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赣鄱 | 一部苏维埃法典的远征——探寻长征路上薪火相传的红色法治

90余年前，一支队伍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背着枪，行囊里还携带着一本薄薄的《苏维埃法典》（第二集）。支撑这支队伍前行的，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法典则如一束微光，伴随他们辗转穿行了半个中国。

这部法典，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出发，在于都河的浮桥边，见证战士与乡亲的离别；在湘江战役的炮火中，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在遵义城头，成为部队严守纪律、善待群众的准则；在彝海结盟的约定里，种下民族和睦的根基；在雪山草地的艰难处境中，激荡着战友之间的忠诚与守望。

就是这部纸页泛黄的法典，汇入万里长征的胜利征程里。带着法出发，路最难的时候，法没有丢——

一路走到今天，这部法典映射在你我案头的每一部法律上。我们循着90余年前红军走过的远征之路，一路寻访红色传承下新时代的法庭、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调解室，才真正读懂：长征播下的这颗法治的种子，随着铁流一路向前，长在规矩里、长在乡土间、长在民族平等里，长成了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而她的根，一直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法典长在田埂上、石磨边

1932年春，红都瑞金，广袤的沃野上，一畦畦青禾，散发出沁人的清香。

何叔衡蹲在田埂上，捧起一把干松的泥土，神色有些凝重。合龙乡两个村的毛姓与杨姓宗族，因为农田灌溉抢水，已经争执了三天，锄头都举到了半空。

何叔衡，中央苏区三大法官之一，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面对争执，他没有拍惊堂木，也没有念生硬的条文，抬手指着不远处那盘日日碾谷的石磨，和大家讲起了朴素的道理：这石磨，两片磨盘相依相合，协同转动，少了哪一片，都碾不出谷米。这圳里的水，也不是哪一家私有的，是公家的，今天你多舀几瓢，明天他就少浇半垄，彼此只顾着争抢，到头来，等到夏收，谁的田里都收不上半筐稻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

何叔衡用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一道分水线。线画完，两姓人家的气慢慢就消了，两乡群众得以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里最朴素的一页。

没有厚厚的卷宗，没有森严的公堂，法典就长在田埂上，长在石磨边，长在老百姓雪亮的眼睛里。

那时候，法典还没有长成大部头。它不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的几行字，是《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里的一道红线，是印在土纸上、写在墙壁上、刻在老百姓心坎里的一纸公告，一份承诺。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90多年后的2026年秋天，当我们采访小组一行，走进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纪念馆，只见一束光从射灯里倾泻而下，打在一楼展厅玻璃柜中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苏维埃法典》（第二集）上，法典32开，纸面泛黄，字直排铅印。我们俯身凝视，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薄薄的纸张上，字字力透纸背，瞬间把人的思绪带回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1931年11月，一苏大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120多部法律法令，形成工农民主专政的法律体系。但早期法令大多以布告、大字报、单独文件下发，分散张贴、不易保存，很难集齐查阅，办案无统一文本、百姓看不懂法条，纠纷调处缺少集中、便携的依据。

为了让法律真正贴近劳苦大众，把最常用、最关乎民生的法律变成可以揣在身上的“口袋书”，1934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印发《苏维埃法典》（第二集）法规汇编本，收录1931年12月1日至1934年4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多部法律法规法令，让群众能直接对照条文看懂自身权益、评判审判是否公允，真正实现法律走进千家万户，夯实新生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编队，他们没有长枪大炮，肩挑背驮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家底”——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圆、几十担国家银行的纸币，还有石印机、油墨、纸张。后人称之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

而在这些沉重的担子里，还夹着一本本竖排的铅印小册子，它们正是《苏维埃法典》（第二集）。

红军是带着法典出发的，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行李，而是一个政权对“法”的尊重。爬雪山、过草地，人忍饥挨饿，这些小册子却始终被小心珍藏；借住在老乡家，人睡在屋檐下，法典却被油布裹得严严实实。

法跟着队伍走，规矩跟着队伍走，公道跟着队伍走——这正是万里长征留给后人最深的一道法治为民的烙印。

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这是一本为劳苦大众做主的“书”

1934年10月，于都河的风带着微凉的秋意。8.6万余名红军集结在河畔，浮桥在水面上晃荡，草鞋踩出啪啪的响声。桥板是乡亲们拆下来的门板，群众摇过来的800多条船，在月光下排成出征的队列。

这不是一支只拿枪的队伍，这是一支带着法远征的队伍。

于都的乡亲们站在岸边，手里举着火把。他们看着红军踏上浮桥，背影渐渐消失在山坳。彼时的他们不知道，这路要走二万五千里。但他们知道，这支部队不是空着手走的， 他们带着老百姓的公道，带着为劳苦大众撑腰做主的心。

长征进入粤北，战士们迎着五岭的山风走得脚底板淌血，肚子里空空荡荡。有个战士饿晕在路边，醒来时，身边放着半筐红薯。他掏出自己仅有的几枚铜板，压在红薯筐底下，才伸手去拿。还有个战士不小心碰碎了老乡家的一只土碗，他在碗底压了一张道歉的字条，还有比碗贵三倍的铜钱。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兵不血刃开进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贺龙站在毕节街头，老百姓攥着苏维埃币找到他，说以前中央红军过境时留下的苏维埃币，现在用不出去，能不能兑换。旁边的供给部长劝他，部队经费紧张，别管了。贺龙态度坚决：“全国只有一个共产党，中央红军留给老百姓的票子，我们认，一银圆兑一圆，全部收兑。”这一句承诺，让百姓读懂了：苏维埃的法令不是纸上空话，是护着普通人的公道。

1935年3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队伍途经四川古蔺丹桂镇洗马村桐子坡，多名战士在村民王政坤家中借宿。红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离开前还把院落打扫干净。临别时，一位红军将领将随身带着的《苏维埃法典》（第二集）赠予王政坤，叮嘱他：这是一本为劳苦大众做主的“书”，送给你做纪念。

“我父亲不识字，看不懂条文，却亲眼看见了这支队伍不一样的作风。”王朝俊回忆，父亲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这部法典珍藏于家中。年少的他不解地问：为啥子要冒杀头的风险留住它？父亲告诉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他认定红军是好人，红军留下的书一定是好书。

朴素的回答，在王朝俊心底埋下法治的种子。1969年王朝俊参军，父亲把法典郑重交到他手上。后来王朝俊进入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为一名法官。几十年办案，他始终记得父亲眼里的标准：公道，要看得见、摸得着，要对得起老百姓。乡间邻里的土地、水源、家事纠纷，他总愿意坐下来慢慢调，情理兼顾，就像当年苏区裁判员那样，让法条连着民心。退休后，他带着法典复制本走进校园、法庭、红色教育基地，向后人讲述长征路上的法治故事。

2024年起，古蔺县人民法院在太平人民法庭设立“古蔺红色审判传承驿站”。法官吕琪婷说：“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在这里惩恶扬善、为民伸冤，红色法治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如今我们组建‘红色调解’队伍，吸纳乡贤、人大代表等力量化解基层矛盾。作为驿站的守护者、红色精神的传播者，我们想把红色法治故事讲给更多的群众听。我们司法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了。那些从瑞金带出来的小册子，很多已经磨破了边，纸页发脆，字迹模糊，但依然被精心呵护着、珍藏着，在湘江边，在雪山上，在草地里，都没有被丢下，跟着这支队伍，走到了陕北。

延安的窑洞里，油灯亮到深夜。从瑞金带出来的法治种子，在这里不断成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了，“三三制”落地了，马锡五走乡串户断案子了。法律不再是行囊里的小册子，它走出了窑洞，走进了田野，走进了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里。

把公道、平等的火炬传递给各民族兄弟

一部纸页泛黄的法典，凭什么和一支百折不挠的队伍一起，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答案写在贵州苗侗和布依族山乡的安民布告里，写在四渡赤水的民心答卷里，写在彝海畔那碗清水的倒影里，写在雪山草地的风雪坚守里，写在陇山回寨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红军一路跋山涉水，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为了唤醒少数民族同胞的革命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红军一路行军、一路宣传、一路实践，所到之处，留下不少军民同心的佳话。

瑞金叶坪派出所“峰警调解室”解民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借道粤北。在仁化、乐昌等地，红军战士睡屋檐、住柴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主动帮助村民挑水劈柴。这种严明的纪律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信任，许多百姓从躲进深山到主动腾房让铺，甚至冒死为红军保存重要文件，为红军成功突破封锁线奠定了群众基础。

12月初，湘江之战的硝烟，把天空染成了暗红色。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即使在这样的绝境里，法治的火种也没有熄灭。

在灌阳新圩，枪炮声在山外隆隆作响。红军在文氏祠堂里连夜开会，起草《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文件。字里行间没有压迫，没有歧视，有的是民族自决权。他们把“猺”字的反犬旁去掉，改成“人”字旁的“傜”。

一字之改，是把人当人。

后来瑶族群众在龙舌岩上刻下：红军绝对保护傜民。岩石不会说话，但岩石记得，在子弹横飞的时候，有人把“平等”写进了石头里。

今年的10月12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陈大厅，我们看到了一件展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这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重要见证。

布告是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后，由红军总政治部印制的。4月，红军经过安顺镇宁板袍村，村子里的布依族老人杨登凤，亲身感受了红军的优良作风。

红军走后，他看到墙壁上贴有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上面写道：“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老人将布告揭下，在族人中悄悄宣讲。后来，他把布告用油纸一层层包裹起来，藏在墙洞里。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凤老人将这份用生命守护的布告，无偿捐献给地方政府。

于都法院把法庭“搬”到群众家门口

1935年5月，凉山彝海。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蹲在青石边，将清亮的湖水倒满两只土碗。没有文书，没有印泥，只有蓝天作证。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这看似两个人的结义，背后是红军对彝族同胞习俗最深的尊重。

此前，红军总司令部反复叮嘱：尊重彝族风俗，不拉夫、不打骂、不抢掠。刘伯承按彝家礼节，与小叶丹结盟，那只碗里盛着的，是“各民族团结一律平等”的政治承诺。彝海清波，映照了党的民族政策最早的曙光。

1935年10月，宁夏西吉单家集，六盘山下一座回族聚居村落。得益于红二十五军先期在这里播下民族平等的种子，中央红军到来时，回族群众不再躲避，自发夹道欢迎、提壶送水。

进村后，毛泽东专程走进陕义堂清真寺，拜访阿訇马德海。土炕之上，两人促膝长谈，讲的不是军令，而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回汉一家亲的道理。阿訇特意请红军喝盖碗茶，那句“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话语，在黄土高原上口耳相传。这就是著名的“单家集夜话”。

一夜交谈，消除隔阂。次日拂晓，队伍辞别乡亲继续北上。这场夜话，是红军民族政策生动的实践，印证着法典之上“民族平等”的承诺。

1936年，川西北，红军进驻藏区，抵达甘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张贴布告，明令保护寺庙、保护僧侣、尊重藏传佛教。

当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打开寺门，看到红军战士宁在雪地露营，也不踏进寺中半步，格达活佛被深深触动，他不仅捐出粮食接济红军，更亲笔写信，劝说各地藏族百姓为红军筹粮、引路。

雪山无言，一部真正为人民群众立公道守规矩的法典，比千万条枪更能打开人心。

红色法治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

90多年前，一颗红色法治的种子，在瑞金的红井之畔破土萌芽，又伴着草鞋的足迹踏上漫漫征途；90多年后，这颗种子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在一处处红色热土生根抽芽，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共和国法治的源头，《苏维埃法典》（第二集）把土地、婚姻、劳动、司法的条条框框印在毛边纸上。何叔衡、梁柏台等红色司法先驱，靠着布袋子、记事本、手电筒三件宝，走出土坯房，踏遍乡野山间。没有高高在上的公堂，纠纷就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现场调处；苏区轻骑队深入街巷乡村，察民情、查贪腐、化纷争，把公道送进百姓家。

岁月流转，苏区的法治传统赓续绵延。

瑞金法院执行局局长宋英，家中七位亲人投身红军，堂祖父宋传沐曾在大柏地裁判部为百姓评断是非，如今他循着先辈的足迹，扎根执行一线，坚持走到群众当中，体察百姓的真实诉求。执行局副局长李杨的外公杨洪生，从苏区游击战场走向抗日烽火，晚年告诫后辈，公家的事要实打实办。这份信念，化作她办案时守住公平正义底线的自觉。

在沙洲坝法庭，“红井·润民心”品牌传承着“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退休教师宋东北是红军后代，作为特邀调解员，他创建的“老宋调解工作室”以情释法、以理劝人，活用苏区就地调解的工作方法，进村入户、上门调解，把一件件僵持多年的纠纷矛盾春风化雨般化解。

在瑞金市综治中心，“红勇调解工作室”汇聚调解专家，闭环处置疑难复杂、跨领域矛盾纠纷。叶坪派出所民警温海峰，扎根基层16年，和他的战友们依托“峰警调解室”，调处了2600多起纠纷。红都政法轻骑队延续苏区轻骑队的传统，骑着摩托奔走在田埂村落，巡访排查、上门调解、流动普法，把法言法语转化为乡亲听得懂的乡音。

“板凳议事”、乡贤评理，是松坪村从苏区时期延续下来的群众议事传统。宅基地、土地流转的矛盾，几张板凳一围，道理讲透了，人心也就顺了。从苏维埃时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到今天板凳围坐的评理现场，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智慧从未褪色。

这颗种子的内核，无非八个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古蔺法院巡回审判现场

当我们循着红军队伍的足迹来到于都，从小听爷爷谢芳炤的长征故事长大的红军后代、于都法院梓山法庭庭长谢元九说：“我爷爷留给后辈一句沉甸甸的嘱托，‘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工作，心里都要装着老百姓，再难的关，咬咬牙总能闯过去’。”这句话，成了谢元九办案路上不变的标尺，“红军靠着装在心底的‘群众’二字踏破万难，今天我们更要守牢为民初心，直面矛盾、啃下硬骨头。”

烈士遗孀胡奶奶重病住院，巨额医药费几乎压垮家庭，保险公司却以产品停售、未转保为由拒绝理赔。于都拥军法庭迅速开通绿色通道开展庭前调解，全国人大代表钟敏以特邀调解员身份参与，闲话家常、细释法理，保险公司最终给予补偿。在于都法院专门设立的拥军法庭、老兵调解室里，守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成了薪火相传的不变坚守。

在于都县司法局“雩法同行”云直播现场，主讲人把长征故事融入普法，联动32个部门开播83期。于都县司法局副局长崔芹告诉我们，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主力从各地秘密转移到于都后，停留长达10天。其间，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聋子”“瞎子”，直到所有红军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仍然一无所知。“三十万人守住一个秘密”的故事随直播传遍四方。他们还组建了一支“普法长征小卫士”队伍，200多名少年学子加入，以萤火微光，把法治薪火传向千家万户。

脚步向西，来到桂北越城岭下的广西资源。当年红军翻越老山界，夜宿塘洞苗寨，不惊扰乡亲，却热心地帮苗家劈柴挑水。今天，政法干警循着先辈足迹，围坐苗寨火塘，延续“围炉夜话”的温情。中峰镇演化出独有的“四碗油茶”工作法：一碗油茶倾听诉求，二碗油茶辨析症结，三碗油茶凝聚合力，四碗油茶握手言和。法律宣讲、矛盾调处，都裹进烟火家常的闲谈里。2025年以来，176场火塘议事，就地化解912起纠纷，山乡的矛盾，在袅袅油茶香里慢慢消融。

再向西行，便抵达湖南通道。侗寨鼓楼，自古便是侗族百姓商议大事的地方。如今，鼓楼成了调解场所，双江派出所打造“鼓楼调解”品牌，把侗族古老的款约文化和现代法理相融，调解成功率高达98％。通道县人民法院还在恭城书院前发出红色遗址司法保护令，为保护革命旧址划下清晰的法治红线，护好这片转折之地的红色根脉。

四川古蔺太平人民法庭里，有一间“古蔺红色审判传承驿站”，《苏维埃法典》（第二集）复制本和其他浸润烽火的老物件一一铺展。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可以近距离触摸法典文本，聆听红军后代口述往事，读懂当年随队伍远征的公道。

一路向北，我们来到甘肃环县。这里的法院跳出“坐等上门”的惯性，巡回审判走到田间地头，搭建“法庭+司法所+村委会+调解组织”多元联动网络。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炕桌边、山塬上，法官就地开庭、就地调解。

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延续着马锡五就地断案、贴近群众的司法传统。两级法院因地制宜，孕育出苹果法庭、能源法庭、蔬菜巡回法庭、旅游法庭等特色审判阵地，把法庭搬到产业一线，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志丹法院苹果巡回法庭法官张丽梅说：“我们做的工作不只是简单定分止争，更要像当年的马锡五，怀揣对群众的赤诚，倾听百姓心底的声音。”

从瑞金红井边的旧址，到于都渡口的马灯；从越城岭苗寨的火塘，到通道侗寨的鼓楼；从古蔺河畔的法典，到环县山塬的巡回炕桌，再到延安果园里的法庭……当年长征路上播撒下的法治种子，跨越90余载风雨，落在今天法官手中的卷宗、检察官胸前的检徽、基层司法干部踏遍山野的脚步里。那条公道随行的远征之路，从未中断。

冕宁彝海火塘调解

尾声

法治，从来不是和平年代的专属，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它同样是凝聚人心、建构秩序的基石。从何叔衡田间地头化解争水纠纷的公断开始，从于都河畔损坏船板照价赔付的守约开始，从一本为劳苦大众做主的小册子开始，从彝海湖畔歃血为盟的真诚开始……它一路跟随铁流，走了二万五千里。

沿着长征的足迹一路寻访红色法治的过往和今天，我们被一件件文物、一桩桩故事、一个个人深深震撼：在远征的路上，法跟着队伍走，规矩跟着队伍走，公道跟着队伍走。90余年前如此，90余年后，亦复如是。

“铁流过处，法生根；种子长成大树，根深深扎在群众中间。”这句我们思虑良久写下的话，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今天每一位法官、检察官、调解员、普法志愿者等的致敬——他们，正是那棵大树上新的枝叶。

那棵以人民为土壤的法治之树，舒展着法治的生机，接续守护着这赤诚大地，这锦绣人间。

专家观点：

长征红色法治

是珍贵的历史样本

在我看来，长征红色法治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实践。它如一条纽带，串联起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与陕甘根据地，也像一台过滤器，检验、校正着早期苏维埃法治的制度文本。贺龙在毕节为群众兑换苏区货币一事启示我们：人民司法不能机械拘守法条逻辑，诚信为民、胸怀大局才是根本遵循。长征途中的民族治理实践，完成了法律文本贴合国情的关键校正。红军携法典远征、群众冒死珍藏法典的往事，见证红色法理的传播力量。

长征红色法治不只是对苏区法制的简单延续，而是立足现实、不断纠错、走向成熟的动态过程，为延安人民司法奠基，也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留下一份扎根中国大地、以实践校正法理的珍贵历史样本。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赵晓耕

法治为了人民

法治依靠人民

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远征，也是一次法治远征。90多年前，红军携《苏维埃法典》（第二集）浴战火、爬雪山、过草地，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法没有丢，规矩没有丢，公道没有丢——这正是“正义的力量”在长征路上最朴素、最生动的表达。从何叔衡田间断案到彝海结盟，从古蔺农民冒死守护法典到单家集夜话里的回汉情谊，长征途中的法治实践，铸就了红色法治的最初底色：法治为了人民、法治依靠人民。

苏区时期和长征中的法治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的法治预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源头。它深刻昭示我们：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人民立场是法治建设的根本立场，实事求是是法治建设的思想路线。江西是红色法治的发祥地，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从长征路上的法治足迹中汲取初心力量，让人民司法的红色传统在新时代焕发生机，走好新时代的法治长征路。

江西省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 刘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