尾巴和两只后脚又是一个三角形，可以说是侗族的农耕文化孕育了“咚咚推”。

1949年，“咚咚推”所有的面具失散。此后，演唱时或以临时做的纸面具，或以涂面化妆代替。1992年，当地群众重做面具，恢复了“咚咚推”的本来面目。近年来，“咚咚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先后有日、韩等专家对其进行过多次考察，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长沙花鼓戏

长沙花鼓戏是一种汉族戏曲剧种，以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它是由农村的劳动山歌、汉族民间小调和地方花鼓(包括打花鼓、地花鼓——花鼓灯）发展而来，距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

长沙花鼓戏流行于原长沙府一带十二属县——长沙、善化（今望城）、湘阴、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益阳、安化、茶陵、攸县等地。长沙花鼓戏形成、流行的广大地区各地方言有较大差别，旧称“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随着艺术交流的频繁，逐渐演变为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2008年，长沙花鼓戏被确定为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长沙花鼓戏来源于民间歌舞说唱艺术。清代中期以前，长沙一带盛行“地花鼓”、“花灯”和“竹马灯”。清代中叶以后，花鼓戏逐渐流传开来。但各地名称不同，宁乡一带称之为“打花鼓”，浏阳各乡称为“花鼓灯”和“竹马灯”，长沙望城一带和醴陵地区称其为“采茶戏”，20世纪40年代，有人称之为“楚剧”。乡间则统称为花鼓班子，以班主命名，后多以吉祥语或地名命名，诸如得胜班、土坝班、大兴班等。

长沙花鼓戏脱胎于湘中各地的山歌、民歌和民间歌舞，是在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其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两小戏”阶段。这是长沙花鼓戏的雏形，与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是“三小戏”阶段，这是花鼓戏正式形成并最具特色的阶段。时间大约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年）。“三小戏”是“两小戏”的发展，在丑、旦演唱的基础上，加入了小生行当，使花鼓戏脱离了歌舞演唱的旧套。

三是“多行当本戏”阶段，它在“三小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净等表演行当，剧目也从原来以小戏或折子戏为主而逐步变为搬演故事完整的本戏。在这个阶段，长沙花鼓戏的声腔得到了完善，剧目进一步扩大，角色行当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十分浓郁的地方戏曲剧种。

清道光、咸丰年间，长沙花鼓戏开始与湘剧同台演出，从湘剧中吸取营养，出现了“亦湘亦花”的科班、戏班。同时花鼓戏扩大了自己的演出剧目，丰富了表演艺术，促使花鼓戏的音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剧目上也发展为故事完整的整本戏。

清末民初，花鼓戏开始进军城市。民国元年，花鼓戏新泰班进入长沙演出。到1949年，花鼓戏开始进入兴盛时期，益阳班、湘潭班、醴陵班、宁乡班、浏阳班云集长沙，不同路子的花鼓戏因频繁的艺术交流而逐渐合流，舞台语言向长沙官话统一，形成比较完备的长沙花鼓戏剧种。

20世纪80年代，湖南全省100多个专业戏剧团体中有33个剧团演唱长沙花鼓戏，长沙花鼓戏成为湖南地方戏曲中剧团最多的剧种。2001年10月，《刘海戏金蟾》再次远赴瑞典、丹麦进行文化交流演出，香飘海外，成为传扬湖湘文化的友好使者和连接三湘儿女与海外华人情感的文化纽带。2014年，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批准，长沙花鼓戏（浏阳）成功申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湖南永顺油茶林农复合系统

湖南永顺油茶林农复合系统具有生态保护和经济价值共利。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之一，是自古野生于我国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的乡土树种。油茶结果，可压榨出茶油。茶油又名山茶油、山茶籽油，是一种纯天然高级食用植物油，色泽金黄或浅黄，品质纯净，澄清透明，气味清香，味道纯正，是我国提倡推广的纯天然木本食用植物油，更是国际粮农组织首推的卫生保健植物食用油。

而湘西的茶油珍贵性很早就为人所知，曾在明清时期一度成为湘西土司进献朝廷的贡品。近年来，茶油受到众多消费者青睐，价格也是水涨船高。2018年，永顺县机榨茶油售价高达50元一斤，纯手工压榨茶油售价80一斤。可见，种植油茶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从经济方面考虑，值得大力推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定深度贫困县，永顺县探索精准脱贫的路径后，致力于推广油茶种植，发展油茶产业无疑是当前很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大力推广油茶种植不仅能够增加经济效益，而且还能起到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因为该县的油茶种植历史悠久，在长期的油茶种植实践中，当地人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种植油茶的模式——“油茶林农牧复合种养系统”。林农牧复合种养系统，即：农业、林业、牧业复合运行。简单来说，就是在种植油茶的同时，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林业、畜牧业，诸如：在油茶林中种植高大乔木、放牛、养蜂;在油茶林中种植药材、养鸡、养蜂等。

不言而喻，该县的油茶林农牧复合种养系统，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在保证油茶正常产值的同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其他产业，实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茶树与高大乔木共生共荣，牛羊啃掉林中杂草，蜜蜂授粉提高油茶产果几率，如此一来，保护了生态环境，确保了物种的多样性。

另外，该县地处低山丘陵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区，十分符合油茶的生长习性。油茶不需精心看护，可以与树木、农作物共同生长。在该县长光村保留着几百株树龄上百年的老茶树，其中，最老的一株树龄达500余年，以及数以万计有着几十年树龄的茶树等。茶树林周围生长着杉树、枞树等高大乔木，牛羊穿梭其中啃食杂草，蜜蜂在山茶花间飞舞。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万物共生、生态和谐的画面，我们还看到了乡民们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永顺县加强油茶林的保护和文化传承，坚持合理开发利用，坚持“以修代种”、“以农代耕”、“以牧代耕”、”仿生种植”等经营理念，加强油茶经营管理，全县共有油茶林42万亩，占经济林面积的32.8%。2018年，实现油茶产值3亿元以上，成为了全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湖南安化黑茶文化系统

湖南安化黑茶文化系统是益阳市首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安化茶早在唐代就有历史文献记载入选为贡茶，安化黑茶于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定为官茶，是中国西北边民化腻消食的“生命之饮”，是民族团结之茶。近年来，通过在内销市场发力，安化黑茶已逐渐成为许多都市人群的“座上宾”，并且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安化黑茶文化系统遗存以古茶道为纽带，从茶山古道到资江沿线，串连成一个完整的茶叶产业链，类型丰富，要素完整。安化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做精做强安化黑茶产业，推进茶旅文康高质量发展。

安化境内群山连片，丘、岗、平地分布零散，山体切割强烈，溪谷发育，水系密度大。茶园土壤以酸性和弱性为主，氮、钾等有机质含量丰富。安化县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严寒期短，茶树的生长期长达7个多月。

安化境内有占全球85%冰碛岩地貌，冰碛岩称作“长寿石”、吉祥石。安化县冰碛岩层厚度、规模和岩石质量均称“世界之最”，被科学界称为“世界奇观”。在这样的土地上种茶，使茶叶平均含硒量为0.22ppm，是全国茶叶含硒平均值的两倍，是世界茶叶含硒平均值的7倍，为适度“富硒茶”。冰碛岩这种6亿年前冰河世纪的遗迹是形成安化茶叶优良品质不可复制的地理环境条件。

安化黑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清塘铺镇、梅城镇、乐安镇、仙溪镇、长塘镇、大福镇、羊角塘镇、冷市镇、龙塘乡、小淹镇、滔溪镇、江南镇、田庄乡、东坪镇、柘溪镇、马路镇、奎溪镇、烟溪镇、平口镇、渠江镇、南金乡、古楼乡，桃江县的桃花镇、石牛江镇、浮邱山乡、鸬鹚渡镇、大栗港镇、马迹塘镇，赫山区的新市渡镇、泥江口镇、沧水铺镇，资阳区的新桥河镇共32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代头村

“庐”的概念在先秦就已出现，原义是指农民为了便于农事而在田野之中临时建造的居所。《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所说的“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的“庐”，指的就是这类居所。后来随着农事需要的增加，“庐”又生“庐”，久而久之，干脆移居“庐”中，便形成“聚”。“聚”就是聚落，即传统意义上的村落。

《史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唐代张守节正义云：“聚，在于反，谓村落也。”“衢”是指四通八达的道路。“街衢相经”是历史上中国村落的一类型制度。这些有关中国村落起源与发展演变中的生长现象和形成特征，可以说，在代头村，得到了最为显而易见的体现。代头村坐落在丛林青翠的长谷岭后垅山下，居于山麓盆地中央，左有黄家山，右有凉亭山，犹如青龙白虎盘守两边，北面不远的周边有东江湖环绕。三面环山，一面环湖，山、水、田、居和谐共生，田园、巷道、山林、院落，构成了村落丰富的结构肌理。村域面积1.8平方公里，占地56亩。

作为一座因聚族而居形成的黄姓村落。相传为明万历年间，黄氏祖先黄文迪的长子珙章，从兴宁县（现资兴市）青草村迁移至此，至今已有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村落现有常住人口256人，遗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有60余栋，它们分别建于清代、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和20世纪80年代三个时期。分两个建筑组团，相隔很近，分别为上代头村和下代头村，其中上代头村坐西朝东，面向下代头村；下代头村坐南朝北，四周为平整良田，视野开阔。建筑组团皆以祠堂为中心，以“丁”字型对称连片建造，村落内部街巷纵横交错，整体布局呈网络迷宫格局，作“井”字形街衢式排列。村庄中央有流溢古井，两边各有一条水沟，与村内民居滴水相通，并有大脚岭河从东往北绕村而过，活水长流，形成了极为经典的“山环水抱”的风水格局。

村内民居清一色以杉木为梁，以黄土砖为墙（当地人称“水砖房”，又称“抖墙房”），以小青瓦覆盖为顶，配以木质菱格窗，冬暖夏凉，是湘南民居的典型代表。现存民居建筑多为两层，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单体式，一种是连体式。单体式建筑即仅单独一栋楼体，属典型的“明三暗五式”布局，中间是堂屋，卧室分别位于两旁。层高一般为2.4-2.8米，楼上一般用于堆放杂物。连体式民居一般由2-3栋单体式建筑组合而成。栋与栋之间，间隔二十米左右，左右连栋，前后连衢（道），排列整齐有序，秩序井然：东西向宽，可供车行；南北向窄，可供人行；中间或两侧设排水沟。居住区外围两侧靠近良田处，建有专门的动禽猪牛马用厩舍，功能齐全，既可保持居住区的卫生整洁，又可便于耕种，充分体现出村民的智慧和规划理念的先进。

房子的建筑材料是他们自己做的“水砖”（土砖）。用这种材料主要是为了省钱，泥是用田里现成的，再用“井”字形木框模做成土砖，然后放到空地上晒干即可用，坚固耐牢，成本很低。

村落由古而今的、清晰的营建年代序列，表明该村所见“连体式”民居建筑，在这一地区从未中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正好说明村落建筑的“型”与“形”异变不大，原有历史文化的信号没有衰减。一方面，居于盆地中央的居所和位于村落外围两侧、靠近田土一方的牲畜马厩，说明这是为便于农事而建，恰好可以见证历史上因“庐”成聚的村落生长现象。另一方面，连体式建筑和“三明五暗式”的居住空间形式，可用于补充解释汉、魏以来因豪族土地兼并，弱小族群的耕地与土地严重不足而压缩聚落空间的现象。

作为一处农业文化遗产，代头村这种型制与形式的村落建筑，明显不同于一栋一院、一户一式的民居，可戏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联排别墅”，尚不见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类型中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尤其是南方地区农耕文明和传统村落建筑的形成与型制，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范样物证，具有补充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空白的重大价值，所以是我国极具特色的乡村文化遗产。

据调查了解，与该村相邻的地带，如位于北靠带顶山脉、南朝东江湖（直线距离约3一5公里不等）的多个村落，尚遗存有型制相同、形式近似的村落建筑。尽管这些周边遗存在保存的完好度和规模面积上，远不如代头村，但是却说明这类传统民居建筑在该区域是集中连片的，而并非历史学、文物学上所说的“孤证”“孤例”，因而可以用于说明普遍问题。

代头村这种型制与形式的村落建筑的价值，之所以要远远大于或高于一般的“中国传统村落”。是因为它能够印证中国传统村落在其起源与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文献记载，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的“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汉书·食货志》中的“在野曰庐”；《三国志》中的“入魏郡界，村落整齐如一”等一系列的有文献记载，却不见实物的早期村落的建筑型制与空间形态。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证史、正史和补史的文物价值，而且鲜活地证明了包括其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其聚族的血缘性、内在文化的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悠长久远。它是中国传统村落早期形成与发展期的活化石，因而具有重大的保护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