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魏尚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局局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副教授等职。曾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著有《繁荣的困局：性别失衡如何重塑经济与社会》《寻找经济最优解》《茶与咖啡：杯中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博弈》等书。

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围绕《繁荣的困局：性别失衡如何重塑经济与社会》一书对魏尚进教授所作采访。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魏思雨、陈晞怡参与完成。赵逸轩对本次采访亦有贡献。

01 经济发展政策研究中被忽视的性别因素

学人：您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与经济发言人，当时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或研究课题呢？

魏尚进：2014到2016年我在亚开行担任两个职务，一个是首席经济学家，一个是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局局长。经济研究与区域合作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分局。我去了大概一两个月后，其中一个局的局长离开了。亚开行的行长想要合并两局，而不是另找一个局长。我接受了这个职务。

亚开行是一个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没有隶属关系的、平行的国际组织，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顾名思义，它主要帮助的是亚太地区的国家，规模大约是世界银行的一半。至于首席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担任亚开行经济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同时协助亚开行的行长与领导层思考一些战略问题。比如，要给发展中国家的钱如果用完了，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增加资金？

经济研究局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在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局局长的领导下开展长期研究。研究局下设三个处和一个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在这三个处中，一个负责对宏观经济发展做诊断和分析，研究增长率、通胀等问题；一个负责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的发展策略或路径，比如如何提高人力资本、如何改进出口结构的多元性等问题；另有一个大处研究跨国跨区域整合、跨国贸易与投资问题，例如，每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要开好几次会议，在这些各国首脑和财政部长出席的重要会议里，这个处要协助亚开行做基本的经济分析、提供分析框架，并以此就具体的区域合作问题展开讨论。

总之，亚开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方面要有前瞻性，能够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对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比较重要，各个成员国可能会在什么方面遇到挑战；同时，要在内部组织数百位经济学家开展深入的研究分析，为各成员国提供建议。

学人：在您任期内，亚开行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存在关于人口问题或者性别失衡问题的探讨吗？

魏尚进：对很多成员国来说，人口挑战一直存在。以中国为例，2014年前后中国的就业年龄人口比率已经出现了负增长。至于性别层面的问题，虽然我自己从2009年就开始研究，但亚开行的成员国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知道本国妇女就业比例不是很高。从微观角度出发，这说明社会没有给女性公平的机会；从宏观角度出发，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我们当时关心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妇女参与经济生产的比例。

我在亚开行工作的两年多里，恰逢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在大宗商品价格高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等资源大国的政府花钱大手大脚，但油价下跌之后，政府资金紧张，公共卫生、教育，甚至公务员工资等公共支出都受到了影响。怎么帮助这样的国家渡过困难时期是我们当时的课题之一。

另外就是自然灾害。2013年前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发生了严重的台风灾害，农田大面积受灾，无法耕种。这些小国与大国不一样——大国每次遇到自然灾害，只会影响国家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可以对受灾区域发起支援，但南太平洋岛国没有这个条件。亚开行就需要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灾前做些什么能分散风险和降低损失？灾后如何重建？更大地来说，是要研究气候变化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挑战。

学人：您提到在2009年就对性别与发展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研究，到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为什么会花费这么长时间呢？

魏尚进：《繁荣的困局》这本书是由一系列的研究文章累积起来后再扩充成书的。2009年时，“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流行，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的内容叫“卷”。随着一篇篇文章的累积，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这十几年做的研究，实际上为理解“卷”的成因与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实证证据。

一旦把自己思考的框架和“卷”关联起来，我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发现原来有一大堆的所谓“卷的现象”都可以根据我的框架去探讨，虽然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卷”与性别比例的关系。于是才开始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做更加系统的研究。

《繁荣的困局：性别失衡如何重塑经济与社会》 作者: [美] 魏尚进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2026

02 性别失衡与“竞争性储蓄”

学人：具体来说，您最初是如何把“性别失衡”与储蓄、贸易顺差这样的宏观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的？

魏尚进：这是因为我一直关心两类问题，一个是成因与影响（causes and consequences），也就是跟经济发展相关的任何元素。二是国际金融开放性宏观经济（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international finance）。我想我应该是国际上这个领域中比较领先的研究者之一。

这两个方向使得我关心哪些问题呢？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这么高？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为什么呈现这种状况？这两个都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关键变量。我们怎么理解这些现象？它们有什么后果和原因？现有文献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不是令人满意？如果我觉得不够满意，就会寻求新的更靠谱或更完整的解释。

性别失衡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全世界大概有十几个国家存在这样的情况。人口学家通常会关注这个问题，但他们关注的范围相对较窄，往往是就事论事，不与宏观经济现象关联起来。性别失衡当然源于“重男轻女”的文化，以及对女性的歧视。但我的研究告诉我们，性别失衡也是一个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而高储蓄高顺差又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我对这两个平行的问题都感兴趣。

我与张晓波老师的研究发现，全国各省性别失衡严重的地区储蓄率也较高。这让我们好奇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未被发现的规律。于是，我们开始分析数据逻辑联系。

我们找到了两个解释。首先，婚配市场的男多女少会增加男性压力。大多数男性，以及希望儿子结婚的父母，会努力提升家庭在婚配市场的竞争力，而相对财富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他们会压缩消费、提高储蓄。

第二点比较令人吃惊，也很有趣。性别失衡引发的提高相对财富的行为还会外溢到其他成员，包括女性以及有女孩的父母。他们也不能降低储蓄，因为这能使他们的女儿更有可能匹配到优质男性。毕竟女孩的父母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随机找一个男性匹配，而优秀的男孩总是稀缺的。

在性别失衡的社会里，最优秀的男性要比不存在性别失衡的社会里最优秀的男性还要“优秀”。这里的“优秀”指的是学习更努力，赚钱更拼命，以及父母为孩子存更多钱。但由于优秀的男性有限，女性之间也会产生竞争。假设我是一个女孩的父母，在性别失衡的情况下，我需要努力存钱，给女儿提供更好的条件，让她进入更好的大学，这样才能提高她遇到优秀男性的机会，并保护女儿在婚姻中的话语权。这两点都可以在数据里得到检验。

我们发现，当性别比例上升，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会提高，但是有女孩的家庭储蓄率并没有下降，只是没有像男孩家庭那样大幅度地提高。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还会通过别的手段去应对性别失衡，比如更多的加班、找别的风险高但收入也更高的工作，以及逼孩子多上补习班（即“卷”）。换言之，性别的失衡，从多种维度上引发了一系列“卷上加卷”的行为。

学人：您的理论认为竞争性储蓄跟性别失衡挂钩。通常经济预期低迷时，储蓄率会上升，人们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失业等其他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这属于预防性储蓄。您在研究中如何区分预防性储蓄和竞争性储蓄？

魏尚进：影响储蓄的潜在因素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跨家庭的比较来区分。不同的家庭根据成员年龄、工作类型、收入增长以及健康情况，可以估算预防性储蓄的平均水准，从而了解什么样的家庭对预防性储蓄更看重。

竞争性储蓄也是一样。在生活年代、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相当的背景下，也就是在预防性储蓄强度类似的情况下，性别失衡也会独立地影响储蓄率。性别失衡严重地区的有男孩的家庭，储蓄要明显高于一个性别失衡不太严重地区的有男孩的家庭，这说明竞争性储蓄很重要。

学人：近年来，“松弛感”在网络上热议，川渝成为了“松弛感”的代表。根据四川省第七次人口普查（第三号），四川省性别比约为102.19（成都101.03），在国内属于较低水平。四川省GDP排名前五，储蓄总额与储蓄意愿在全国省市中排名10位上下（来源：财经十一人）。有人说四川人追求安逸，有“好耍”的需求，所以偏爱消费而非存款。您怎么区分这种地域文化要素对储蓄率的影响？

魏尚进：四川的性别失衡相对温和，四川“卷”的程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然与我们的讲法高度一致。

不过，我们的理论从来不是单因素解释理论。储蓄、贸易顺差和加班文化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性别失衡只是其中一个过去被低估的重要因素。

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认为是“文化”的一些社会规范，本身也可能是性别失衡的内生结果。“女孩是招商银行，男孩是建设银行”这样的讲法，在我们的爷爷奶奶辈是没有的，因为当时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的婚配年龄段性别失衡。婚配年龄的性别失衡是2000年左右出现的。今天不同地区的彩礼文化，也可能受到当地性别失衡程度的影响。我想要补充的是，我们以为的婚配文化、以为的社会规范，不排除是因为当地的性别失衡导致的。

学人：您的研究提出，婚配行为会通过储蓄和消费影响经常账户，甚至贸易格局。今天谈中国贸易顺差，讨论更多集中在产业补贴、制造业产能、关税和汇率。我们是不是低估了人口结构和家庭部门的作用？如果是，应该怎样把它们纳入讨论？

魏尚进：对。十几年前我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希拉里·克林顿任美国国务卿，中美有高规格战略会谈，美方长期把中国顺差视为核心议题，而当时他们的讨论焦点几乎完全在汇率上，质疑人民币是否被低估、要求升值。当时我关于竞争性储蓄的论文刚好发表，就指出他们存在一个重大的认知欠缺。尽管希拉里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妇女权益，但当时的政策讨论并没有把性别议题和宏观经济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表明，重男轻女通过婚配竞争、家庭储蓄等微观行为，最终可能推高经常账户顺差。不同模型估计，中国贸易顺差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可能与人口性别失衡有关。如果当时把社会因素纳入宏观讨论，中美对话可能会更有建设性。所以从长期看，宏观经济“再平衡”不能只看产业政策、补贴和汇率，也要把“由性别失衡所推高的家庭高储蓄率”这类看似是社会问题、其实会深刻影响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纳入考量。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个例，其他国家，譬如韩国，也体现出类似的经济逻辑，在性别失衡最严重的时期，韩国的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也同样很大。

03 繁荣的困局：不努力不行，但努力不一定幸福

学人：您认为，后发国家为何未能吸取像韩国这样早就有性别失衡问题的国家的经验教训？

魏尚进：我的书叫《繁荣的困局》。这个书名的一层意思是指性别失衡造成的一系列内卷现象，一方面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却降低了大家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所以说是“繁荣的困局

还有一层意思是，对个人来说最优的行为，不一定是对整个社会的最优行为。性别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是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及。性别失衡的深层原因是重男轻女的观念。许多重男轻女的人认为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尤其在农村社会，他们认为男孩可以做女孩做不了的事情。当一个家庭本来应该生女儿却通过一些手段生了男孩时，他们自认为做出了对家庭有利的事情，是一个合理的决定。但他们没考虑到，这样的行为增加了社会竞争压力。也就是说，个人认为合理的行动，整体上会对社会和许多社会成员产生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没能吸取韩国的教训，部分原因是缺乏相关的认知，政策上也不重视，或许他们也不知道韩国的经验。印度等性别歧视严重的地区，许多家庭重男轻女，却没有意识到会给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后果，导致类似的事情在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反复上演。

学人：为什么您说性别失衡所推动的“内卷”，可能让收入和 GDP 上升，却让居民的幸福感下降？

魏尚进：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和幸福感是正相关的。虽然有人说“金钱买不来幸福”（Money cannot buy you happiness），但从全球问卷调查来看，平均而言，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居民生活满意度也越高。但也有例外。比如用牺牲环境、牺牲健康换来的增长，就可能与幸福感脱节。

我的书里指出，性别失衡引发的内卷是另一种脱节机制。更高的储蓄率、创业率、加班和投资，确实可能提高家庭收入和 GDP 增长，但同时这些行为让生活满意度反而会下降。

这是因为每一个内卷动作其实都包含牺牲：为了多赚钱冒险，为了竞争加班加点伤害了身体， 目的是为了降低自己或孩子结不成婚的概率。但从社会整体看，这些牺牲并不能改变既定的配对结果。比如，在婚配范围和意愿既定、一对一匹配等简化假设下，如果性别失衡意味着每8个男青年中约有1个面临配偶数量不足，那么仅靠大家增加竞争投入，并不能改变这个比例；同样地，对女孩家庭而言，最优秀的男性永远是少数。小结起来，性别失衡增加后，所有的家庭的消费欲望下抑了，闲暇时间变少了，付出更多成本却没有改变相对排名，所以收入增加了，幸福感反而下降。这一机制不仅有理论分析，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提供了支持：性别失衡更严重的地区，家庭收入增长更快，但居民幸福感更低。

学人：您刚才谈到收入增长与幸福感的脱节。书里很多指标，比如储蓄率、房价、创业率、经济增长等，都是整体上的平均值，它们背后的分配效应可能很不一样：有房和无房家庭、男性和女性、双方父母承担的成本都不同。如果从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而不是平均增长来看，谁承担了性别失衡最大的成本？又有哪些群体可能从中获益？

魏尚进：性别失衡造成的扭曲，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当然不一样。平均而言，有男孩的家庭承受的竞争压力更大，但有女孩的家庭也并非单纯受益者。

财富层面也是一样。我的书里讲到，竞争性储蓄会导致更多家庭购买房产等预期升值的资产，从而推高房价。这对已经有一套甚至多套房的人来说是财富增值，但对无房、又想买房的家庭来说却增加了负担。为了给孩子买房，他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压缩消费、旅游和外出就餐，增加储蓄。因此，无房家庭承受的负面影响更大。

至于性别失衡是否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还取决于财政和再分配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整这种内卷造成的初次分配结果。

04 无法轻易退出的“内卷”

学人：如果年轻人的选择从“怎样在婚姻市场中竞争”变成“要不要进入婚姻市场”，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原本表现为买房、储蓄和工作竞争的压力会逐渐消失，还是会转移到其他形式的竞争中？

魏尚进：假设所有人都退出婚恋市场，这个故事当然就不成立了。但真实数据并不是这样。

第一，越来越多年轻人推迟婚姻，或者说“宁愿不结婚，也不随便结”，本身就和性别失衡有关。前面讲过，性别失衡会促使男女及其家庭更努力读书、工作，提高竞争力。当女性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提高后，她们在婚配市场上更不愿意“将就”了。所以有些“宁可不结”的现象，本身就是竞争加剧的派生结果。部分女性并非拒绝婚姻，而是找不到理想对象时有条件选择不结。虽然还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促成这种选择，但性别失衡驱动的竞争，也可能使部分女性获得不将就的底气。而从男性角度来讲，男性也会因为相对财富的重要性上升而推迟结婚，女性及其家庭也会倾向于让男方积累一定资产后再成婚。因此延迟婚育本身也可能是婚恋竞争加剧后的理性反应。

第二，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真正选择终身彻底退出婚配市场的人群比例其实并不高。推迟结婚是一个普遍可观察到的事实，但终身不婚者依然是相对少数。假设年轻群体中有5%的人明确宣布终身不参与婚配竞争，余下95%的人群之间依然存在的激烈竞争，还是会深刻塑造社会层面的行为模式、文化心理乃至社会规范。

我们在书中分析日本案例时，引用了日本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日本有一本探讨“不婚社会”的畅销书，描述日本年轻人声称不想结婚的社会现象。但深挖后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年轻人正大规模主动撤出婚配市场”这一论断。很多被贴上“不婚”标签的日本年轻人，其真实诉求往往是“非常想结婚，只是找不到符合心意的人”，或者“很想结婚，但自身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成家”。这种被动受挫与主动放弃婚育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在分析时需要保持审慎，那些被归入不婚群体的成员中，很大一部分在主观上依然有着强烈的婚配诉求。

《不能结婚的男人》剧照

学人：您书中从性别失衡、婚配竞争一路谈到住房、储蓄和工作压力。对今天正处于求学、就业和婚恋阶段的年轻人来说，很多结构性压力无法靠个人努力改变。您会建议他们怎样判断哪些竞争值得参与、哪些可以退出？他们又该怎样避免让社会比较和婚恋市场定义自己的生活？

魏尚进：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完全退出这种竞争其实很难，所以才会有“卷也卷不赢，躺也躺不平”这句话。

“卷也卷不赢”是因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卷，我可能提高自己或者孩子的相对排名；但如果大家都卷，所有人的相对位置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躺也躺不平”则是因为，个人单方面退出竞争反而可能直接降低自己的相对位置。尤其对年轻男性或者有男孩的家庭来说，在性别失衡的环境下，退出竞争还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非自愿单身风险。

我举一个生物界的例子。雄性麋鹿靠鹿角争夺配偶，角越大越容易获胜，于是自然选择让鹿角一代代变大。但大角对整个群体并不是好事：在森林里更容易被树枝挂住，逃避捕食者时也更危险。假如所有雄麋鹿的角都缩小30%，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名不变，但整个群体的成本会降低，生存状况反而会改善。

人类也有类似之处。很多竞争投入对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当大家都增加投入时，往往只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成本，并没有改变彼此的相对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个体很难单方面摆脱内卷。

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竞争机制，还是需要解决性别失衡，逐渐扭转重男轻女的观念。只是这种变化非常慢。即使从明天开始，新生儿性别比完全恢复正常，也至少要等二十年左右，等这一代孩子进入婚配年龄，才会真正影响社会竞争机制。

学人：您提出的“缩角”，是指一种非官方的行为吗？

魏尚进：政府可以做，社会组织、NGO也可以参与。难点在于，单个家庭即使知道少卷一点对大家都更好，也不敢率先退出竞争。比如你跟所有父母说，大家都少上课外补习班，孩子时间更多了，父母也可以少花一些钱，听起来都很好；但每个家庭都会担心，如果别人还在卷，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就吃亏了。

所以，关键不是要求某个家庭单方面退出，而是建立一种协调机制，让大家能够同时减少一些无谓的竞争。这样有可能降低内卷、提高幸福感，但现实中要做到并不容易。

图源：VCG

学人：由上至下提倡教育减负和取缔补习机构不是新鲜事了，但似乎减负的成果并没有真正的传递到普通家庭的孩子身上。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

魏尚进：“双减政策”就是我刚才的例子中，由政府来做“缩角”的代表。但是在双减政策之后，百度搜索引擎里“一对一私教”、“一对多私教”的搜索量忽然就上去了。这是因为造成教育内卷深层原因，比如性别失衡，没法通过“双减政策”来直接改善。结果，想要卷的家长呢，就去找别的方法卷。

所以，中短期的减负政策仍然有必要，但长期来看，还需要解决造成教育内卷的更深层结构性因素，其中也包括性别失衡以及背后的重男轻女观念。

学人：当下中国社会有两种趋势：一是学历贬值，学历不再能给个体比较大的经济阶层跃升；二是人口总量减少，代际间的高考竞争激烈程度有望在未来降低。您觉得这些外部因素对于您提到的“协同机制”，是有促进作用呢，还是阻碍作用？

魏尚进：学历贬值本身可以理解为教育内卷的一种结果：更多人投入竞争、获得更高学历，但优质岗位和其他稀缺资源并没有同步增加。因此，个人即使意识到这种低效，也很难单方面退出。不过，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真正选择退出竞争。是哪些人呢？主要是处在分布的两个极端的群体：一类在最头部，一类在最尾部。

在最尾部的人，如果非常清楚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排在最后，卷完以后依然垫底，那索性就彻底不卷了。但这类群体的比例非常少，因为很多处在靠后位置的人依然心存希望，觉得自己拼一把说不定还能往上冲一冲，所以他们还是会选择参与内卷。只有极少数极为笃定自己垫底且无力改变的人，才会彻底放弃。

另一类则是处于最头部的人，比如家庭背景非常优渥，父辈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衣食无忧，自然不需要参与这种内卷。但这类人群同样是极少数。因此，只有极少数明确知道自己处于最顶层或最底层的人，才有可能真正选择退出竞争。

小结起来，大多数人的体感是，卷也卷不赢，躺也躺不平，这有其深刻的原因。要走出来，短期是需要寻找有效的协同机制，尽量避免低效竞争的“囚徒困境”，而长期来看，则需要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