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21）——侦缉还乡团“暗杀队”（上）捕捉线索

1949年元月，一个空中飘着细雨夹着雪花的中午，天气不爽加上时局的诡谲变化，使一向热闹非凡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出现了少见的冷清。

在著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庙，来了一行七人，他们打着油纸雨伞步入淮扬名馆“广瑶酒家”，亲自站在棉门帘后面迎客的柳老板一看，喜出望外，连忙点头哈腰恭迎。

柳老板看久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顾客，早已练就一眼能将其身份判个八九不离十的本领。可是，望着鱼贯而入的几位，他一时似乎还不大好作出判断。

这几人都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穿着各异，或长衫礼帽，或对襟丝棉短袄，或西装革履，或时尚的皮夹克，但是，不管怎生打扮，每个人的腰里都鼓鼓囊囊，显然揣着家伙。

如此模样，真的使柳老板无法准确判断这些人的身份：

特务？气质不像，似乎缺少了那份阴险奸猾；

土匪？没有这么大胆；

国民党军队的侦缉人员？举止间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做派；

首都警察厅的便衣？没见过便衣侦探会在公共场所这等张扬的……

柳老板正在纳闷儿，七人中有人开腔道:

给安排一间僻静的包房。

这一开口，柳老板大致清楚了：

一口苏北口音，看来是从北边逃过来的。

柳老板真的猜对了。这七人是来自苏北的“还乡团”。

三年前的1946年，苏北正逢各种天灾，尤其是水灾造成了上百万的难民。这些难民除了少数投靠亲友外，绝大多数不得不离开家乡，沿街乞讨，哀鸿遍野。

与此同时，苏北解放区又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减租运动中广泛开展了“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农民在控诉敌伪势力和地主压榨的同时，对汉奸和地主的土地财产进行了没收和再次分配。

此举使得许多地主走上了逃亡之路，他们在逃亡的路途中散布消息，裹挟着不少普通民众一起逃亡，最终成为了滞留在苏北解放区周边绥靖区里的“苏北难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对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194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关于“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与民众自卫队及难民还乡团联系办法”电》，鼓励并组织从解放区逃出的地主、富农组成“难民还乡团”。

《徐州绥靖区难民还乡团组织办法》规定，还乡团团长、副团长“由还乡团难民中推选之”。实际上，还乡团的领导人物几乎都是江苏省政府委任的苏北各县县长。

这些逃亡在外的县长张罗县级以下的各区长，再由各区长招致各乡镇骨干分子，从而形成了还乡团的基本构架，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和人际关系，充当国民党军队的向导和基层统治工具。‌‌

在国民政府的暗中支持及各县县长的具体操作下，各地还乡团纷纷成立。截至 1946 年 9 月，共有 27 个苏北县份成立了还乡团，总人数达到 23353 人。

眼前这七位，分别是盐城、涟水、台北、建阳四县的地主、富农、恶霸，属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的“苏州绥靖公署直属特别暗杀队”。

这支由清一色的“还乡团”成员组成的暗杀队，共32人，专门袭杀共产党军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亲手杀人最少的一个也欠下了13条人命，血债累累。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个以顾颐昌为首的暗杀队结局基本已定，大势已去。

除了此刻走进“广瑶酒家”的七名骨干之外，其余二十五人一个急病而殁，八人在执行暗杀任务时击毙，剩下十六人被解放区地方武装缉拿公审枪决。

南京夫子庙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天，这些分散在南京城里的恶魔，被“大当家”顾颐昌招来议事。

暗杀队虽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并非国民党军队编制，没有“队长”之类的职务，其内部仿效土匪规矩称谓头目。

顾颐昌，江苏省涟水县人，这年37岁，顾祝同同族人，据其自述，按辈分他应当是顾祝同的远房侄子，这可能也是他组建暗杀队，能够得到顾祝同首肯的一个重要原因。

顾颐昌出身地主家庭，自幼顽劣，心狠手辣，胆大妄为，行事不计后果。幼年上私塾时，就敢把先生打得钻桌子底下；后来读初中，全校学生不分男女见其无不战战兢兢。

成人后，顾颐昌继承了其父传下的土地，靠收租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后来开了一家商行，不久又当上了保长。日伪时期，摇身一变又成了汉奸。

二十年多来，顾颐昌作恶多端，是涟水当地民愤较大的一个恶霸。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执政，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清算其罪行。

顾颐昌闻风出逃，临行前将被怀疑向政府举报其劣迹的长工、女佣四人杀害。

当地政府随即将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在解放区对其进行通缉。顾颐昌投奔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提供情报。

不久，顾祝同出任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指挥军队进犯解放区，顾颐昌不失时机地聚集了一批从苏北逃亡出来，跟他情况一样的地主、富农、恶霸、反动军官，准备随国民党军队杀回家乡反攻倒算。

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颜宗绪的盐城人，曾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替其出谋划策：

组建暗杀队，利用对苏北地形社情民风熟悉之便，以暗杀方式袭击共产党及其民众积极分子，既可报仇雪恨实施清算，又能为党国立功，日后按功论赏时或可获得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

顾颐昌对此议深以为然，遂去对顾祝同进言，获得首肯，当场写了一纸手令，发给暗杀队一批美制枪支、军用匕首和毒药，由顾颐昌出任大当家。

此时，在淮扬名馆“广瑶酒家”，尽管顾颐昌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恶劣情绪，想用那种带有若干喜庆成分的语气来说话，但是，他那六个部属还是听出了其声调中明显的绝望。他说:

进入阳历新年以来，我们弟兄还没见过面，眼看就要过年，咱们一起聚聚，顺便给大家说点事情，先干了这杯酒吧。

这个有着初中文化、当过保长的家伙平时很喜欢说话，也擅长表达，常常侃侃而谈，洋洋洒洒吐出了一大堆：

“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已经结束，国民党80万大军败于共产党，而且败得很惨，17万人阵亡或者负伤，阵亡者中包括黄百韬等6名将领；32万人被俘，其中包括杜聿明将军以下124名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高级军官。

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东北、平津接连大败，加上这次徐蚌会战之败，目前形势极为不妙。前天我去拜见了墨三叔（顾祝同字墨三），说到时势，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出兵相助一把的话，党国在一年内必定彻底失败。

我告辞回到住处之后，反复考虑下来，觉得眼下我们确实已经大势已去，无法可想。看看我们暗杀队三十二人，如今只剩下在座的七位弟兄。

按照我墨三叔的估计，如果一年之内“党国”彻底失败，结局可想而知。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考虑自己的去路。今天我请诸位来此小聚，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顾颐昌的这番话，有真有假，对于淮海战役的陈述是真，但他根本没有跟顾祝同见过面。

他逃到南京已有八个多月，至少不下二十次前往顾公馆求见顾祝同，警卫连门都没让他跨进一步，也曾给“墨三叔”写过十来封信，全都石沉大海。

元旦过后，当顾颐昌再一次去顾公馆求见遭到拒绝被驱赶后，终于意识到局势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如果国民党还有能力搞什么战略进攻之类的军事行动的话，顾祝同肯定不会这样对待他。

因为，顾颐昌所掌管的暗杀队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有点影响，他们的血腥活动为那些参加“重点进攻苏鲁豫皖共产党区域”的将领所率领的部队顺利执行军事使命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知道他是顾祝同的同族侄子。

顾祝同身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如果还准备打仗的话，需要维持形象，不会疏远直至抛弃顾颐昌。

在座的这七人，虽然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或者出洋留过学，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全身而退，不少胳膊不断腿地活到现在，除了运气好，都还有着一份特别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家伙都是鬼精灵。

因此，他们虽然不像顾颐昌这样能够用数据来说明时局的险恶，但心里有数，对于自己的出路问题早就开始考虑。

只是，他们明白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迟早得遭到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方面的缉拿，按照这几年来跟着暗杀队活动所形成的习惯思维，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要结伙抱团，所以，没有人敢撇下其他同伙单独逃到哪个角落，寻求安全。

大当家顾颐昌也是这种思路，当然，他还另有打算：

万一在城市里无法躲避，即使上山当土匪，重新拉一支队伍，在座的就是骨干精英。

想法一致，凡事就容易商量，酒席结束时，他们已经定下了逃亡藏匿的方案：

由顾颐昌根据其社会关系给其余六人安排去处，从安全角度考虑， 他们即使处于同一地方，也必须佯装互不相识，如果互相之间有什么情况需要沟通，通过大当家单线联络。

顾颐昌开商行时，为了进货曾经跑过一些码头，在江湖上结交了一些跟他差不多德行的朋友。

这些年来，他始终跟这些人保持着联系，因为他相信“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这些朋友相帮了。

随后，顾颐昌立刻跟其中的几位取得了联系，很快找到了藏身之处:

颜宗绪、羊龙生去苏州，金蒙、毕平步去昆山，庄高峰去松江，史离坤、顾颐昌本人去上海。

当时，苏州、昆山、松江都属于苏南行政公署区域。分别时，顾颐昌交待了需要时跟他联系的方式。

泰州老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三个月后的1949年4月21日，苏北地区人民政权——苏北行政公署在泰州成立，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5个行政分区和41个县、市。

同日，苏北行署公安局正式开始运转。半个月后，下属各区、县、市公安局收到文件，要求注意缉拿曾在苏北各地大搞反攻倒算、制造累累血案，给解放区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造成很大危害的“还乡团”成员。

紧接着，各地公安机关闻风而动，纷纷清理人口，积极排查，大力侦缉。

顾颐昌七人所在的县属于盐城行政分区，当时称为“专区”或者“地区”，当地公安局早在苏北行署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调查残余“还乡团”成员下落。

在长达一年的连续排查中，他们尽管发现并捉拿了多个“还乡团”成员，但始终没有获得顾颐昌等7名暗杀队骨干分子的确切消息。

有传言说，顾颐昌等人已经跟着顾祝同逃往台湾，还有的说结伙去了海外、藏匿于南京、上海和已经死了等等。

与此同时，暗杀队曾经制造过血案的泰州、淮阴专区的公安局，也在侦缉顾颐昌等人，同样未有结果。

各地公安局收集到的情报中，都有他们逃往南京、上海或者苏南的说法，因此，盐城、泰州、淮阴三专区公安局都曾以各自的名义分别向南京、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发出了协查通报，并向上级呈递了相关专项报告。

苏北行署公安局领导对此很是重视，局长邵幼和在每次专区、市、县公安局长会议上，都要提到这件事。

1950年1月17日，邵幼和收到了一份来自华东社会部的注明“保密”字样的机要公函，内附一份国民党军队李姓上尉军官检举苏北暗杀队的材料。

李上尉原为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跟当时经常出入于司令部的顾颐昌相识，由其介绍又结识了暗杀队的几个骨干分子。

淮海战役结束后，李上尉离开行伍前往南京经商，几个月后移居上海生活。

上海解放后，他按照军管会的布告前往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身份作了登记。李上尉属于旧军官，不是特务，也没有犯过血债，按照政策，登记一下即可回家。

几天后，李上尉接待了一位自称从外地来沪办事的原军校同学，热情留其在家里小住数日。

殊不料，此人是从海外潜来上海搞破坏活动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华东社会部正在追缉，由于李上尉的接待，使侦查员白白耗费了警力、财力。

这样一来，当抓获这个特务时，社会部当然不会放弃给他提供住宿的对李上尉，一起抓捕归案。

到这会儿，他知道后悔已经来不及，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于是就写了几份检举材料，其中有一份跟苏北暗杀队有关：

1949年元旦那天，他在南京街头遇到暗杀队骨干分子史离坤。

当时，史离坤说就住在附近，还热情邀请他去坐坐，李上尉闲着没事，于是就去其住处坐了一会儿。

解放后，李上尉从苏北家乡来沪的亲戚嘴里听说:

当地正在严查暗杀队，还有七名骨干分子没有下落，其中一个就是史离坤。

现在，为了将功折罪，李上尉决定将这个情况向政府检举。久侦不着的暗杀队残余分子有了消息，邵幼和局长当即决定启动秘密调查。

当天下午，苏北行署公安局情报员王舍富领受任务，次日动身，前往南京。

王舍富是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六年的28岁的青年，曾以饭馆跑堂身份，在泰州城里收集日伪军方面的各类情报，一干就是三年。在此期间，上线和下线全都被捕牺牲，幸运的是他没有暴露。

抗战胜利后，王舍富想入伍参军，组织已经批准，军装却没穿上，因为公署公安局看中了他那份收集情报的沉稳、老练，就把他要去搞起了另一类情报工作，一干又是三年。

一个青年人能够无师自通地连续干六年情报工作，而且干得到位，很不容易，因此深受领导赏识。

这次，邵幼和局长一出手就甩出了王舍富这张王牌，由此可见对调查暗杀队的重视程度。

到达南京后，他尽管身上带着介绍信，但不想一开始就去找南京市公安局帮忙，于是化装成收旧货的行商，来到李上尉所说的史离坤所租的住处附近暗自查看。

李上尉的检举材料中没有写史离坤在南京的具体地址，当时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一年后会遭遇这种事儿，只记得史离坤所住的地方是沿街的一排平房中一户有着三个门面的人家中靠后面小河畔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窗户正好面对着小河对岸的一座石牌坊。

对于情报员来说，这就是很明确的门牌，王舍富认为，仅凭这点，已经足够能找到那户人家。

很快，王舍富在小河对岸找到了那座石牌坊，观察了李上尉所说的那个位置，确认坐标后，又来到了小河这边，随即就找到了这户人家的确切位置，暗暗记下了门牌。

然后，他直接走进辖区派出所，所长看了王舍富出示的介绍信后，马上热情地询问。

王舍富说:

请在不会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把这户人家的情况给我查一下。

所长当即召来了户籍警介绍情况。王舍富听户籍警一说，心里一个激灵：

那户人家并没有住着一个跟史离坤相符的外人，难道是看错了坐标？

于是，他向户籍警了解左右相邻两户人家的情况，也是没有住着外人。于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很不愿意出现的事实：

即使李上尉提供的情况属实，那个史离坤也已经离开。

既然对象离开，那就不怕什么打草惊蛇，王舍富决定登门直接打听。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不能以公安人员的身份出现，于是便向配合的户籍警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

随后，这位户籍警带着收旧货装束的王舍富去了那户人家，对户主说:

这人是从泰州那边过来的，受人之托前往寻一位长得怎生模样的先生，据说那人住在你们这边，不知此刻在不在？

户主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大爷，一看便知是一个性格平和的好人，他说:

这里确实住过一个如你所说的房客，他姓金（史离坤故意改了姓名），我们称他“金先生”，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已经走了。金先生很豪爽，临走时多付了一个月房钱，那是一个好人啊！

王舍富拿出了一张有史离坤在内的十几个人的合影，请对方辨认其中是否有“金先生”。可是，户主老眼昏花已经看不大清楚，迟迟疑疑没有指认，唤来老伴，也看的不太真切。

户籍警说:

你们有老花镜吗？戴上眼镜再看看。人家特地从泰州过来的，人走了没关系，但最好有一个说法，也好让他回去有个交待。

于是，老太太进了里间去拿老花镜，还没有出来，从外面来了一个人，却给王舍富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是一个年方8岁的男孩，小名阿森，是户主的孙子，也是户主这一辈的第三代中唯一的男性，特受宠爱。

阿森此刻刚放学回家，进门一叫“爷爷”，户主撇下来人拥着孙子亲热。阿森要爷爷带他去外面玩耍，老人面露难色，指着户籍警和王舍富说:

爷爷有事。

那小孙子竟然小大人样地问道:

他们是谁？有什么事？

户主说:

他们是外地来的，要找原先住在咱家的那位金伯伯，可是金伯伯已经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谁知，阿森开腔说道:

我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

户主以为孙子是信口瞎说，正要阻止，户籍警已经在阿森跟前蹲下说:

孩子，你怎么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的？你的本领可真大呀！

原来，史离坤住在这户人家时，尽管南京还没有解放，但他杀了那么多人，总是担心遭到报复，平时没事就不大出门。

老是待在家里当然会感到寂寞，于是就跟当时还没有上学的阿森接触比较多，大人小孩一天到晚说话很多。

那天，史离坤在整理东西准备离开时，见阿森在旁边看着，就说:

孩子，我要离开你们家了，送你一样东西给你留个纪念吧！

他随手拿出了一支钢笔给了阿森。史离坤不大识字，写字如画天书，这支钢笔是他暗杀时从一个被害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搜得，上面刻着那位烈士的姓名，后来还作为罪证之一，出现在法庭上。

阿森拿了钢笔，好奇地问金伯伯要去哪里。史离坤脱口说道:

他准备去上海，是否回来要看以后的情况。

阿森这么一说，王舍富顿时窃喜。户籍警又把照片拿出来说:

孩子，我试试你的眼力，你看看这张照片上是否有金伯伯。

小孩子眼尖，只稍稍一瞟就指着其中一位说这就是金伯伯。这时，老太太也把老花镜拿了出来，夫妻俩也认出了史离坤。

随后，王舍富清理了一下思路：

立马奔上海？跑一趟倒也方便，问题是到了上海后跑哪里去寻找史离坤这么一个人？

上海滩那么大，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还是先去一趟史离坤的老家，看看是否会有什么线索。

主意打定，王舍富与户籍警话别，立马奔史离坤的老家台北县。台北县建于1942年日伪占领时期，因与台湾台北县重名，于1951年8月更名为大丰县，位于盐城市地区，1996年改为大丰市。

这一回，王舍富先去公安局，县局的同志向他提供了一条线索:

去年10月中旬，有人向反映，史离坤曾给姐姐寄过钱，公安局自是重视，连夜奔乡下去找当事人。

史离坤的姐姐不敢隐瞒，说去年夏收时确实收到过一张汇款单子，她不识字，问了邮差，说是一个名叫“彭孝”的人从上海寄来的。

她当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知道那是她的弟弟史离坤。他小时候据说对父母甚为孝顺，故家人都唤其为“孝孝”，彭姓是母亲的姓氏。

县局侦查员从史离坤姐姐那里了解不出更多的情况，于是就去了邮电局。

邮电局找出了那张已经取款后被注销的汇款单，上面的寄款人果然是“彭孝”，地址是上海南码头路73号。

随后，县公安局派出三名警员前往上海缉拿史离坤。他们来到南码头路73号，房东周某告诉侦查员:

那个名叫“龚如柏”（史离坤的又一化名）房客已经在两个月前离开。

侦查员问:

他去哪里？

房东说:

不清楚，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侦查员又问:

后来你是否见到过他或者听说过这人的消息？

周某连连摇头。于是，这三名警员兴冲冲而去，垂头丧气而回。

但是，县公安局还是专为这事办理了一份卷宗，里面保存着那张汇款单，警员跟那位上海房东的谈话笔录，此外，还有一份这三位警员亲笔签名的情况说明。

王舍富对接待他的那位同志说:

我带着介绍信，现在需要这份卷宗，这就办个手续，把这份卷宗带走，算是调拨给行署公安局如何？

那位同志请示局长后，马上给王舍富办理了手续。

从盐城返回扬州，王舍富向邵幼和局长汇报了调查情况，说了他下一步的打算：

去上海寻觅史离坤的下落！

邵局长批准了这一计划。

生活中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坏运气往往接二连三，但好运气却不大肯频频光顾。王舍富此番赴沪就是这样，没有撞上像在南京那样的好运。

他所走的调查路子，跟去年10月间台北县公安局那三名警员所进行的一模一样，结果一模一样，最后无功而返。

当然，他在多年情报中，尝惯了失利的滋味，并不像台北县三名警员那样垂头丧气而归，依然信心十足。王舍富认为:

这不过是时间迟缓而已，史离坤的线索还是能够捕捉到。

王舍富不知道，就在他返回扬州市苏北行署公安局向邵幼和局长汇报赴沪调查的情况时，上海城隍庙里，正有两个人在一起说话，他们俩人对于往下的案情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这两人，一个是顾颐昌，另一个就是史离坤曾经的房东周某。

顾颐昌逃到上海后，在一家私营五金机修社谋了一份工作，他不会车钳刨技艺，打打杂跑跑腿还是可以，反正他也不计较收入多寡。

这天，机修社老板派顾颐昌去城隍庙一家客户送货。到了那里，对方老板不在，一时付不了款，人家让他等候一会儿。

顾颐昌觉得有点无聊，于是就到隔壁城隍庙去转转。巧的是，那个房东周某家里正好来了两位郊区奉贤乡下的亲戚，带着他们到城隍庙来游览。

巧合就此发生，俩人在九曲桥畔劈面相遇，史离坤来上海是顾颐昌安排的，其租借的住处也是顾颐昌通过一位江湖朋友联系的。

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史离坤抵沪那天，顾颐昌陪着他去周某那里，当时还掏钱请史离坤和周某以及那位朋友一起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吃了顿饭，俩人就此认识。

之后，顾颐昌出于谨慎，再也没有去过史离坤处，他的脑子里几乎已经没有周某这个人。哪知，此刻竟会在城隍庙遇到周某。

上海城隍庙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在目前形势下，顾颐昌实在不想碰到类似周某这样的对象，但是，真的遇见了自然得打个招呼，寒暄几句。

两人的话确实说得不多，不超过10句，但对于顾颐昌来说，耳畔恰似响了一个“二踢脚”，周某告诉他:

有人来找过史离坤，第一次是三个人，向他出示了苏北台北县公安局的介绍信；第二次就是昨天，是一个也说苏北口音的青年，说是史离坤以前的朋友。

顾颐昌一听，马上判断出这个“朋友”肯定也是来者不善，多半是公安局的便衣，心里一个激灵，决定去苏州走一趟，跟颜宗绪商议商议。当然，表面上他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颜宗绪是暗杀队中唯一扎得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物，他出身地主家庭，毕业于镇江医学专科学校，在南京做过医生，后来回乡当了区长。

长期以来，他一直干着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横行不法之事，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不仅仅要分田占房夺其财产，还想要他的性命。

颜宗绪幸亏警觉得早，连夜逃至徐州，总算留下了一条小命。很快，以前相识的顾颐昌找到他，商议拉一支队伍。

颜宗绪知道顾颐昌和顾祝同的背景，以及心狠手辣的禀性，料定此人能够干一番事业，于是决定和顾颐昌一起折腾。

暗杀队就是在颜宗绪的策划下组建，后来的每次行动，都少不了他的预谋，是暗杀队的高级智囊、狗头军师。

颜宗绪在苏州的落脚点，也是顾颐昌通过江湖朋友联系安排，在观前街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中西医兼营。

尽管医术平平，但由于收费较低，加之服务态度好，还算不错。顾颐昌登门时，颜宗绪正在给一个老人看病，嘘寒问暖甚为亲切。

顾颐昌在一旁看着，甚至觉得眼前此人已经去阎王爷那里走了一遭，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颜宗绪。

当晚，顾颐昌就住在颜宗绪的诊所里，夜深人静后，俩人这才谈到了正题。

颜宗绪听着，对于史离坤的暴露就觉得不可思议。大致判断其肯定在行为上有了暴露的痕迹，否则公安不会掌握他曾经住过的地址而登门调查。

此时，他和顾颐昌根本不知道史离坤曾经违背“切断跟以往所有亲友的一切联系”的规定，往台北县姐姐那里寄钱这件事。

史离坤曾经住过的地址会让公安局察觉，那么，有什么理由能够相信他现在住的地方不会被发现呢？

因此，史离坤的暴露和落网不过是早晚的事儿，是祸躲不过，这家伙事实上已经是共产党砧板上的肉。

顾颐昌听颜宗绪如此这般一分析，只觉得背脊上冷汗直沁，他很清楚，暗杀队残余的七人中，只要有人被捕，那其他人的线索就难免也会暴露。

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不大可能像以前国民党执政时随意流动，出钱买个户口就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一旦有人被捕，公安局发现其他人的线索后，基本上已经划定范围。顾颐昌想到这里，觉得没辙，于是便问颜宗绪：

“老颜，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弄？”

颜宗绪反问道：

“你说呢？”

顾颐昌老老实实地答道：

“我还真没有办法哩。你有什么办法吗？”

颜宗绪诡谲地一笑：

“要说办法，还是有的，不过……”

他接着说:

事到如今，无非是一个和六个之间哪个大哪个小的问题，现在很清楚，史离坤肯定已经暴露，落网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他落网之后，其他六位弟兄的暴露也是迟早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是：

如果把我们七位弟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人来举例，史离坤现在的暴露就相当于人的身上的某个部位发生了问题。

比如说，是一条胳膊上长了不知名堂的恶疮，腐烂得厉害，而且有向全身蔓延的趋势，一旦出现蔓延，那全身各处都长了这种恶疮。你说，这应该怎么处置？

顾颐昌想了想，既然治不好这个恶疮，那就只有把那条胳膊截掉。于是，答案就此形成，不过有点残忍：

灭口。

颜宗绪使顾颐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说:

不单单是要把史离坤那个恶疮割掉，还得另外动一个手术，你当初找的那个把史离坤介绍到南码头路去租住房子的朋友，也得一并割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恶疮不会蔓延到其他部位。

对于顾颐昌来说，既然能够把史离坤除掉，那个朋友的关系没有史离坤跟他那么铁，解决掉自然也就不是问题。

剩下的是动手，顾颐昌说:

这好办，派金蒙那小子去干吧，我明天去昆山，当面向他交待。

金蒙那年30岁，他是暗杀队中唯一会武功的成员，顾颐昌组建的这支暗杀队，因为不是“军统”、“中统”之类的正牌，所以不讲究本领，要的是那份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包括他本人在内，凭的是计谋、手枪、尖刀和毒药。

所以，顾颐昌招兵买马时，根本没有格斗技能考试这一项，只要是地主、富农、恶霸之类，在苏北当地被穷人弄得倾家荡产且不是瘸腿坏手的，来者不拒。当然，如果符合上述条件而且又会武功的，当然最好不过。

金蒙的加入，在暗杀队内部当初曾经有过一番争议，尽管他会武术，但这人不是地主、富农，也算不上恶霸，不过是地主吉老祥家里的一个护院家丁，地没一亩，房没一间，连老婆也没有讨上。

他的东家吉老祥也是当地一霸，积怨甚多，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这种角色，在抗战以后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面前，自然是斗争对象，很快就把他斗到了阎王爷那里。

吉老祥死后，他的四个大小老婆竟策划着向领导斗争的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实施报复。金蒙听了也竟然热血沸腾，决定跟着干。

但是，这事儿没还正式实施就让人发觉，吉老祥的四个老婆全都被逮捕，金蒙腿长，一下子就溜掉。

逃出来后，金蒙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于是投奔“还乡团”，这时的暗杀队已经做出点市面，“还乡团”的一个头目说金蒙是个搞行动的好手，就把他推荐给了顾颐昌。

顾颐昌对要吸收一个不是地主老财跟共产党没有倾家荡产之恨的人加入暗杀队有些吃不准，于是就向颜宗绪等骨干分子征求意见。

大部分参加讨论的骨干分子都有一份担心：

这小子别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打入暗杀队内部企图把他们来个一锅端？

颜宗绪却另有观点，他派人去吉老祥家乡实地打听后，认为金蒙是一个肯舍命忠主的义仆，带着吉老祥的那份仇恨加入暗杀队且精通枪法擅长武功，肯定是一把好手，坚持主张收留。

双方意见不一，顾颐昌就去向顾祝同身边的一个副官咨询，征求对方的意见。

副官支持颜宗绪，他给顾颐昌出了个主意，仿效《水浒》中王伦让林冲纳投名状之例，让金蒙参加一次行动，亲手杀一个对象。

顾颐昌对金蒙一说，这家伙二话不说当晚就行动，一下子杀了三个农会积极分子。于是，不仅加入暗杀队，而且一下子就跃居骨干分子。

南京夫子庙七人聚会后，顾颐昌安排金蒙前往昆山县城去当了个扛大包的工人。

这家伙是个粗人，和一伙装卸工人混在一起倒是没有一点破绽，昆山解放后，他还被推举为装卸社的工会委员。

不久前，又娶了个名叫蒋婉琴的小寡妇，随着顾颐昌的到来，他的好日子差不多也就到头了。

金蒙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儿，以前当护院家丁时只是吉老祥，到了暗杀队只认顾颐昌。

所以，一见到顾颐昌自有那份特别的亲热，一把拉住就要往家里扯。

可是，顾颐昌显得特别谨慎，他说

兄弟，我是路过昆山，顺便来看看你的，这回就不去你家里了，你也不要对老婆说我来过昆山，咱去街上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就行。

说着，直接把手指上的金戒指脱下后说：

来得匆忙，不知老弟已经成亲，没有备一份礼物，这个你拿着，算是我送给弟妹的一件小礼品。日子太平点后，咱们弟兄再好好聚一聚，届时大哥我自有一份见面礼赠送弟妹。

那时，一个金戒指是份厚礼，金蒙一阵激动，双手作揖致谢还觉得似乎不够，又拍着胸膛说:

大哥，我永远是您的小卒子，不管几时，您吩咐我干吗我就干吗，保证不打回票，没有条件！

顾颐昌趁机说:

我正好有点小事要麻烦老弟一下呢，

随后，他说:

史离坤在上海出了问题，准备向共产党公安局自首，要用咱们六弟兄的人头救他自己的一命。

根据暗杀队的规矩，这种人当然不可能再允许他在这世上待下去，现决定派老弟你去上海走一趟，把这人解决。

然后，还有一个家伙，你顺带着也把他给打发掉。

金蒙听后神色依旧：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次日，金蒙向他供职的装卸社请了假，直奔上海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