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万名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基层，毛主席两次做出批示，周总理亲自做动员报告

文/王永华

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发生在共和国史书所称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共中央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既减轻了首都北京的城市食品供应压力，同时也表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万名干部与灾区人民一道实行“三同”，共渡难关，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扭转农村恶劣的形势作出了不懈努力。因此，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是不应被遗忘的一段。出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甚少被人提起。近年来，有几位当年下放干部的回忆文章中涉及此事，笔者经过仔细梳理，大致弄清了该事的来龙去脉。今撰此文，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举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到1960年秋天，农业生产逐年大幅度下降，城乡食品供应日益紧张。196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秋收刚刚结束，许多地方就出现粮荒。全国城市粮食食品也普遍出现供应紧张，当时在北京的各级机关干部和市民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

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为此，各单位普遍大搞代食品，于是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玉米瓤子、杨树叶子等成为代食品。据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回忆，1960年前后，他所在单位新华社的食堂推广用玉米瓤子做的一种叫“连苞莓”的代食品。饥不择食，人人都吃。至于糠麸、豆饼等是上等代食品，得了浮肿病的才发给一斤。严酷的事实无法回避，也无法再掩盖，粮食和食品紧缺已经成为中国农村以及城市的普遍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初，向全国农村各级党组织，直至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为《十二条》）。这是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很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迅速扭转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五人领导小组”下设专门的办公室。地方各级党委也仿照中央的办法，结合具体情况，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1960年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动员会作形势报告时提出：“我们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好、能够掌握政策、身体好的干部放下去，使每个公社、每个基层企业都有中央机关的干部直接联系，帮助开展工作。”1960年11月10日，“五人领导小组”向中央写了《关于中央—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提名，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960年11月9日的统计，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机关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在这10176名下放干部中，属于编内下放（作者注：编内下放是可以回单位的）的930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9.1%，属于精简下放的9246人，占90.9%；妇女干部1692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6.6%；工程技术人员1539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5%。由于在抽调和审查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强调要保证质量，所以，抽调出来的这批干部，总的来说是好的，绝大多数符合中央提出的政治好、身体好的要求。其中有党员5223人，团员2878人，党团员合计占下放干部总数的79.7%；17级以上的骨干（包括非党干部）有1701人，占16.7%；18-21级的干部有5117人，占50.3%；22级以下的干部有3356人，占33%。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来看，有司局长一级干部26人，处长级干部353人，科长一级干部1505人，共占下放干部总数的28.3%。这些干部下放后，大约有1/3左右可以担任县、公社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据各单位对7552名下放干部的初步排队，其中可以担任县委书记的有226人；可以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和公社主任的有860人，可以担任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支部书记和队长的有1374人，以上合计2460人，占下放干部的32.6%。

中央机关各单位都把这次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由党组书记和各部门领导亲自挂帅，机关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大力宣传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动了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报名要求下放的高潮。正如《报告》中所说：“此举使大多数下放干部心情愉快，树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雄心壮志；使留下的人也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表示要积极努力，做好机关工作。”但是在动员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少数干部患得患失，顾虑重重，怕艰苦，怕困难，留恋城市，不愿下去。甚至还发生个别干部逃跑的现象。

1960年，毛泽东视察时提出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等17个问题让大家讨论。

对这一批下放干部的分配问题，根据“重点加强农村，也适当照顾其他基层”的精神，中央初步计划确定以7000人下放到农村，3000人下放到工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到农村去的重点是那些农业生产任务重、问题多，基层组织严重不纯的地区，如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向这些省派去的干部，数量要多一些，质量要更强一些。对于一般地区，也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分配—些。对于广东、福建、广西等几个方言重的南方省份，打算少给一些。对下放其他基层单位的3000多名干部，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分配:其中1539名工程技术人员，都分配到工矿基层单位（一部分给中央直属企业、一部分给地方企业）；100多名翻译人员，不下放农村；其他一部分干部下放到文教、卫生单位。

在抽调干部工作中，各单位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是否可以携带家属，工资如何发放，到寒冷地区是否补助布票等问题。中央认为，现在农村生活都比较艰苦，为了使这次下放干部一下去就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无论是编内或编外下放干部，目前一般都不带家属（精简下放干部的家属，可以在有条件的时候带走）。原机关要把下放干部的家属切实照顾好。关于工资待遇问题，属于编内下放的仍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属于编外下放的，按原工资级别待遇，由所在地区发给。到寒冷地区的布票及其他具体问题，由各单位自行研究解决。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写了两条重要批语。批示的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五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又及

这两条批语，说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全国农村问题日趋严重，决心尽快扭转形势。毛泽东非常支持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农村，与农民实行“三同”，共渡难关。为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这是毛泽东主席、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因而受到了各级干部群众的欢迎。中央国家机关纷纷响应，积极组织抽调干部到灾区第一线去。

嘱托

为了切实保证这批下放干部的质量，确实做到每一个人都符合政治好、身体好的条件，完全自觉自愿并使他们下到农村以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央在名单审查公布以后，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这些干部以部为单位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政策和决议，同时对每一个人又作了一次认真地了解和审查。中央规定：凡是不合条件的坚决调换；对不愿意下去的，在进一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后，确实不愿下去的，决不勉强。宁肯下放的数字少些，也不降低质量。经过组织部门再一次慎重筛选，最后落实为9600余人，其中国务院直属机关和人大常委机关为135人（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占40%），新华社下放人员共有120多人，商业部下放人员为100多人。下放干部名单确定之后，开始集训学习，学习的重点是《十二条》。

从1960年11月25日到12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陈毅，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七位中央领导，先后为全体下放干部在1959年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作了七场报告。前面六位中央领导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任务，并对下放干部提出要求：“你们这次下去，不是去当官做老爷，不是去享受，而是代表党中央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同人民群众共患难。因此，你们要准备去吃苦，去受难，甚至有可能损害个人的健康和牺牲自己的生命。”

12月8日，周恩来总理给下放干部作最后一场报告。在分析问题的原因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除了讲到自然灾害、缺乏经验外，着重讲了主观存在的缺点错误：一是政策问题，“部分政策本身有问题”，所以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和制定新的政策；此外，执行政策的问题，“我们有许多政策没有贯彻到底”。二是作风不好。除了“五风”严重外，在作风方面还有不少地方出现“五气”（即：暮气、官气、骄气、娇气、阔气），都要反对。三是组织不纯。周恩来在报告的最后提到：你们是在党和国家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嘱托，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和灾区人民一道，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争取农业大丰收。那里的条件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希望你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

中央领导人为万名下放干部一共作了七场报告，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建国以来所少见的，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此高度重视。这七场报告时间都比较长，每个报告都在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每听一个报告后，各单位紧接着进行分组学习和讨论。

“三同”

1960年12月下旬，下放干部纷纷奔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灾区。为了便于对下放干部的管理，便于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发挥“一竿子到底”的作用，各部门的下放干部，原则上以部为单位比较集中地分配到一个省区去，而不采取打乱分配的办法。比如，新华社的干部主要下放在山东省，国务院文教办的干部主要去了河南省，商业部的干部主要去了青海省。每个省确定几个重点灾区县，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去包下来。工作队下设工作组、小组，又分别包了重灾县中的重灾公社、重灾大队。按照中央“干部下去后，原单位的党组织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精神，每个单位都指定政治上较强、行政级别较高的干部负责带队。下放干部深入基层社队后，一方面把群众的疾苦、面临的困难和要求及时调查整理后，写成材料直接向领导机关报告；与此同时，各单位也让下放干部回来汇报农村灾区的情况。这些下放干部接触到了灾区的实情，有的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下放干部到了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据张广友等下放干部的披露，“三同”在灾区实际上很难执行。“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按照《十二条》中“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的精神，下放干部是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的。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重灾区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在进入1960年冬季后都纷纷垮掉了。为了解决下放干部吃饭的问题，大家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公社干部食堂吃饭。“三同”最好解决的是同住。

下放干部深入社队后，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帮助地方开展救灾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保人”。“保人”最关键的是解决粮食问题，由于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都在搞代食品，因此没有什么粮食可以往重灾区调拨。即使有，要运到交通不便、偏僻的重灾区，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灾区只能依靠代食品来解决饥饿问题，当时主要有瓜菜代。

下放干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社队开展整风整社。《十二条》要求：整风整社必须依靠群众，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万名干部下到各省后，参加省、地、县、公社的各级干部大会，在会上同各级干部揭批“五风”，听取他们的层层检讨，然后又深入到基层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总的情况，一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承认自己刮了“五风”，犯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二是农民普遍是“五风”受害者，最痛恨那些刮“五风”严重的基层干部。由于在整风整社中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批斗过于严厉，致使整风整社中“顶牛”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干部装病号，开会不参加；有的躺倒不干了，以致会都开不起来。

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五个月转变形势，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下放干部们从解决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入手，贯彻落实调整农村政策。比如，恢复自留地、恢复集市贸易；实行生产队核算，调整生产队规模，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实行“以粮代赈”；反对社队干部的特殊化，要求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上述措施有力地克服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社员群众在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同生产的成果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生产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196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2%以上，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局面，许多地方的家畜家禽数量开始上升，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所谓“大不好形势”得以根本扭转，到1961年底农民群众大都可以吃上饭了。据下放到山东省惠民县大于公社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日记记载，“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于公社今年（作者注：指1962年）夏收有了余粮了，大于大队成了先进大队。全队夏粮总产达4万多斤，平均亩产180多斤，每人可分到口粮15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开荒地每人可达200斤左右。几年来，人们吃糠咽菜、食不果腹，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张广友还提到：“虽然我还是吃我的定量（由17斤恢复到27斤），可是这种兴奋的心情，也许比社员还高。因为我是下放干部，完成了扭转形势的重要任务；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国难当头、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愉快的一段生活！”这也许是万名下放干部共同的心声吧。

中央规定，这次下放农村和其他基层的干部，一般要下放三年，少数编内下放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轮换的办法。到1962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及帮助基层社队整风整社与生产救灾任务的基本完成，再加上原单位工作上的需要，万名下放干部1962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北京，只有少数因在当地结婚成家、地方工作需要等原因而留了下来，没能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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