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共情与力量

5月15日，广州暴雨，一名儿童在积水中摔倒，瞬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骑手小哥赵良金立马把车丢到一边，快步冲过去，连鞋子都跑丢了，一把将孩子从水中抱起。此时，其他几位骑手也赶过来帮忙，大家蹚着水将孩子送到安全地带。事后，赵良金朴实地说，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当时没有多想，只想第一时间把小孩救出来”。这份源于本心的质朴善意，深深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引得全网动容共情。

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人打交道。正如诗人约翰·邓恩所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将每个人连在一起的，便是名为“共情”的桥梁。学会共情，设身处地理解、包容和尊重他人，找到心灵深处的共鸣和温暖，能够构筑彼此信任、汇聚人心力量，照亮前行的路。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人己关系的处理，关注人和人之间心理的沟通及其中的情感，于是，共情深刻体现在以立己达人为重要理念的文化思想中。先贤强调“仁者爱人”“忠恕之道”“恻隐之心”，恪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忠恕之道的重要内涵，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来推及他人的心理感受，使人我之间，各得其宜。

历史上几个关于共情的故事，给人诸多启迪。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春秋名士管仲在回忆与鲍叔牙的交往时，有这样一段述怀：年轻时，自己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常多拿一些，但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贫困，从不认为他贪心；自己帮鲍叔牙谋划事情，有时反而让事情愈发陷入困顿，鲍叔牙却不认为管仲愚笨，而认为是时机不对；自己曾多次做官又多次被驱逐，鲍叔牙从不拿管仲当无能之人看待，而知道是他没遇上好时运……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面对管仲的“贪财”“无能”“懦弱”，只有鲍叔牙能站在管仲的角度，以共情之心考虑背后种种原因和苦衷——“知他贫”“知时有利不利”“知他不遭时”。他一次又一次在情感上给予管仲理解、信任，在行为上给予帮助、支持，成就了管仲一代名相的抱负和才干。“管鲍之交”的佳话千古流传，传来的是彼此了解对方处境、理解对方情感的历史回音。

共情不仅能在交友中帮助我们拉近与他人的距离，奏出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美谈，更是一种为政必备的品质。古时那些能得到百姓爱戴的官员，往往心存仁爱，与民共情，“以百姓心为心”。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潍县时，题写在一幅《墨竹图》上的诗。本来应是颇有浪漫情调的风竹低语，却使他想到百姓疾苦，对此感同身受，不由忧郁、无奈、焦虑，夜不能寐。

郑板桥为官，始终感民之所感，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忧。任潍县知县时，恰逢当地发生严重饥荒。看到逃难灾民成群结队、背井离乡的惨状，他眼含热泪，随即吟出《逃荒行》，抒发内心的悲痛。面对重重困难，他果断决策，开仓赈贷，让百姓皆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召回灾民修筑城池，以工代赈，发动富户开仓煮粥赈济灾民。由于郑板桥的尽心救灾，潍县虽连遭五年灾荒，百姓亦能渡过饥荒。

郑板桥在山东先后为官12年，离任时，山东父老自发沿途十里相送，这正是百姓对他拳拳爱民之心、为民之情的认可。

学会共情，让我们能更好倾听和理解他人，这一过程中，也能以他人为镜鉴，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在见贤思齐中实现自我完善。

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穆青一行来到兰考，采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在兰考，穆青一行访问了几十位基层干部和群众，走到哪，群众都满含热泪叙说着焦书记的事迹。听着这些故事，看着焦裕禄留下的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穆青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对焦裕禄有着太深的理解，太多的感受。

于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完成了。在穆青的感觉中，就好像是随着焦裕禄重新活过一遍，他心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焦裕禄的身上找到了。

后来的新闻岁月中，在这种情感和精神的感召下，穆青写下一篇篇不朽之作，“勿忘人民”成为他跨越半个世纪记者生涯的座右铭。他将文字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深入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最广泛最深刻的共情，是家国情怀的共鸣。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国一体、家国同心，始终是每个人内心不变的家国情怀，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之间强烈的精神共鸣。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华儿女的家国心、民族魂，浸润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里，镌刻在“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坚贞风骨里，回荡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坚定誓言里。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情感凝聚在一起，同心同德、同力同向，就会迸发出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磅礴力量，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行。

王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