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二八”淞沪抗战

戴戟/文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1932年1月12日，日本外务省扬言，对我爱国运动，“日政府决定采取断然手段”，并表示“此次断然手段，即增派海军陆战队登岸，或封锁其各重要港口”。当时，日寇即以上海为重点，派遣兵舰30余艘，陆战队三四千人到沪。接着，在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组织了日本“居留民”的集会游行，并借故纠众捣毁我北四川路、武进路一带的商店。

1月18日，日僧5人在闸北马宝山路寻衅，与我三友实业社棉织厂的工人互殴。驻沪日总领事村井借机向我市政府提出四项条件，要我道歉、赔偿、惩处和取缔我爱国运动以及封闭抗日救国会、《民国日报》等等。26日，竟又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1月28日下午6时止）圆满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亲日派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一贯媚外的意旨，承认了这个最后通牒，立即封闭了设在天后宫内的各界抗日救国会。村井对此在口头上表示满意。但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于28日夜向上海市政府发出另一通牒，以护侨为名，限我军队立刻退出闸北，让日本军队进驻，并狂妄叫喊：一旦发生战争的话，4小时即足以了事。当晚日寇即向我闸北一带作突袭的战斗行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当时，我第十九路军分驻淞沪一带的全体官兵，特别是士兵和群众激于爱国义愤，都具有愿为抗日牺牲，一雪国耻的要求。因为我军早于1931年在江西参加“剿共”时，士兵和下级军官曾深深受到工农红军“枪口一致对外”，“以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一伟大号召的影响，有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觉悟。而当时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更促进了他们抗日御侮的决心，因此也就推动了我军上层军官和领导层起而应战。故在日寇不断增兵、寻衅的过程中，我军高级干部即曾一度密商对策，决心抗战，并作了相应部署。“三友实业社”事件发生后，我军又于1月23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驻沪军队上校以上军官开秘密会议，策划抗战军事。当晚向全军发布了极密令。

命令下达后，即将我后方本军部队密调镇江以东，枕戈以待。这时蒋介石依然是屈膝求和。在沪战发生之前，既没有任何就地抗战的命令，而在“一·二八”傍晚，战事一触即发之瞬，反而电令宪兵第六团来沪接防闸北。其用意显然是害怕我军就地抗战，故尔预为防范。迨至战火已经爆发，全国军民都表示无比振奋，而蒋介石又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幌子，陷我军于孤立无援，力图早日结束沪上抗日的军事行动。日寇亦洞穿蒋介石反共卖国的底蕴，因而在我军坚决还击之后，即声称只与我第十九路军为敌，并不与我“中央”其他军队作战。我军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由于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利用街市战的有利条件，终于浴血奋斗，鏖战月余，使日寇四易司令，迄无寸进。这都是日寇和蒋介石等始料所不及的。

二、“一·二八”抗战战事纪要

（一）最初的战斗和盐泽被打跑

1月28日深夜1时30分，日寇部队在闸北天通庵一带开始向我进攻，放响了第一枪。我驻守部队翁照垣旅立即下令还击。敌军遭我还击后，即以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冲出。28日清晨，日机出动，飞往闸北和南市一带轰炸助战。战火遂逐步扩大。

当时，在上海人民踊跃支援下，我军士气极为旺盛，敌军累犯均不得逞，我军先后截获铁甲车3辆。闸北区在日寇不断增军冲击和爆裂弹、燃烧弹的滥施轰炸下，化为一片焦土，居民被杀伤者不计其数。

日军自开战以后，死伤甚多，因而一度换由英法美各国领事出面，提出“停战”的请求。我军明知其是缓兵待援之计，但仍接受了这个请求，于29日晚8时许，命令前线停止战斗。同时，将驻守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输送来沪；原驻沪上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我军又于29日上午1时，通电全国，申明抗战决心。

30日，敌巡洋舰田龙号等3艘，驱逐舰4艘，载有特别陆战队5000人驰至沪上，航空母舰加贺、龙翔两号亦同时开到。敌寇部署既定，对此前所提出的“停战”要求，遂托言“请示政府，三日为期”。但在31日晚11时，即再度向我闸北防地猛攻，均被我军奋勇阻击，毫无所逞。

2月4日，敌寇援军均已赶到，向我总攻。在总攻的第一日，敌人的步伐就很混乱。闸北方面，进犯我青云路的敌军被我击溃，吴淞屹然无恙。江湾敌军一队，被我包围。我军遂乘胜反攻，激战达9小时之久，使战区扩大至吴淞、江湾一带。而敌人处处溃败，卒至吹嘘为“4小时足以了事”的敌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因此被黜。

（二）蕴藻浜和吴淞之战

日寇海军司令盐泽幸一离开以后，继之而来的是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前后增援陆军近万人，野炮数十门，增加的军火更多。2月11日，野村接见各西报记者，大叫：“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并谓“日军自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由此可见，敌人当时是企图在蕴藻浜一带决战。

11日午后，日机5架在闸北投硫磺弹，继以炮击，同时向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我驻防该地的第六十一师第六团，奋勇还击。至午后3时，敌军又大量增援，据侦察增加的援军约有千人以上，还调了炮兵，向我猛扑。我军誓死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毙敌数百人。战况之激烈，实为淞沪抗战开始以来所仅见。我军坚持至傍晚7时许，终于将进犯蕴藻浜的敌军全部击退。

12日，8时至12时，为了救出住在闸北前线宝山、宝兴、虬江各路口的居民，由中立国作证，敌我双方停战4小时。后来，英美总领事曾向野村提出要求，延长停战时间，当被拒绝。然而野村所叫嚣的抢渡蕴藻浜，经过八九小时的激战，仍以挫败而告终。

驻守吴淞方面的是我第七十八师翁照垣旅，另有第六十师一部防守闸北江湾车站，第六十一师驻守吴淞以东到蕴藻浜北岸，策应吴淞。

当闸北战事重起时，日寇即分一部分海空军向我吴淞炮台及吴淞镇进犯。另有一股敌军袭击吴淞附近之张华浜。2月4日，敌人集结大小战舰二十余艘，飞机数十架，对准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至2月7日，我炮台全被炸毁。在敌人海空军联合袭击之下，我步兵却始终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使敌人无法登陆。在蕴藻浜南端淞沪铁道桥梁旁之敌军，被我第七十八师守军所击溃。2月13日，我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一带的第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又奋勇击溃了敌军久留米旅团的主力。敌寇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至此完全被我粉碎。

（三）粉碎植田的所谓“总攻”

2月中旬，第五军张治中军长所率领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在广大士兵强烈要求下，来沪增援，这给我们很大鼓舞。其时，日寇增调的陆军万余人，由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领，亦已抵沪。植田是日寇第三次更换的指挥官。到沪后发表谈话，即妄称要迫使我第十九军撤退。与此同时，各国驻沪使节曾试图调和，没有结果，植田于18日，竟以日本司令官名义向我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军长提出哀的美敦书。

我蔡军长接到此书后，即遵照总指挥蒋光鼐的命令：“以火炮还击”，作为我们的复文。

此时日寇前线兵力，已增至二三万人，并有陆战队分布次要战线。敌陆军附有野炮六七十门，敌舰集中吴淞口，飞机亦增达60余架。

2月20日晨7时，日军向我军全线发动总攻击。从吴淞起，沿淞沪铁路线直至闸北之天通庵一带，各路敌军同时出动，先以大炮分向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敌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袭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一带进犯，其势甚锐。我军装备虽不及敌人，但由于全国各地的声援，促使士气愈战愈旺，同时与敌人接战较久，也取得不少战斗经验。当敌人倾巢来犯火力凶猛时，我军以手榴弹还击，向我炮台进犯的敌军，随即败退。袭击闸北的敌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我地雷，死伤狼藉，残兵纷纷向沈家湾溃逃。而江湾、庙行间的战斗尤为激烈。

江湾、庙行两处阵地，位于闸北与吴淞之间，形势重要，日寇即以此两地为攻击的重点。在植田亲自指挥下，集结较多敌军，企图中间突破。从21日起，敌步兵数千，依赖飞机大炮的掩护，向我冲击，一再妄图接近我江湾镇和江湾车站的阵地。我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两团和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一部拼死抗击，敌我牺牲均大。到23日黎明前，敌人又试图从江湾北端包抄我江湾镇。我第六十一师梁世骥团立即分兵一部由东葛家桥阵地出击，对敌冲锋多次，弹雨血花，杀声震野。敌不支向后溃退，我军跟踪追击，毙敌甚多，并生俘敌第九师团大队长空间升。随后，敌又以飞机大炮向我江湾本阵地狂轰，继以步兵猛烈袭击，我出击部队乃折回原阵地固守。时江湾镇上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敌人炸毁，我伤亡颇大，但敌人死伤亦重。而我江湾阵地则始终确保。

庙行方面，从22日起，敌由上松指挥，向我竹园墩、麦家宅阵地进攻。敌方炮击数千发，飞机轰炸，竟日不停。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第二六四两旅，奋力抵抗。正在危急时，我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遂转危为安。这一战斗，我军死伤极大，敌亦受重创。当晚，敌第九师团一部分溃散的士兵，竟一直逃至杨树浦汇山码头附近，想私自觅船回国，显已陷入丧魂失魄的境地。而当日战斗的剧烈，给敌人打击的深重，亦可见一斑。

此后一连几天，敌人继续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轰炸。至25日，敌又向我庙行前线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新接防的塘东、谷家宅、金家码头、小场庙、竹园墩等阵地，再度进攻。敌人炮火集中向金家码头一带阵地射击，十几分钟内，落弹数百发。我团几至不支，经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往增援，两部会合，拼死相持。第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生力军驰至，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烈反攻，反复冲锋。至晚又会同第一二二旅第五团向侵入小场庙之敌反攻，最后展开肉搏，死伤极重，而阵地终于收复。至此，植田所周密策划和亲自指挥执行的全面总攻计划，经我将士喋血奋战，已经烟消灰灭，成为不可实现的迷梦了。

（四）最后激战和退守

淞沪抗战至最后阶段，日寇屡战屡败，在上海的敌旗舰出云号亦被我方派遣死士潜水施以重磅炸药，几至炸毁。日本国内的反战之声，正日益沸腾。但敌方的当权派则自以为骑虎难下，仍积极策划继续作战。据我们侦悉，自植田第二次挫败后，植田、佐滕、鲛岛等在靶子路会商，请求派三个师团增援。日本政府采纳他们的意见，当即派前田中内阁的陆军部长白川义则为总司令，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增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等三个师团的兵力，飞机200余架，于2月25日前后抵沪。这时，敌军已增至7万余人，而我方全部仅4万余人，分布长达100余里的防线。我军久经战斗，人力物力耗丧甚多。虽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有加无已；但四邻驻军，在蒋介石掌握之下，都不能援应我军。因此，我军抗战行动，愈到后来愈感到百倍艰苦。可是面对敌寇，激于爱国的热情，仍继续坚持，作最后的奋战。

2月29日起，日寇援军齐集，即举行第三次总攻。闸北、八字桥、严家宅、天通庵等地，都展开了激战。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约8小时。我守军第六十师时以敢死队跃进战壕，与敌肉搏。敌受白刃战的压力，不能支持，我军战士群以刺刀退去。其他各处战斗都极为激烈。八字桥一地，反复争夺，我方三失三得，伤亡甚多。敌人死伤和被俘的更多；敌联队长林崛大佐被我击毙。

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于2月29日抵沪。3月1日，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八字桥、闸北、天通庵一带，敌军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进袭，屡次冲击，均不得逞，而江湾、庙行、吴淞的激战又起。江湾方面，敌人朝杨家楼方向进攻，先重炮，后钢炮，继以野炮，猛烈射击，飞机20余架轮番轰炸，步兵乘势进袭，我守军与之肉搏，一时白刃相接，血肉横飞。我第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第一团扼守广肇山庄附近，阻击敌人，伤亡极重。仅营连长伤亡的就达12员之多，士兵伤亡将及半数。剧战之烈，可以概见。至晚，我军阵地仍巍然不动。

庙行方面，敌人一路从麦家宅，一路从竹园墩北，两路来犯。我军全力抗御，杀伤敌军甚多。我又调浏河守军一个团增援，卒将一度失去的阵地夺回。吴淞方面敌舰连日实行佯攻，炮声不绝于耳，我守军仍阻其登陆。

1日午后，敌人又增调陆军一个师团偷袭我浏河，向我左侧后方之七了口、浮桥镇等地进犯。其时，该地守军仅余两连，虽奋力抗击达一小时，而敌军近逼，愈战愈多，众寡悬殊过大。我急调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驰援，亦已接应不及。这两处阵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沦入敌手。同时深入至茜泾镇之敌，又登陆数千人，正在掩护其后续登陆部队，企图包围我军。

此时，浏河既已被敌人占领，我军后路已断，如不及早撤退，必致全军陷入重围，无法收拾。我军处在援尽弹绝之中，遂于3月1日午夜，开始忍痛后撤，大场、庙行、江湾、闸北及吴淞炮台作战部队，一并退守第二道防线。初步退至嘉定、黄渡之线，以后又退至昆山、太仓之线，节节抵御，待机再进。

三、《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至是，国际联盟于3月3日开会决议，请日中双方停止战事，而将调停的任务委之驻我国的英国大使兰浦森、法国大使韦得理、美国大使詹森、意国代办齐亚诺等。从3月10日起，兰浦森建议将淞沪战争同东北问题分开，专就淞沪进行单独谈判。南京政府派郭泰祺为首席代表团代表，与日本大使重光葵开始谈判，集中于我之上海驻军权和日军定期退出侵地两点，折冲甚久。其间曾中止会谈三次，几至决裂。我方再度备战。最后由兰浦森向南京提出折衷方案，双方意见趋于接近，遂于1932年5月5日签订协定，即所谓《淞沪停战协定》。

日寇在谈判中，俨然以战胜国自居，态度十分傲慢。但协定签订后一两月之间，我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声势日益浩大，日寇被迫不得不将在沪的陆军悉数调入东北。故此后数年之中，敌寇的侵略矛头，集中于我东北、华北各地。在我南方，日寇士兵与浪人进行肇事滋扰。上海地区从5月9日起接收浏河、嘉定、南翔，至7月17日始将敌军侵地接收完竣。我第十九路军则于同年3月23日调离防地，开往福建省。

四、各方面对抗战的支援

回忆“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劣势装备的第十九路军，与优势的日本海陆空军作战，除第五军参战外，别无邻封见援，而能浴血奋战，屡挫强敌，鏖战月余，使日寇四易司令，始终未得寸进。这一用鲜血写成的光辉灿烂的史页，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支援分不开的。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和配合第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于29日下令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同时，上海14家日厂的六七万工人，全部自动退出工厂。在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的华员、水手，纷纷离船上岸。所有在日本商店、住宅、机关服务的店员、佣人等都纷纷告退。上海各商店也发动了罢市。

这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提出武装自卫的口号，号召上海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以配合抗战。工人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加了义勇军。义勇军成立后，无论在前线配合作战、救护和慰劳，或在后方宣传、募集和监视奸商，侦捉日本间谍、汉奸等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而且出现很多英雄事迹。如：青年妇女义勇军陈宜贞，自动背枪上前线，恰值敌人冲来，她据壕沉着射击，毙敌数人。自后每一接战，她必勇于向前，与敌肉搏，一时称为现代的“花木兰”。工人胡阿毛是上海的汽车司机，在战争中被俘。敌方搜出他开汽车的证件，予以重利，强迫他运军火。在经过黄浦江江边时，胡遂驾车横驶，冲入江中，一时烟沉浪飞，人车俱没，壮烈牺牲，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

在捐献物资慰劳品方面，自晨至暮，络绎不绝，物品堆积如山。当听到敌人在前线将施放毒气时，立即赶制防毒面具一万多件，送往前线。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界都成立了救护队，不怕牺牲，深入前线抢救伤员。此外，还有很多精神上的慰劳，如上海妇女捐助服装会的陈彩珍女士，在手织的绒线圈上写着：“风云入新春，干戈起沪滨，心长嫌线短，聊慰出征人。”广东路青年会黄增誉在筹制的征衣上写道：“须知亡国即亡家，十九路军最可嘉，头可断兮心不屈，拼将热血救中华。”这些慷慨激昂的诗句，鼓舞着我们每一个战士。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全国人民和侨胞亦都纷纷支援。战争爆发不久，全国各地都有义勇军、敢死队、救国团等组织到沪参战、宣传和慰劳。在沪战爆发之始，国外侨胞即纷纷汇款支援，以后更加踊跃，并来电慰勉。如菲律宾华侨联合会拍电给蔡军长有云：“我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一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请再接再厉。”与此类似者络绎不绝。华侨还组织了“华侨义勇军”，在前方与战士一起作战，在后方挖战壕，送子弹，配合我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在上海广大群众、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以及侨胞的大力支持下，鼓舞和激励了我军的抗日情绪，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很多将士怀着就地抗战的决心，毫无退缩的意念。因而，在这次战役中，我军自始至终，士气旺盛，出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第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江桑，在我军撤退时，身负重伤，不能行动，他右手执驳壳枪，左手执小刀，佯死路旁。待敌冲至，即手扣板机，毙敌数人而后壮烈殉国。第三团第三营列兵袁正山在与敌肉搏时，持刀力敌十余人，当者披靡。敌聚众来刺，因用力过猛，枪截两段，仍用两手各执一段，伤敌甚多。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下士潘得章，被炸弹炸中头部，即用绑腿自行裹扎，继续留在前线坚持杀敌，不肯退下火线。第七十八师第六团第二营班长华中兴、钟国强率部追击逃敌，至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吓得敌司令部人员狼奔四散。后因寡不敌众，两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第三营营长李荣熙，在纪家桥战役中，为了夺回阵地身先士卒，于阵亡前忍痛高呼：“前进！杀倭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激励战友。诸如此类英雄事迹，不胜枚举。都表现了我军士气磅礴，奋勇杀敌，为国牺牲的精神。“拼将热血救中华”，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而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全国人民这一愿望，号召和组织全国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斗争行列，从而激励和鼓舞了我们以孤军抵抗强敌的决心和信心。

五、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

我们回溯往事，从“一·二八”淞沪抗战，也认清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面目。蒋介石集团对于上海的“一·二八”抗战，不仅不予支援，而且积极地进行破坏。在战争爆发前，蒋介石从无任何指示，至“一·二八”傍晚，还下令调我第十九路军离开上海。这些情况，已如前所述。可是蒋介石的命令下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进攻。我军违反蒋介石的意愿，奋起抗击，战火终于爆发。此后蒋介石集团又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抗日的工作。诸如逮捕爱国人士，解散义勇军，封闭义勇军办事处，压制和取缔抗日团体，不给上海抗日军民一兵一物的援助，反而扣夺国内外人民的捐款，断绝上海抗战军队的接济。

当日寇陆续增援达七八万人，军舰60余艘，飞机200余架，而上海军民抗战进入最紧要的关头，蒋介石集团还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无须援助。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因此，驻扎在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扎在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扎在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驻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约60个师的大批军队皆隔岸观火，视若无睹。即在淞沪战役中唯一支援的第五军也是是开到京沪线后，激于全国抗战的呼声和上海军民的抗日热潮，才自动请缨，参加了战斗，并非出于蒋介石集团的意志。

更使人气愤的是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执行蒋介石集团的意图，不仅不给上海的军民以任何援助，甚至还同日本海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这是多么可耻的行动！在上海人民和十九路军浴血抗战中，蒋介石集团曾用尽方法强迫第十九路军停战。最后我军终以兵力不足，孤立无援，不得不撤出上海前线，由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妥协媚外政策，还将我军调入福建。（1961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