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西哈努克亲王在我国流亡5年，回国后为何选择不报仇？

西哈努克活到90岁，死在北京的病房里而非金边的宫殿里；他被自己国家的军事法庭缺席判过死刑，死后却享有国父规格的哀荣。他一生换过的头衔比换过的衣服还多，而这条头衔序列里最讲不通的一段，是1975年到1979年，他回国时是国家元首，离开时是囚徒。

2012 年 10 月 15 日天还没亮，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咽下最后一口气，90 岁。他晚年落脚最久的地方不是金边王宫，而是东交民巷 15 号那座院子。噩耗传回柬埔寨，金边街头挂满他的画像，政府宣布举国哀悼。2013 年 2 月，灵柩自北京运回金边，从机场通往王宫的那条路上，几十万人跪在路边，手里举着白花。2014 年 7 月，他的骨灰被安放进王宫的佛塔。

头衔的清单可以这样排：1941 年被法国人扶上王位；1953 年要回独立；1955 年让位给父亲；1960 年改称国家元首；1970 年被首相废黜，此后五年住在北京；1975 年回国；1976 年辞职并被软禁；1979 年再回北京；1982 年跟红色高棉坐到一张桌子上；1991 年签巴黎协定；1993 年重新登基；2004 年退位。

他的五个儿子、十四个孙子死在自己国家的 “合作社” 里，王室其他分支被流放、被编进生产队，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家族差点只剩下一个名字。1993 年他重新掌权，手上有特赦权，有全国口碑，有各派默许。他一个人也没有动。这个答案他带进了棺材。要把它挖出来，得回到 1970 年 3 月 18 日那趟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1970 年 3 月 18 日，莫斯科还在下雪。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行程接近尾声，下一站是北京。当天下午，金边的消息追了上来：他出访期间，首相朗诺与副首相施里玛达发动政变，废黜国家元首，军事法庭缺席判他死刑。

这场政变蓄谋已久。朗诺握着军队，施里玛达握着政务，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幕后，等的就是他离开金边的这十几天。央视当年的专题报道写得很直白：政变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美国直接插了手，是冷战里美苏争夺印度支那的一步棋。那天金边的军队包围议会和电台，朗诺的人接管广播，宣布国家元首 “违宪” 已被废黜。他的画像从政府大楼上摘下来，支持他的官员被带走，学校停课，报纸换了大字标题。华盛顿第二天就承认新政权，停了几年的军事援助重新开闸。金边城里有人上街庆祝，更多的人没有出声。

美国要的东西很具体。柬埔寨东部边境那条路被称作 “胡志明小道”，北越的兵员和物资从那里过。西哈努克走中立路线，不配合封锁，也不肯把柬埔寨绑上美国的战车。1965 年他跟美国断交，连大使都撤了。1969 年 3 月起，美军对柬埔寨边境实施秘密轰炸，炸弹落在通道上，弹坑留在稻田里。

他的来路并不复杂。1941 年，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国王去世，诺罗敦、西索瓦两大王族争继承权，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挑中了他：母系出自西索瓦，父系出自诺罗敦，压得住两族，又年轻得看起来好摆布。1945 年 3 月，日军解除法军武装，扶他宣布独立；半年后日本投降，法国人回来。这段经历让他认定，独立得自己伸手去拿。1952 年他放下国王的架子跑遍全国，办集会、发传单。1953 年 11 月 9 日，法国交出主权。

独立后的柬埔寨是东南亚少见的太平地方。他修公路、办学校、建医院，把金边修得像一座法国外省城市。1955 年成立 “人民社会同盟”，此后十几年政坛基本是他一个人的舞台。他不站队，谁给钱都接，美国人骂他反复无常，可正是这份反复，让柬埔寨在越战最凶的几年没被烧成焦土。代价留在国内：反对派被压，左翼被挤，1967 年西北部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这道裂缝后来成了红色高棉的温床。

政变消息传来，苏联方面态度冷淡，只表示 “遗憾”，没有一句实质承诺。飞机上那几个小时，他没哭也没骂，拿出纸笔起草《告高棉同胞书》。这份文告后来在柬埔寨国内外广播，成了他此后五年流亡政府的开篇。他在飞机上就跟宾努亲王几个人定了方向：不去巴黎，不去开罗，去北京。

3 月 19 日中午，飞机落在北京。舱门打开，周恩来迎上来，身后是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京的中国领导人，停机坪上还站着 46 位外国驻华使节。周恩来抱住他，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您是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

他不是来避难的。1970 年 5 月 5 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他任国家元首，宾努任首相，在国内打仗的乔森潘任副首相。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文件由乔冠华起草，后来被称作 “五二〇声明”。5 月 22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几十万人的口号声从城楼下滚过去，新闻纪录片把这个场面送到了全国每一个放映队。

刚到北京，他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970 年 12 月，他搬进东交民巷 15 号。那是清朝的法国公使馆，院子不算大，门一关就是一个国家。住处由周恩来亲自挑定：独门独院，进出方便，警卫好安排，离北京医院也近。院门口挂的牌子不是 “招待所”，是 “柬埔寨元首府”。

他在北京的日子排得很满：上午在办公室处理电报，下午游泳或打羽毛球，医生在旁边记数字，晚上多半看电影。生活规格也确实高。周恩来专门从上海请来西餐厨师郭万棠，这位厨师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医院的金玉如医生被派来当保健大夫，一周去几次，量血压、查心脏。医疗组给他定了硬指标：身高 1.67 米，体重 78 公斤，超标，目标是减到 73 公斤，饮食计划细到每一顿，健身计划细到羽毛球和游泳各多长时间。

他自己也是个会吃的人。从小受法国教育，拿着菜谱就能做一桌正宗法餐，闲下来喜欢下厨房。他爱拍电影，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在柬埔寨拍过《仙女》《吴哥的阴影》，题材多是民族抵抗和外来侵略；他爱开飞机、开汽车，爱谱曲，爱吹萨克斯。这些爱好在北京一样没落下，院子里经常传出乐器声。

那几年中国正处在 “文革” 最乱的阶段，同样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遇是两个世界。早年在延安待过的那批外国人，不少被抄家、被监视、被下狱；西哈努克的院子里，法国菜照做，专列照开，警卫班照站。这种反差只有一个解释：他不只是老朋友，他是战略资产。

院子里的办公室挂着一张柬埔寨地图，前线来的电报按地区分摞摆放，他每天都要看一遍。有些地名他比随行人员还熟，问起来能说到村。

他也没有只拿不付。那几年他先后去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场合讲话，指责金边的政变政府，替流亡政府争承认。1970 年到 1975 年，民主柬埔寨的旗帜能在国际上飘着，靠的是两条腿：一条在丛林里，一条在北京。

1973 年 2 月到 4 月，他从北京飞河内，再沿 “胡志明小道” 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解放区，在吴哥窟前拍了照片。那次行程前后两个多月，回到北京时，他带回来一堆胶片和几份前线报告。

那几年电影院正片之前都要放《新闻简报》，简报里出镜频率最高的外国人之一就是他。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最红的电影明星 —— 西哈努克。” 这句话不是恭维，是那个年代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全部娱乐里，他确实占了很大一块。全国各地的接待单位排着队等他去，谁家门口停了那辆黑色轿车，谁家第二天就能上报纸。

关于那段日子，坊间还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他在北京看上过一位女演员，托人提亲，被中方婉言挡了回去。这条说法翻遍公开档案、当事人回忆和传记，找不到实据。能确证的是他一生有过六段婚姻，1950 年代初和莫尼克走到一起之后，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一半法国血统，一半柬埔寨血统，性子稳。他讲话，她站在侧后半步；他被软禁，她跟着一起被关；1979 年上飞机，她跟他坐同一排。

1979 年他第二次住进东交民巷，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已故的周恩来设了一个牌位，每天换鲜花、点香烛。

1970 年 5 月以后，柬埔寨内战全面铺开。朗诺的军队靠美国输血，红色高棉靠边境通道和外部支援，两边打了五年。朗诺控制的地盘一年比一年小，末了只剩金边和几条公路；美军的轰炸把农村推给了红色高棉，红色高棉的兵源越打越多，金边的补给越打越空。连年的轰炸把稻田变成弹坑，逃难的人涌进金边，那座城市的人口从几十万涨到上百万，粮食靠空运。

1975 年 4 月 17 日，金边陷落。红色高棉的军队进城当天开始清空城市，上百万居民被赶出家门往农村走。货币废了，学校关了，寺院拆了。这个政权想把一个国家直接推回稻田，没有过渡，没有中间状态。全国取消工资，按人头发口粮，把合作社当成唯一的组织单位；1976 年抛出 “四年计划”，指标定得比战前还高。1977 年起，东部军区开始大规模清洗，自己人杀自己人，杀到最后连档案都烧了。金边一所中学被改成审讯中心，代号 S-21，进去的人先写自述，再上刑，签字画押，接着被送到城外的万人坑。那个地方后来挖出来的头骨，摆满了整整一屋子。

回国的安排不是他一个人定的。1975 年春天，北京和丛林两头都在催他回去：红色高棉要一块 “民族团结” 的招牌，中国要一个能跟新政权说上话的人。他提过条件，想保住王室的体面，答复很客气，落实得很少。他还是上了飞机。

1975 年 9 月，邓小平到机场送行，照片上他穿深色西装，和莫尼克并肩站在舷梯前向人群挥手。那是他流亡五年之后头一回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回到金边，也是他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坐在王宫里。

红色高棉要他回去，要的是合法性：对外争联合国的席位，对内压住旧官僚、旧军官和城市中间派，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前国家元首摆在台上。他愿意回去，要的是另一件东西，以为回到金边就能握住一点实权，至少护住王室。两边各有各的算盘，签的是一份谁都不打算全兑现的协议。

金边的王宫还是那座王宫，殿里的人换了一圈。除了出席礼仪性活动，他和莫尼克、两个年幼的儿子被软禁在王宫的一处院落，不能会客，不能外出，不能跟外界通信。外国政要到了金边提出想见他，答复是 “不方便”。他在院子里能做的事不多：散步，读旧报纸，看着两个儿子长大。院内的日子还维持着国王的规格，仆从、厨子、花匠都在；院墙外头是另一回事，站岗的士兵换了制服，进出要报备。

1976 年 1 月，红色高棉颁布新宪法。1 月 3 日，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对新宪法表示 “由衷的满意”，说它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愿望，具有国际水平。这段话记在公开档案里，读起来比任何控诉都凉：一个被架空的元首，坐在自己的宫殿里，给一部即将把自己全家送进土里的宪法鼓掌。

3 月初，他递交辞职信。4 月 2 日，他发表声明宣布 “退休”。乔森潘接任国家元首，波尔布特出任总理。从这一天起，他连名义上的位置也没有了，成了一个被关在自己宫殿里的前国王。

他的其他几位妻子所生的孩子，早就被送出王宫，送到农村 “劳动”。他的五个儿子、十四个孙子在 1975 年到 1978 年之间被杀害，财新网、科技日报、海外网在 2012 年的报道里记的是同一组数字。王室其他分支，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编进 “合作社”，活下来的不多。他后来对着镜头讲过那段日子，说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杀戮，可做过无数次梦，梦见那些 “合作社” 就是一座座小集中营，梦见孩子和孙子在里面受折磨。这句话的分寸很重：他确实没看见，能确认的只有结果。

有一年他过生日，托人请求让儿孙来王宫聚一聚。请求被驳回，对方给的理由是：要想着共产主义建设，不要光想家庭生活。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在北京去世，他提出要去吊唁，也被驳回。这个从 1955 年万隆会议起跟他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他没能送终。

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南军队发动全面进攻，边境上的炮声很快传到金边。1979 年 1 月，金边失守之前，红色高棉把西哈努克和莫尼克送上一架飞机。1 月 6 日，他落地北京，又住回东交民巷 15 号。这一次他连 “国家元首” 的名头都没了。上一回他是客人，这一回他是被自己人押出来、又被中国人接住的老人。他随身的东西不多，一只箱子，几件衣服，一摞手稿。

1979 年的柬埔寨，地图上的颜色是乱的。金边是越南扶起来的韩桑林政权，丛林里是红色高棉的残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还承认 “民主柬埔寨” 的席位。西哈努克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张牌：他是那个被废黜的合法元首，是很多国家还愿意承认的名字。

名字要变成权力，得有人替他打。丛林里的人愿意打，也愿意用他的名字。1982 年 6 月，三方联合政府在吉隆坡签署成立，一方是他，一方是宋双，一方是乔森潘。他当主席，政府名义上的首脑是宋双，军队最大的一块在红色高棉手里。协议写得很细：三派各自保留武装和地盘，对外统一以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的名义，联合国席位、国际援助、外交承认全记在这个联合政府名下。红色高棉出军队，宋双出行政，他出名字，三样凑在一起才够一个 “国家” 的样子。

这个联合政府的结构，注定了主席不好当。宋双那边是旧官僚和部分旧军队，人少，名声干净；红色高棉兵最多、地盘最大，国际上背着血债；他这边只有名字和声望。三块拼在一起，对外能顶住金边的越南扶植政权，对内互相提防。他在中间，既是黏合剂，也是挡箭牌。

签字那天站在他身边的人里，有红色高棉的核心人物。他那五个儿子、十四个孙子的死，决策链条的顶端就坐着这些人。此后十几年，西方媒体骂他 “与屠夫同席”，国内也有人骂他贪恋权位。1982 年到 1989 年，他每次在国际场合露面，记者都会把同一个问题甩到他脸上：你身边坐着的就是杀你全家的那些人。他从不解释，公开场合只讲另一套话：柬埔寨已经碎成几块，谁能把这几块缝起来，他就跟谁合作。

这套话在当时听着像托词。那十几年里，联合国承认的柬埔寨席位一直挂在三方联合政府名下，金边的越南扶植政权坐不上那把椅子。中国、美国、东盟大多数国家、西欧一批国家都不承认金边，每年联大表决，席位都判给联合政府。他坐在这张桌子的顶端，位置最显眼，也最不自由：跟红色高棉翻脸，结构当场塌一半；完全听红色高棉的，国际上又会把他当成屠夫的招牌。他卡在中间，用一张嘴、一张脸，撑了十年。

1989 年 9 月，越南宣布撤军。1990 年 9 月，柬埔寨四方在雅加达会晤，宣布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他当主席。1991 年 10 月 23 日，巴黎，他代表最高委员会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上签字，18 个国家的代表在场，联合国秘书长也到了。协定写明停火、撤军、国际监督、自由选举。11 月 14 日，他回到金边，机场外挤满了人，很多人举着他的旧照片。

1993 年 6 月 14 日，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恢复他在 1970 年 3 月 18 日政变之前的一切权利和地位。9 月 24 日，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他为国王、终身国家元首。复位之后的头几年，王宫重新修葺，散在外面的王室成员陆续回国，王室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国家礼仪里。他重新坐上了那把椅子。

这把椅子不是他一个人挣回来的：1993 年 9 月那份制宪会议决议，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洪森要稳定的名分，拉那烈要大选的结果，各派要一个都能接受的人坐在上面。椅子扶手上，放着一支签特赦令的笔。

1996 年 8 月，英萨利带着两个师投向政府，9 月 14 日，王宫签下赦免令。这个人当年是红色高棉的副总理兼外长，是波尔布特的连襟，是 “三号人物”。赦免令由国王签署，理由写在文件里：政府请求，议会三分之二以上支持，为了民族和解。金边有人叫好，也有人骂街，骂声最大的一句是：那道令一签，红色高棉的账就开始烂了。

1998 年 12 月 25 日，乔森潘和农谢从拜林致函首相洪森，宣布尊重国王、尊重宪法、承认王国政府，“回归社会”。随信附着一份已经拟好的特赦令，程序走到王宫，只等国王落笔。金边在等，国际社会在等，联合国也在等。12 月 30 日，文件被送回金边。签名栏是空的。王宫对外只给了一句话：国王不会签署任何赦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