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监狱

陕渝黔游记之二十九 渣滓洞监狱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长达数年的解放战争内战尾声阶段，被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重兵把守的歌乐山，见证了“11·27大屠杀”的人间惨剧，数百名为新中国建立事业奔走呐喊的革命志士，没能等到入城的解放军旗帜就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大多数人是因为红色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红岩》的全民传播，以及作品中反复记录、承载了无数真实壮烈故事的渣滓洞、白公馆两处革命旧址的存在，这片被烈士热血浸透的山林，最终被精心规划修建为庄严肃穆的国家级烈士纪念陵园，供所有后来人前来瞻仰缅怀、凭吊忠魂。

车窗之外是茂盛的乔木。忽然一尊尊白色人物塑像映入眼帘。他们有的坐着，在冥思苦想；有的站着，昂首眺望远方；有的手挽手肩并肩，脸上露出笑容，这是后人为了怀念在渣滓洞遇难的革命先烈而塑造的。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乐歌山麓，我们下了车，走过一段林荫小道，就看见一块巨大的石碑立在路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渣滓洞监狱。

监狱就在路边的山坳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坐落在巍峨的歌乐山下，三面环山，倒像一个隐蔽在乡村的四合院。监狱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架着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墙内几栋瓦房，不太高却很坚固。围墙、房屋全是灰黑色，显得十分阴森恐怖。

朋友介绍说，渣滓洞，原为工人采煤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边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为看守所，关押“政治犯”。

高墙外的制高点有岗亭六座，机枪阵地一处，常有国民党军一个连驻守，狱分内外两院，外院是监狱办公室和刑讯室，内院有一排男牢十六间，女牢两间。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等先后被囚于此，最多时达七百余人。

我们跨过由半人高黑漆铁栅合围起来的围墙，首先进入的是开阔却处处透着刺骨森严冷意的外院。在外院的正对大门的位置，耸立着一个用粗粝石灰岩垒起来的监视塔，整座塔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墙面上密布着经年累月风雨侵蚀留下的斑驳深色水痕，塔顶的瞭望台四围是半人高、留着狭长观测缝的垛口。

当年值守的特务就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垛口后面来回踱步，整座塔的视野没有任何遮挡，哪怕是内院墙角有人低头悄悄传递半张写着字的草纸、或是放风的时候抬手给身边的难友递一个安抚的眼神，站在塔上值守的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连丝毫小动作都逃不过视线，能够监控内院犯人的一切行动。

顺着外院铺着青石板的小路往左侧走不到十步，我们就站在了当年遗留下来的审讯室门口，刚跨过木质门槛就有一股凉得钻骨头缝的霉味混着老旧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约莫二十平米的房间沿墙立着一排擦得透亮的玻璃展柜，展架陈列着许多刑具，有表面生满红锈的烙铁、边缘嵌着细小倒刺的牛皮鞭、垫着碎砖块的老虎凳、专夹人手指的粗实竹筷、用来灌辣椒水的大肚粗陶缸，刑具上能看到深褐色的陈旧痕迹。

我们从审讯室出来之后沿着院墙边慢慢绕行，才注意到外院四周足足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壁面上，还保留着当年用浓稠红漆刷写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不少位置的漆皮已经大块剥落，字的边缘晕开了模糊的水痕，其中一条写到：“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做到”。直白粗糙的字里行间，满是当年特务系统的极端疯狂的迫害逻辑。

沿着外院墙角的青石板小径再往院落深处走几步，视线里就出现了一个仅容单人通行的黑漆小侧门，门楣上用白漆歪歪扭扭描着“女监”两个字，我们不得不低着头、微微侧身才能避免撞到门楣，从外院跨过女监狱的侧门，就进入了布局十分逼仄的内院。

抬头往侧边的囚舍方向望过去，女监狱矮矮的，整栋建筑的高度还不到两米五，普通成年男人站直了抬手几乎就能摸到屋檐的边缘，墙面的白灰层大半都已经脱落，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粗糙砖坯，整排顺着屋檐走下来数得清清楚楚，只有三间，每间囚室的木门上都挂着锈得几乎要烂透的铁挂锁，靠近屋顶的位置只开了一个巴掌大的高窗，窗上焊满了交叉的粗铁栏杆，连风都很难顺畅钻进狭小的囚室里。

渣滓洞前些年被暴雨导致的山洪毁坏严重，现在所看到的基本上是重修的。在修葺被毁部分的同时，也对整个渣滓洞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主要是修补墙面的色泽，整个修缮工作完全按照当初的原貌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渣滓洞依然是当年的景象。

在修葺渣滓洞的时候，工作人员挖出了江竹筠当年准备越狱用的两件铁质工具，在当时的史料中有记载，可是一直没有被发现。

我对朋友说，渣滓洞本来不是风景名胜，只是保留下来让后人看，不要忘记现在的生活是用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所以，重修并不像其他重修古迹那样让我反感。歌乐山上到处都盛开着白色的貌似鸢尾的小花，仿佛是苍天为烈士们献上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