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华北军区一副师级干部被判枪决，36年后为何又撤销了原判

1950年2月24日，一份从华北军区政治部传来的判决书摆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的面前，看着判决书上的内容，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忍不住流泪了，他不敢相信判决书上所说的一切，但是铁证如山容不得他质疑。

按照律法，华北军区军法处判决的没有问题，聂荣臻只能含泪签字。

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为何会流泪呢？原来这份判决书是对一名叫沙飞的同志所做出的判决，提起他可能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但他的作品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八路军骑兵通过平型关》、《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等等。

沙飞的很多作品都被收入过中小学课本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位副师级的干部被押上刑场枪决呢？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东一个药商家里，19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广州，当时的广州是全国革命前沿和前卫艺术中心，沙飞的家庭内有很多人都从事艺术工作，深深地影响了沙飞后来的成长。

从小他就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热情奔放、思想激进的沙飞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33年3月30日，在汕头无线电台工作的沙飞和同事王辉结婚，婚后对于摄影艺术越来越着迷，起初他的摄影对象还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见多了劳苦大众的艰辛后，他的镜头开始记录起苦难人民的生活。

沙飞每个月的工资挺高，除了一小部分寄给自己的父母之外，其余的钱全拿来投入到了摄影里面，还专门在自己家里布置了洗印相片的暗房。

19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沙飞从一本外国画报里看到了“萨拉热窝事件”的照片，本就醉心摄影的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他要当一名摄影记者，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历史，揭露社会的阴暗，用图像反映社会人生百态。

这个决定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本来沙飞有个稳定的工作，业余爱好摄影也没有什么，但沙飞却打算辞职将摄影当成自己的主业，这在当时是不可理喻的，但沙飞一意孤行坚定自己的信念。

1936年秋，沙飞如愿以偿地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只身去了上海学习绘画和摄影，同年9月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沙飞

在学生时期，沙飞非常崇拜鲁迅先生，只要是鲁迅先生的书和文章他都有读过，非常希望能有机会见见鲁迅先生，在上海求学期间，他真的等来了这个机会。

1936年10月8日，抱病在身的鲁迅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闭幕式，得到消息的沙飞很早就来到了会场等候，当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等人坐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沙飞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场景。

沙飞拍照的时候快门的响声让鲁迅朝沙飞投来了目光，虽然之前没有见过面，但鲁迅对沙飞早就有所了解，谈话完后鲁迅还关切地询问沙飞最近有没有拍什么好照片，还鼓励他要打好基础才能拍出更多更好的照片。

这几句简单的交谈和勉励让沙飞很是激动，一连抓拍了9幅作品，这在鲁迅的一生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沙飞得知噩耗后悲伤不已，他立即赶到了鲁迅家里，拍摄了传世的唯一一张鲁迅先生遗容照片。

当上海各界为鲁迅遗体送别并举行游行的时候，沙飞抓拍了许多照片，详细地记录了上海各界向鲁迅遗体告别、送葬以及演讲的照片，场面非常感人。

沙飞想要发表他为鲁迅先生拍摄的照片，在发表前，他要先给自己想一个笔名才行，思考良久后他觉得自己的梦想是记录下劳苦大众的生活百态，他希望自己能像一粒沙子一样飞在蓝天之上，记录下祖国大地的每一处变化，自此，笔名“沙飞”诞生了。

他第一次以“沙飞”的笔名在《良友》、《时代》等书刊发表了与鲁迅先生相关的摄影作品，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因为时局敏感，沙飞的这些作品发表属于“违法”，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国民党还对沙飞进行了通缉，无奈之下，沙飞只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靠着朋友和家人的帮助，沙飞举办了个人首次摄影展，其中最多的摄影是关于鲁迅先生的，这次展览过后，沙飞名声大噪一举成名。

随着名声而来的是彷徨，因为沙飞展出关于鲁迅的摄影作品，当局政府很不满意，加上他的妻子不断地威胁他，如果再这样下去就离婚，使得沙飞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当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浑浑噩噩的沙飞突然“苏醒”了，他知道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刻，必须要用相机来记录这些历史，为此他告别了亲人去了抗日前线。

1937年8月，沙飞来到了太原，在李公仆成立的全民通讯社担任摄影记者，平型关大捷后，他又作为特派记者前往五台山县河东村采访八路军115师，那也是他第一次和聂荣臻相见。

采访的时候聂荣臻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和亲切和蔼的质朴风范让沙飞看到了一位不同于国民党将领的红色将领，在采访过程中八路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深深震撼了沙飞，他心中投身革命队伍的种子萌芽了。

1937年底，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亲自批准沙飞加入了八路军，他也如愿当上了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从此将满腔的热血投入到了他毕生热爱的摄影事业当中。

参加八路军后不久，沙飞就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创办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后来又担任了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

1939年元旦，沙飞还组织举办了战地摄影展，将他一年多以来拍摄的晋察冀军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照片展出，使得根据地内的百姓们受到了极大震撼。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听说了这件事后，特意赶了过来，他看着满墙的照片高兴地说道：“照片形象真实鲜明，展示盒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样就更好了。”

沙飞作品

影展过后，聂荣臻还将这些照片洗印后反送到了延安和重庆，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的赞扬。

聂荣臻走后，沙飞一直早考虑如何将摄影更好地用于宣传教育工作，在考虑了几天之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办画报，在将这个打算报告给聂荣臻后，聂荣臻高兴地拍了拍沙飞的肩膀，说他的想法大胆而不拘泥于形式，让他大胆去做。

得到聂荣臻的大力支持后，沙飞克服了许多困难，于1942年3月20日出版了试推版《时事专刊》，获得了大家的喜爱，这给了沙飞很大的动力。

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担任主任，全社有100多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沙飞连续数日昼夜都在工作，累得吐了血却一直咬牙坚持，终于在7月1日完成了《晋察冀画报》的出版工作，为党的生日献上了礼物。

画报的内容十分丰富，图文并茂发表了150幅摄影作品，随后印发了1000册，分别发往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重庆、边区各单位及其他根据地，部分还发送到了美英和东南亚等国，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国内反响，许多报纸发表文章称这是“文化的鲜花”、“了不起的壮举”。

截至1948年，画报社6年时间里一共出版了《晋察冀画报》13期，还有《解放画刊》、《时事专刊》等17种画报分别出版，共计67万册，面向国内外发行，在鼓舞抗日军民和分化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用摄影记录历史外，沙飞非常注重摄影底片的保存，自从当了八路军，他要求手下的摄影工作者要将照片底片当做生命一样来看待，时常强调摄影底片是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子孙后代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他要求大家“人在底片在，人亡底片也要在！”

在十几年的枪林弹雨中，沙飞一直带着自己的摄影底片随部队转战南北，他所拍摄的照片和底片一共存了四个大牛皮箱子，每次转移都由他和几位同志分散携带，吃饭睡觉，从不离开自己。

1962年，毛主席在接见原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时称赞：“你们把战争年代的底片这些珍贵的资料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是非常大的贡献！”

在抗战生涯中，沙飞还结识了白求恩，1938年5月，沙飞因身体原因住进了卫生所修养，同年6月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的时候，沙飞拍下了第一仗白求恩的照片。

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后，致力于改善八路军的医疗和战地救治工作，组织制作了很多医疗器械，培养了许多卫生干部。

沙飞在住院期间和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与白求恩一起交流，恰好白求恩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在此期间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白求恩常常为康复的日军拍照，还和沙飞一起想办法将摄影作品给延安、重庆以及国外的报刊投稿，力图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军队热爱和平、优待俘虏的事实。

当沙飞得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后，他忍住悲痛立即赶到了医院，为白求恩拍摄了遗容照。

白求恩在去世前还留下了一眼，将他的那部柯达相机送给沙飞，沙飞对这部相机十分重视，这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一直携带在身边精心保护。

沙飞作品

《晋察冀画报》出版的第一版中，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几年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

沙飞早年间就患有肺结核，但他一直坚持工作导致身体被拖垮，病情加重时常咳血，1948年5月，沙飞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个医院是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部队医院，前身是一家日本医院，因此医院里的日本医护人员较多，沙飞的主治医生是日本籍的内科主任津泽胜。

长期艰苦的抗战生活不仅使沙飞的身体饱受摧残，他的精神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因为摄影工作会见到很多残酷的场景，而沙飞还要时不时地将自己的摄影作品拿出来整理，因此精神上出现了幻想（参考张纯如），导致他受不了强烈刺激，更可怕的是他还患上了癔症。

沙飞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场景，从而导致他对日本人抱有很大的敌意，因此对于自己的主治医生津泽胜，沙飞并不信任，还时常以最坏的心思揣测他是不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卧底特务。

津泽胜替沙飞看病时，只要是问及身体情况和自身病情时，沙飞要么是不说话，要么就是答非所问。

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症状沙飞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他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不是精神病，因此没人知道沙飞的精神已经走在了逐渐失控的边缘。

在住院期间，沙飞反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还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过来看望自己的战友，但大家只是觉得眼前的沙飞有点反常，并没有往深了想。

1949年12月15日，被“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折磨许久的沙飞终于失控了，这天，津泽胜在按照沙飞的要求给他诊病后，开了两剂药叮嘱沙飞要按时吃，就在津泽胜即将走出门的时候，沙飞拿起枪朝津泽胜地后背开了一枪，无辜的津泽胜倒在门口没有立即死去，沙飞起身从床边来到门口，又朝着他的头部补了一枪，津泽胜当场死亡。

听到枪声赶过来的警卫们看到眼前的景象被惊呆了，大家不敢相信一位堂堂的师级干部会把给自己治病的医生打死。

事情发生后，军区保卫部立即展开调查，而沙飞则是说津泽胜想要加害于他，他是出于自保才会下杀手，沙飞的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服众，经过对沙飞的病历和治疗方案进行审查，发现沙飞所说并不构成事实，因为津泽胜开出的药物全部是合理的。

津泽胜并没有要加害沙飞的意思，却被沙飞故意杀死，这些都要沙飞来承担责任。

关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很快送到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的面前，聂荣臻提出质疑“沙飞精神是否正常？”得到的回答是“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

考虑到国际影响和中日两国的关系，聂荣臻无奈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挥泪斩马谡”枪毙沙飞，对于这位十几年的战友，聂荣臻指示要厚葬沙飞。

在沙飞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白求恩送给他的那部相机，另一个就是他当年给鲁迅先生拍摄的相片的底片，当守卫人员要拿走这些东西时，沙飞大吼道：“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你们谁也不能动！”在行刑前，他又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这些物品，带着深深的怀念离开了这个世界。

沙飞被处决后，组织上专门作了决定：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

沙飞与妻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沙飞家里提出了申诉，要求对沙飞一案进行重审，当年和沙飞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也纷纷奔走为沙飞平反，经过几年的调查取证，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了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法律责任。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做出决定，撤销对沙飞的原判决，恢复他的军籍，同年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沙飞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离开是悲伤而又无奈的，任谁看了那么多日军的罪行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的精神也许早已出现问题了，但却一直压抑着自己，最终酿成了惨剧。尽管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让我们追溯的视觉记录，但是沙飞的传奇一生却是无法尘封的历史记忆，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所有后人纪念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