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是谁？此人身份很特殊，与张、杨关系也不一般

提起“西安事变”的主谋，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张学良或者杨虎城，毕竟他们是事件的主导。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开始都有发动“兵谏”的想法，但他们谁也不敢提，真正的幕后推手其实是一个叫王炳南的人。

很多人可能对王炳南不熟悉，但此人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他的身份很不简单，不但在国民党很吃得开，与杨虎城关系匪浅，与张学良也有交情， 还早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要从王炳南的身世说起。

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看似普普通通，他的父亲王宝珊却是辛亥革命先驱，在同盟会有很深的人脉，且与杨虎城关系十分密切。

在王宝珊及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王炳南十几岁就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尽管他凭借父亲的关系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大员，但他在思想上却亲近共产党，1925年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6年经人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9年，在杨虎城的资助下，王炳南前往欧洲留学，主要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期间受共产国际委派，在欧洲各国成立党组织，从事反帝运动。

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全面入侵中国，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积极“围剿”红军。

彼时，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张学良多次与周恩来会面，初步确定了联合共产党的想法，而杨虎城也在张文彬、申伯纯、宋绮云、王菊人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打算团结共产党抗日。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不是蒋介石嫡系，处境也十分类似，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且蒋介石是在有意消耗他们的部队，以达到削弱、控制的目的，无论从国家大义还是个人私利而言，他们都认为不能跟红军继续打下去了。

并且，张学良和杨虎城还认为，想要彻底扭转全国局势，同时改变自身处境，必须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为改变红军处境、实现国共抗日的目的，派遣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身边工作，目的是对杨虎城和张学良实施影响。

1936年春，王炳南来到西安，刚下飞机就被杨虎城派车接走，到三原东里堡的别墅密谈，一谈就是两天。

在王炳南的劝说下，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

此后，王炳南就留在杨虎城身边工作，是杨虎城身边重要的心腹智囊。

在西安的时候，王炳南还积极活动，经爱国人士杜重远的介绍，与张学良见了几次面，最终成为杨虎城与张学良的联系人。

有人可能要问，张学良为何不走直接与杨虎城联系，而是要通过王炳南？

原来，蒋介石担心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自己不好控制，便采取了分化瓦解之策，使得两人的关系一度有些紧张，尽管二人都不愿意打内战，但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很难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王炳南的存在则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居中调解、多方调和，极大缓和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

后来，张学良主动退让，与杨虎城深入交流，双方最终放下成见，达成同盟。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剿共”，二人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万分紧迫的地步，于是几次面见蒋介石，请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同意，而且态度十分强硬。

几次苦谏无果后，张学良产生了“礼不成而后兵”的想法，但兹事体大，他没有说出来。

12月11日，张学良找杨虎城商议对策，在谈到如何对付蒋介石时，两人虽然都有心“扣蒋”，但谁也没说出来。

会谈快要结束时，张学良很不甘心，想找个办法试探一下杨虎城，便对杨虎城说，“王炳南不是在这里嘛，怎么不找他商量一下？”

杨虎城却回答说，“这个人思想很激进，怕你听了生气。”

原来，早在张学良找杨虎城会面前，王炳南就分别对二人做了工作，在杨虎城询问他有何主张的时候，他直接提出了“扣蒋”想法，而他在与张学良接触的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在引导张学良往“扣蒋”上发展。

也即是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想法的根源，其实都来自王炳南。

那么，王炳南为何有此想法呢？

西安事变结束后，王炳南曾解释过原因，他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并非真心信任，更多的是利用；且蒋介石主张先“剿共”、再抗日，既对红军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还影响了抗日大局，在张杨二人苦劝无果的情况下，只能出此下策。

张学良听了杨虎城的回答，便追问说，“他有什么想法？”杨虎城则回答说，“他主张扣蒋。”

到这时，“扣蒋”的窗户纸算是捅破了，张学良知道，如果杨虎城不同意，就不会说出这五个字，便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杨虎城何尝不是在试探张学良，听了张学良的话，也很高兴，表示赞同张学良的意见。

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于次日实施“捉蒋行动”，并作了具体部署。

一直以来，对于西安事变，我们只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主导者，却不知王炳南是背后推动者，过程其实是非常曲折的。

西安事变前后，关于杨虎城的动态，王炳南一直在向周恩来汇报，有一次他告诉周本来，杨虎城曾跟他谈起第十七路军的出路，是这样说的：

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

也就是说，杨虎城最开始压根没打算实施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是全国领袖，扣押蒋介石等同于“谋反”，且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人，很容易遭到蒋介石的打击报复。

为了说服杨虎城，王炳南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一直在因势利导、渐次推进，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全国抗战呼声高涨，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联盟”形成，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步步紧密，他这才提出兵谏想法。

可即便如此，杨虎城与王炳南的想法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西安谈判，在是否放蒋这个问题上，杨虎城主张不放，理由是担心遭到打击报复，而共产党方面则主张放蒋。因为这件事，他曾对王炳南发脾气，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多次对杨虎城进行劝说，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其想法。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王炳南的角色也很重要，他既是周恩来的助手，也是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者之间的联络人，许多重要信息和意见都是他处理的，就连宋子文也请他当自己的代表，负责与周恩来、张学良和杨虎城交换意见，是各方都很看重的人。

这当然得益于王炳南的特殊身份了，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共产党人，还是事变主角张学良、杨虎城的座上宾，充当“万金油”角色再合适不过。

就在各方进行紧张谈判的时候，周恩来任命王炳南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联络西安各界人士，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为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妥协以达成国共合作立下大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没跟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放走蒋介石，并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对于这种做法，杨虎城坚决反对，周恩来和王炳南则认为张学良不必亲自送蒋介石。

而最后的结果是，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扣押，西北局势瞬间陷入混乱。

为了挽救危局，周恩来让王炳南留在杨虎城身边工作，但不久杨虎城便被蒋介石勒令出国，王炳南只得返回延安，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对于王炳南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给予了很高评价，曾说：

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

后来，王炳南长期在毛主席和周恩来身边工作，利用特殊身份在重庆与国民党接触，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周恩称赞说：

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曾作为代表与美国进行长达九年的谈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迫使美国允许钱学森回到中国。

可以说，王炳南是一位功勋卓越的人物，但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主要原因是他长期从事的是幕后工作，而且他为人低调、性格随和，不在乎功名利禄，一心一意为党为国，极少在人前展示自己的过往，自然没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该忘记王炳南，不该忘记他在西安事变中的穿针引线，如果没有他，中国历史或将改写。

1988年，王炳南因病去世，遗嘱很简短，其中有一句话让人深思：

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他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格局，我想没什么事是办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