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漂泊在外的华侨们，都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拳拳爱国之心。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学府的“校主”陈嘉庚，正是其中之一。

在抗战期间，他为中国军队筹措善款、武器、粮草、医用物资；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带领一众华侨支援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毅然回国，兴办教育。而陈嘉庚在延安考察期间，见主席与勤务兵的这个细节，感叹此为世界仅有。

（一）细节定成败，公道在人心

陈嘉庚曾在延安住了七天八夜，说来也巧，他原本只打算待三天就走，奈何司机抱恙，只得等他休息好了再启程。

在此期间，毛主席经常去陈嘉庚下榻的窑洞探望他。

两人谈天说地，从孙中山说到了三民主义，又说到了彼时的国民政府，还谈及了彼此对抗日战争的想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构思。

陈嘉庚作为一个异乡人，能在南洋混得风生水起，靠的就是他对事情的观察能力。

他发现毛主席的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完全不是“装”给自己看的。

他在延安所看到的，就是中共领导人们日常的生活状态。

在延安时，有一个细节，让陈嘉庚坚定了支持共产党的信念。

当时两人经常一同进行会谈，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两人正说着话，那些南洋归国的留学生们敲敲门，就直接坐了下来。

他们不用向毛主席敬礼，也不用客套，甚至还娴熟的往杯子里斟水，宛如眼前坐着的不是领导人，而是自己的亲人。

有时候，毛主席也会召开类似于谈话性质的会议，在延安的所有人都可以出席。

会议开始前，那破旧的凳子组成的席位上，就已经坐满了人。

陈嘉庚和毛主席到场后，他惊讶的发现会场只给自己留了个空座，其余的都是人挤人挨着，就连毛主席也要先让一旁的人员往里靠靠。

他们说着说着，毛主席的勤务兵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环顾一圈后发现，毛主席的旁边还有空隙。

这个警卫员并未打断会议，而是径直走到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抬头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便往一旁挪了挪，而勤务员就直接坐了下来。

毛主席觉得勤务兵坐的空隙太小，接着又挪了挪，让他坐得舒服些。

此举令陈嘉庚大开眼界，他未曾料想，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上下级关系。

后来，陈嘉庚在回忆录里感叹道：“这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平日里闲来无事，毛主席也会带着陈嘉庚在延安的街头巷尾转转。

他发现，毛主席的穿着打扮，与当地人并无二致，都是缝缝补补的衣服，都是“千疮百孔”但是干净整洁的帽子。

毛主席在集市上游走，根本不需要其他人陪同。

街上那些卖肉、卖菜的，几乎都认识毛主席，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而毛主席也总是笑着朝他们挥手致意，宛如乡里乡亲一般。

当然，也有人会靠过来和毛主席攀谈几句。

有的跟他讨论国际局势、抗战局势；有的则给他发喜帖，告诉他自己家谁要结婚或者谁要办满月酒。

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听着，也乐于和他们一同讨论。

除了这些，毛主席为他摆的那顿“欢迎晚宴”，也令陈嘉庚记忆尤甚。

记得那时陈嘉庚刚到延安，毛主席在窑洞前支了桌子，上面为圆，而下面为方。

方的是毛主席屋里那个已经被腐蚀的不成型的课桌，而圆的则是一个布满油渍的不规则“圆”。

为了让它显得整洁一些，毛主席找了四张白纸盖在了上面。

这里不似重庆有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唯有白菜、土豆和一锅热腾腾的鸡汤；

这里不似重庆，有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唯有那庭院里的蛐蛐和山上的蝼蛄在琴瑟和鸣；

这里不似重庆“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唯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刚回国的陈绍禹。

毛主席略带歉意地告诉陈嘉庚道：“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在南洋打拼多年的陈嘉庚，尽管人在新加坡，可始终心系祖国。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阶段，身为南洋华侨主席的他成立了慰劳团，不远万里地奔赴祖国。

陈嘉庚一行人的第一站，是重庆。

蒋介石对陈嘉庚颇为重视，将其当作“财神爷”般看待。

他为陈嘉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调集了各路官员、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前往机场去迎接。

看着花团锦簇、莺歌燕舞，陈嘉庚丝毫提不起半点兴趣。

当然，国民党的官员和蒋介石并没有察觉陈嘉庚的不满。

为了彰显自己的热情，蒋介石更是一顿饭豪掷8万元。

陈嘉庚则直接登报写道：“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

意思很明显，他在讽刺国民党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级官员们，对陈嘉庚的大名如雷贯耳，都想与之交上关系。

大家都知道陈嘉庚腰缠万贯，坐拥金山银山，只要他大笔一挥，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因此，每天登门拜访和邀请他出席宴会之人，络绎不绝。

陈嘉庚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而应酬了60多天，这令其身心俱疲，倍感劳累。

也在让陈嘉庚国民党的身上看见了什么叫铺张浪费，不免为战事担忧起来。

他发现，国民党高层除了挥霍公款穷奢极欲，对赚钱也颇有研究。

好比孔祥熙，他在重庆开办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饭店，并用职权将其当成了“公务招待所”，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在重庆的陈嘉庚，除了与那些脑满肠肥的国民党接触外，还有很多爱国人士也登门拜访。

叶剑英、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也经常去往陈嘉庚的府上。

此前，陈嘉庚对共产党、八路军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只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略知一二。

当他在看到活生生的共产党员后，陈嘉庚被他们身上那股精气神所深深地吸引。

他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主动提出要前往延安考察，他的请求也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答允。

5月31日5点，陈嘉庚的车队抵达了延安南门外。

欢迎他的群众多达5000余人，而朱德和夫人早已等候多时。

陈嘉庚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穿着朴素，言语朴实的中年人，竟然是八路军的最高指挥官之一。

陈嘉庚惊讶的发现，来往的士兵们不论是与朱德打招呼，还是汇报工作，都不用称呼其官职，而是以同志相称。

他在这里，看见了人人平等，看见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三）华侨旗帜，民族之光

在延安的那七天八夜，与陈嘉庚接触最多的还是朱德。

他们一同参观了延安的抗大、女子学校以及制衣工厂，陈嘉庚发现，这里的人条件即便艰苦，可大家的眼睛里都有光，每个人都洋溢着对未来憧憬的笑脸。

朱德与毛主席一样，也十分平易近人。

在抗大时，学生们看见朱老总来了，大老远的就喊他过去一同踢球；在工厂里，朱德也会悉心地问候每个人的近况。

彼时的朱老总刚从华北前线返回，也趁此机会向陈嘉庚告知了前线的真实战况，还有部队作战的诸多难处。

朱老总告诉陈嘉庚，八路军也属于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可国民党军却对我们颇有排斥。

比如经费发放短缺，弹药和服装短缺，还有食品供应短缺、医药品短缺等诸多问题。

前线抗日的战士们一面要与日本人作战，一面也要开垦生产，这与陈嘉庚在蒋介石那里听到的共产党完全不同。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去找了很多南洋的华侨学生，还有集美大学的毕业生，询问他们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这一听，陈嘉庚才知道，原来八路军战士们的真实处境，要比朱德说得还要困难。

时间一晃来到了6月7日，陈嘉庚即将离开延安，踏上返程之旅。

毛主席和朱德等一众高层领导，为陈嘉庚举行了送别晚会。

陈嘉庚在台上动容地说道：“真正看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我对抗战胜利，真正的有了信心。”

回去的路上，陈嘉庚满面春风，他和同行之人说道：“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

到了重庆以后，陈嘉庚积极地在华侨间宣传他在延安的见闻，他还主持了一场名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向世人传达他在延安的见闻。

而在1950年，陈嘉庚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故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