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明VCD，却遭国外联合消灭，30年前这场商战，毁灭百亿市场

1993年，安徽合肥诞生了一款改变中国家庭娱乐方式的产品。它不需要录像带，也不需要昂贵的专业设备，只要一张光盘，就能让普通电视播放电影。这个后来被称为VCD的产品，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带动了规模超过百亿元的产业。可仅仅几年后，率先推出产品的万燕公司就失去了领先地位，国外企业则在新一代DVD技术和专利许可体系中占据优势。三十多年过去，回头研究这段历史，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一家企业如何衰落，而是中国制造业曾经怎样在技术规则上吃过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录像机还是不少中国家庭眼中的高档电器。录像带价格不便宜，反复播放还会造成磨损，存放和查找也不方便。另一方面，随着电视机普及，居民对电影、音乐和家庭娱乐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这个时候，数字视频压缩技术已经具备实际应用条件，却缺少一种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谁能率先把技术转化为商品，谁就可能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姜万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中发现了机会。1992年，他在美国接触到C-Cube公司的视频解码技术，意识到数字影像可以通过光盘进入普通家庭。随后，他与美籍华人孙燕生合作，在安徽合肥成立万燕电子公司，投入资金进行产品开发。1993年，万燕推出早期商业化VCD播放机。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子工业来说，这是一件很有分量的事情，因为中国企业第一次在这一新兴消费电子品类中走到了市场开拓的前面。

但万燕很快碰到了一个比制造机器更加棘手的问题：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之后，谁有权使用，谁有权收费，谁能阻止竞争对手模仿？万燕在早期投入了大量研发和市场推广资金，却没有及时形成足够完整的专利保护体系。相关技术方案被其他企业研究、借鉴之后，后来者可以利用逐渐成熟的供应链进入市场。开创者承担了探索成本，追赶者却能够以更低成本参与竞争，这让万燕逐渐失去了优势。

这里有个重要区别，不能把万燕的遭遇全部归因于国外企业。当时最先对万燕形成直接压力的，还有迅速崛起的国内竞争者。新科、爱多等品牌利用制造、营销和渠道优势扩大销量，推动影碟机价格下降。消费者因此获得了更多选择，国产VCD产业也迎来了繁荣。问题在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益没有自动转化为原创企业的研发积累。产品越卖越多，最早开发产品的企业却未必能拿到相应的利润。

1995年至1997年，是中国VCD产业快速扩张的重要阶段。国内厂家纷纷建立生产线，围绕解码芯片、光学机芯、电路板、外壳和整机组装形成配套网络。影碟机广告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经销商开始向中小城市拓展市场。与当时不少依靠进口整机的消费电子产品不同，VCD逐渐形成了以中国本土品牌和本土制造为主体的竞争格局。这种发展速度，证明了中国企业在产品工程化和规模制造方面已经拥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

当时VCD市场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内容供给。影碟机本身不能独立创造消费需求，必须有足够多的电影、音乐和其他视听节目供消费者选择。正版音像制品的制作、发行、版权授权与终端销售并没有形成完全协调的商业体系。市场上还存在盗版光盘等问题。低价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设备普及，却不利于建立健康的版权收益机制。硬件制造商、内容生产者和渠道经营者之间，缺少长期稳定的利益安排。

真正改变产业竞争格局的，是DVD技术逐渐走向成熟。1995年前后，国际消费电子企业围绕DVD技术规范展开协调，随后相关产品开始进入市场。DVD采用容量更大的光盘，能够提供更高的画面质量，并支持多音轨、多字幕等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升级DVD不只是换一台机器，而是获得更丰富的观看体验。VCD曾经依靠技术进步取代部分录像机需求，后来又遇到了更先进技术带来的替代压力。

DVD背后的商业规则比VCD时代复杂得多。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多家企业掌握着光盘读取、数据处理、视频编码及相关技术专利。部分专利权人通过6C、3C等许可组织提供专利组合授权。中国厂家即使能够采购零部件、完成整机生产，也必须认真处理相关专利的授权问题。过去靠提高产量就能摊薄成本的经营方式，在新的技术环境中受到了限制，因为专利许可费用不会随着普通装配成本下降而自动消失。

进入21世纪以后，DVD专利许可争议成为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的重要议题。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多个专利权人的授权要求。相关企业需要判断哪些专利属于产品必须使用的技术，哪些许可条件可以谈判，以及不同专利组合之间是否存在重复收费。对于规模较小、利润有限的厂家来说，这些法律和技术问题并不容易处理。过去依靠价格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开始面临新的经营成本。

这场竞争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转折点。1996年，爱多依靠成龙代言和电视广告迅速提高知名度。1997年，国内VCD销量已经达到约1000万台，而万燕的市场份额早已大幅缩水。1997年，万燕被安徽美菱集团重组，成为美菱万燕。也就是说，开创者在DVD全面取代VCD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后来DVD带来的专利压力，是中国影碟机产业遇到的另一场挑战，不能把两个不同阶段的商业失败混为一谈。

还有一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9年刊载的专利研究曾提到，1996年国内VCD仿制产品销量超过600万台，销售规模达到百亿元级别，万燕的市场份额却不足3%。按照这一历史资料，所谓被毁掉的百亿市场，主要指曾经繁荣的产业后来经历技术替代，并不意味着某个国外联盟在一年内直接造成了百亿元损失。市场规模与经济损失是两种不同概念，只有区分清楚，才能正确评价这场商业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种被动局面。2002年6月，经原信息产业部批准，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开始组织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自主音视频技术标准研究。此后，中国逐步形成AVS系列标准，相关技术进入广播电视、超高清视频和网络视听领域。与三十年前主要依靠购买国外解码芯片不同，中国开始直接参与视频压缩算法、编码标准和产业应用体系的建设。

到了2026年，这种技术积累已经进入更加广泛的应用阶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行业标准已经涵盖AVS2、AVS3以及Audio Vivid等技术，涉及超高清音视频编码和传输系统。参与相关标准工作的单位包括科研机构、广播电视机构和中国科技企业。这说明国内技术体系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家公司的单独研发，而是逐步形成了覆盖算法、设备、传输和应用的协作网络。

2026年6月26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发布超高清视听产业项目申报指南，明确提出支持国产超高清编解码芯片、显示控制芯片、专业制作软件以及AVS2、AVS3等技术的研发应用。政策还涉及国产图形处理器、虚拟制作、车载显示和智能穿戴设备。这个变化值得关注，因为数字视频技术早已不只是电视行业的问题，还与汽车电子、人工智能、工业显示等多个产业存在密切联系。

更近的一项政策发生在2026年10月8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公布新修订的超高清视听产业支持措施，文件成文日期为9月20日。政策提出设立产业发展支持资金，对符合条件的4K、8K内容制作项目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对技术创新应用项目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建设超高清内容制作平台、产业集群和技术协作平台。这是截至2026年10月9日能够核实的最新相关政策进展之一。

尤其值得研究的是，这次政策并没有只强调购买更多超高清电视，而是把内容制作、核心技术、标准制定、终端更新和应用场景放在同一套产业支持体系中。三十年前，万燕曾经遇到过机器开发出来之后，配套节目内容不足的问题。今天发展超高清产业，如果只有显示设备，没有高质量内容，消费者同样缺乏持续升级的动力。政策把技术研发和内容供给一起推进，正是为了避免产业链不同环节脱节。

2026年10月4日，北京媒体报道，超高清视听技术已经应用于亮马河国际艺术季等公共文化活动，相关项目探索了沉浸式光影展示等新形式。10月8日，上海静安区也公布了当月超高清视听产业咨询服务安排，涵盖技术交流、金融服务、知识产权融资和产业对接。这些进展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产业已经取得全面领先，但能够说明中国超高清技术正在从传统电视终端向城市文旅、商业展示等新场景拓展。

从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来看，VCD的历史还提供了另一层警示。人工智能时代，视频编码、芯片算力、模型算法和数字内容生产正在加速融合。未来企业争夺的可能不再是一台影碟机的利润，而是整套数字内容生产与传输系统的技术主导权。如果核心算法、软件接口和关键芯片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即使拥有庞大的终端市场，也可能在新一轮技术升级中受到限制。因此，发展自主技术与保持国际合作，需要同时推进。

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能简单重复过去依靠低价扩大市场的办法。技术标准需要长期研发，核心芯片需要持续投入，知识产权布局还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人工智能视频生成、超高清传输和智能终端等新兴领域，企业必须提前判断哪些技术可能成为行业标准，哪些专利可能影响未来产品成本。等到产品销量达到数千万台，再回头处理专利问题，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布局时机。

回头看万燕，当年的遗憾并不是中国没有能力创造新产品，而是率先打开市场之后，没能建立足够牢固的竞争优势。后来国外企业通过DVD技术升级和专利许可取得收益，也提醒中国制造业，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同样属于产业竞争的重要资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在数字视频技术领域形成新的研发和产业基础。百亿VCD市场留下的历史经验，真正值得记住的是：能够创造一个市场固然重要，能够持续掌握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才能把开创者的优势长期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