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的抗日斗争 | 党史天天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正是在敌军侵占的东北地区建立的细菌战部队，该秘密基地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其罪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

这只是日本侵略中国后在占领区千万个滔天罪行中的冰山一角。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日军在占领区进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这些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强烈反抗。

中国共产党为了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在国统区和沦陷区有计划有重点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持续的斗争。

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进入到毛泽东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困难阶段。此时，日本侵略者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1年2月，冈村宁次一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就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誓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占领区和国民政府，日本则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以华制华”就是对中国的投降派进行拉拢和政治诱降，组织傀儡政权，伪造将政权交还给中国人的错觉，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战养战”则是经济进攻，主要方式是大量搜刮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实行殖民统治，经营沦陷区以支持战争的需要。

随着日本战略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也产生了分化。蒋介石虽然坚持了抗战，没有向日本投降。但当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力量的迅速扩大，他对共产党的戒心明显增强。蒋介石1938年底在回顾这一年时就曾写道：“共产党乘机扩张势力，实在内在之殷忧。”

此后，国民党在各地不断制造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事件，陆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抗日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策略，最大程度的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在两党合作抗日关系发生转变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和斗争需要制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开展工作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全面领导包括华南、西南各省国统区的党的工作。1940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仍由周恩来负总责，主要任务是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

领导沦陷区群众进行合法斗争

针对日军掠夺中国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企图，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干扰和破坏敌人的部署。

1942年到1943年，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采取“有组织的斗争而无组织形式”的办法，利用日本管理人员吃午饭的间歇，迅速集合，静坐罢工，罢工略有收获即退却；法商水电公司采取“无头斗争”的方式，“工人不派代表，不提条件，也不离开车间，只是不做工而纷纷诉说生活困难，直到资方同意增加工资以后，工人才恢复正常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保持了持续不断的对日寇斗争。

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

在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党组织在沦陷区和国统区通过各种渠道团结和争取敌后各种抗日势力。既争取文化界、民族工商界等上层爱国人士以及同情中国抗日的外国友好人士，又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在华北，地下党通过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广泛动员和组织各界抗日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北平的地下党积极开展对社会上层和文教界的工作，使不愿与敌人为伍的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师范大学教授李鉴波等人离开北平纷纷来到抗日根据地。

在华东，上海党组织通过各种聚餐会同上层人士联系，团结上海各界赞成抗战的社会名流和民族资本家，争取他们一起抗日。

在国统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围绕维护国共合作，争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冯玉祥、张冲、张治中以及民主同盟、救国会等众多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1942年初，在日军占领香港后，党中央和南方局统一组织了一次历时9个月的对知识分子的秘密营救行动，营救出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夏衍等在内的抗日爱国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帮助近百名国际友人脱离险境。

这次大营救工作使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共产党广阔的胸襟，坚定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战线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

隐蔽战线的斗争

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党的情报部门利用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企业和事业部门搜集铁路沿线敌人军事力量部署、炮楼封锁线和关卡设置、军队调动去向等各种重要情报，为各根据地及党中央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9年3月组建的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把几百名情报人员派往平、津、沪以及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大众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抗日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在城市和抗日根据地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线，为革命根据地征集各类军需物品及药品，在平津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间就建立了4条这样重要的秘密交通线。

在上海，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策略，深入日伪党政机构，获取了大量日伪战略情报，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南进”战略、蒋汪相互勾结等重要信息。

多种渠道地进行抗日宣传

党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宣传教育。

为增强沦陷区人民的抗日信心，党组织通过个别串联、口头谈话、读书会、秘密张贴抗日传单等方式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鼓励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参加革命或参与抗日地下斗争。

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发表大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和社论，在战火中一次又一次地激励人心、播种希望。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南方局为揭露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压迫和文化统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由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它的公演轰动了山城、震动了国统区，使国民党欲压无能、欲止无策，对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来源 | CCTV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