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予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消息传遍全国。可对于即将接管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人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六百万人口，两万多名潜伏特务，遍布全城的帮派势力，还有一个几乎瘫痪的旧警察系统——这一切，都需要一位能镇得住局面的公安局长。

中央原本选定的人，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可就在上海解放前夕，陈赓接到命令必须率军南下，无法赴任。

临行前，陈毅专门找陈赓商量接替人选。陈赓想了想，忽然笑了，问了一句让陈毅眼前一亮的话："特科的那位神枪手，可以胜任吗？"

这位"神枪手"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让两位将帅同时认可？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如何接管这座全中国最复杂的城市，让新旧警察都心服口服的？

六百万人的城市等一个局长

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但上海的局面，比任何一座已经解放的城市都要复杂得多。

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国际都会。这座城市里聚集着外国资本、民族工业、金融投机商、帮会势力，以及盘根错节的国民党特务网络。

解放上海，军事上并不是最难的部分，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接管它，如何在不毁掉这座城市经济命脉的前提下，把旧秩序换成新秩序。

中央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海就像一个摆满瓷器的房间，要在里面捉老鼠，又不能打碎瓶瓶罐罐。

为了这场接管，华东局早在1948年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南下集训，华东局社会部在济南创办了华东警官学校，招收上千名学员。

到1949年初，一支由1600多名公安干部组成的接管队伍已经在江苏丹阳集结待命，学习《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研究上海旧警察局的组织架构和情报资料。

集训期间，接管上海的领导班子逐步搭建起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公安部，公安部部长一职最初落在了陈赓头上。

选择陈赓，有着深层的考量。上海解放前夕，城内局势极为复杂：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坐镇警察局，在短短三个月内逮捕了三千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杀害了其中三百余人。

毛森叫嚣"上海有一千条路，我有一千个特务"，撤退前还在南市看守所秘密屠杀了一百三十余人。潜伏下来的特务、蠢蠢欲动的帮会分子，构成了一张几乎覆盖全城的暗网。谁来当公安局长，不仅关系到治安能否稳定，更关系到整座城市能否顺利过渡。

陈赓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与上海社会各界尤其是帮会势力有过深入接触，和青帮头目杜月笙之间也有交往。

中央的意图很明确：用陈赓的名头镇住场面，让各路势力不敢轻举妄动。据陈赓后来回忆，就连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听到他的名字后，也给留在上海的门徒传话：不要闹事，配合陈局长工作。

然而，战局的发展打乱了这一安排。上海战役打响时，陈赓已接到新的作战命令，必须率领二野第四兵团前往江西与白崇禧的部队作战。他虽然挂名上海公安局长，却根本无法亲自到任。

一座六百万人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坐镇指挥的公安局长，显然不行。

出发前夕，陈毅专门把陈赓请来讨论接替人选。当时拟定的三位副局长是梁国斌、李士英、杨帆，按常理应从中选一位担正。陈赓没有犹豫太久，脸上露出笑意，问陈毅："特科的那位神枪手，还记得吗？"陈毅一听，马上明白了，当即拍板："就是他了！"

两位将帅不约而同选中的人，正是中央特科的老战友——李士英。

从弄堂枪声到死囚牢里

李士英是河南省内黄县人，1912年冬天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家里穷得交不起学费，他十二岁辍学去布店当学徒。但他父亲会梅花拳，从小教他习武，练出了一身好功夫。

1927年大革命浪潮中，年仅十五岁的李士英加入共青团，在中共濮阳县委做交通员。两年后因叛徒出卖，濮阳县委遭到破坏，李士英侥幸逃脱，不久转为正式党员，调入中共北方局工作。

在天津，他参与了人生中第一次锄奸行动：将一名叛变投敌的地下党负责人诱至预定地点，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处决任务。这次行动引起上级关注，1930年底将他选派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接受专业训练。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亲自创建，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行动科又称"红队"，内部戏称"打狗队"，专门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和惩处叛徒特务。李士英被分配到行动科，陈赓当时则是情报科科长，两人由此成为战友。

李士英在红队很快崭露头角。他身手敏捷，能双手使枪，人送外号"神枪手"。陈赓评价他只用了五个字——"枪准，脑子快。"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整个上海地下党面临灭顶之灾。李士英当时正在北平执行锄奸任务，接到紧急通知后火速赶回上海，参与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惊险行动。此后，他被任命为红队行动一组组长，承担最危险的惩处任务。

1932年初，中央特科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了一批叛徒的死刑，执行任务交给了李士英的行动小组。4月22日下午，李士英率组在闹市区将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当场击毙，行动干净利落，全组安全撤离。

不到一个月，他又率组处决了另一名危害极大的叛徒，上海市警察局情报组组长曹清澄。然而这次行动发生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带，枪声引来了巡捕。混乱中，李士英和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被巡捕抓获。

被捕后的考验比子弹更残酷。法租界巡捕房严刑拷打，国民党方面派叛徒到庭指认，但李士英自始至终只咬定一个说辞：因为私人恩怨替人报仇，与任何政党无关。关于组织，他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中央特科全力营救，请了包括史良、章士钊在内的著名律师为他辩护。然而法院仍以"预谋杀人罪"判处他死刑。李士英没有崩溃，配合组织按法律程序上诉。经过数年反复审理，加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最高法院于1936年7月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从被捕到改判，李士英在牢中待了近五年。他被罚戴特重手铐脚镣并单独囚禁，长期的镣铐在他的手腕和脚踝上留下了终身不褪的伤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陷入战火。李士英在战乱中趁机逃脱，辗转找到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在潘汉年安排下前往延安。此后他在延安学习、赴苏联受训，又回到敌后根据地从事情报保卫工作。

抗战胜利后出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治安管理经验。这一路走来的磨砺，让他成为接管上海公安工作几乎不可替代的人选。

一枚旧印章刻出新秩序

1949年5月25日深夜，37岁的李士英穿上土布黄军装，腰别那支跟随多年的勃朗宁手枪，带着1600多名公安干部登上闷罐子火车。货车厢外弹痕累累，他们在隆隆枪炮声中驶向上海。

在他们到来之前，上海城内的地下党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旧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委在书记邵健领导下，秘密寄出了两千多份解放军布告和警告信。

更关键的是，地下党成功策反了旧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此人本非国民党党员，在警务系统工作近二十年却始终受排挤，最终选择弃暗投明。5月24日晚，特务头子毛森仓皇出逃后，陆大公立即以代局长名义向全市警察机构下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全市各分局纷纷降旗投诚。

5月28日清晨，大雨初歇。上午八时许，李士英与梁国斌、杨帆率接管人员来到四马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总部。大门口悬挂白旗，两侧堆着沙袋工事，地下党员已在门口等候。

他们直接乘电梯上到五楼，就在几天前，毛森正是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下令杀害了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此刻，办公室换了新的主人。

陆大公身着黑色警服恭敬地走进来，将旧警察局的铜印郑重交到李士英手中。李士英当即宣布了接管政策，并聘请陆大公担任新公安局顾问。

当天下午的旧警察代表大会上，李士英讲了一番让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话。他说，除劣迹昭著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的旧警察，一律欢迎录用。这番话在两万余名旧警员中引起巨大震动——大多数人原本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

李士英没有搞一刀切的清洗。他清楚，上海的治安不能有一天的真空。如果把旧警察全部遣散，新干部对上海街巷地形和社情民风一无所知，局面必然失控。

他采取了"团结改造、区别对待"的策略：绝大多数基层警员留用，在工作中逐步进行政治教育；对有严重劣迹的特务分子则坚决清除。

这个策略很快见效。北站分局一名叫黄伟生的留用警察，在夜间执勤时遭拒捕匪徒枪击牺牲。李士英亲自出席追悼会，陈毅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一个旧警察用生命换来的荣誉，让整支留用队伍看到了诚意，人心迅速稳定。

稳住内部之后，李士英开始向外出击。1949年7月，上海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解放庆祝游行，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欧立夫开车冲撞人群、企图殴打执勤民警，被当场拘押。

李士英的判断掷地有声：中美没有建交，不承认对方外交身份，在中国土地上违法就应依法处理。最终欧立夫被迫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美国人第一次向中国人公开道歉。

在内部纪律方面，李士英同样铁面无私。一名叫欧震的南下军代表在接管期间贪污违纪，尽管是"自己人"，李士英查明证据后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他的逻辑很简单：新政权要立住脚，就不能容许任何人往里面掺沙子。

6月2日，陈毅正式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任命李士英为局长。那枚从旧警察局接收的铜印，被磨平后重新刻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几个字。旧印章上的痕迹虽然抹去了，但它所承载的历史转折，永远留了下来。

【主要信源】

《那一天，他接过了上海市旧警察局印章》，人民网党史频道，2019年5月

《1949年接管上海旧警察局：陈毅任命首任警察局长》，新民晚报/中新网，2009年5月

《旧警察新警察，全都对他心服口服》，腾讯新闻/上海市公安局档案，2023年5月

《李士英被囚的前前后后》，徐家俊，参考网/档案类刊物，2008年

《李士英》词条，维基百科（引用多部党史著作及公开档案）

《缅怀和纪念——李士英》，人民网党史频道，2012年12月

上海市公安局官网：《接管上海市警察局》专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