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全程仅25分钟，医生开腹后确诊肝癌晚期，已无医治可能。

自知时日无多，他心中最牵挂年轻的宋庆龄。3 月 11 日病危之际，他强忍剧痛签下家事遗嘱，明确所有遗物尽数交付宋庆龄，只求众人护她一生安稳。

当时党内派系纷争不断，这份特意保全妻子的遗嘱，真能为宋庆龄挡住日后的风雨吗？

他其实早就病了，只是没人知道

孙中山先生这一生，用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得多。流亡、起义、建党、谈判，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身体出问题，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

大约从1916年前后，他就开始频繁感到腹部不适，但每次都按胃病处理，吃点药、歇几天，又继续上路。没有人认真追究，他自己也没当回事。一个常年在外奔波的人，哪有工夫专门去查病？况且那个年代，肝病的诊断本就不容易，能找到什么样的大夫、做什么样的检查，都是问题。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拖过去。

1924年底，冯玉祥在北京搞了一出政变，联合段祺瑞、张作霖，发电报邀请孙中山北上，说要共商国是，重新整合各方力量。这个邀约对孙中山来说，意味着一个难得的政治机会——如果能在北京谈成什么，或许局面真的会不一样。

他决定去。

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不对了。周围的人都劝，说身体吃不消，能不能缓一缓。他不听。在他看来，国家的事等不起，自己的身体算什么。带着病，他出发了。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码头上来了很多人迎接，场面热闹。可他已经支撑不住了。北方的寒气一压，肝病直接发作，整个人垮了下来。挨到12月31日，才勉强撑进北京，住进北京饭店。

这一段路走得非常艰难。从南方到北方，气候变了，体力也耗尽了，他实际上是拖着一具病体完成了这次北上。

七个医生会诊，却没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

进了北京，当晚就请了人来看病。

协和医院的代院长刘瑞恒先来了，看了一遍，觉得情况不简单。第二天，又请来了美国医生、德国医生、俄国医生，加上协和医院自己的几位，七个人坐在一起会诊。

诊断结论是：肝部慢性炎症合并急性发作，伴有肿胀。

这个结论说白了，就是肝出了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当时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法确定。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提出，应该做外科手术探查，直接打开腹腔看一看，这是最快搞清楚状况的方式。

孙中山没同意。

他选了德国医生克礼来主导治疗，走内科路子，先用药控制。这个决定，后来被很多人讨论过，究竟是不是耽误了时机？站在当时的情境里看，这个选择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外科手术风险大，内科先试试也是常规思路。只是谁也没料到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1月20日以后，情况急转直下。

体温开始乱了，高的时候烧到四十一度多，低的时候掉到二十七度，这种大幅波动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到了1月24日、25日，他已经吃不下东西了。

宋庆龄在旁边守着，看着这个情形，心里很清楚事情到了什么地步。1月26日，她去找孙中山，请他同意做手术。

她没有多劝，就是告诉他：该做了。

孙中山答应了。

下午三点，他被抬进协和医院E楼。体温一量，又升上去了，医生判断不能再等，必须立刻手术。下午六点多，手术开始。汪精卫、孔祥熙、孙科三个人被允许站在手术室里旁观，宋庆龄在隔壁房间等待。

二十多分钟后，手术结束了。

等在外面的人大概已经从医生的神情里猜到了结果。当晚，经过显微镜检验，确诊：肝癌晚期，已经没有手术机会，病根保守估计在十年以上。

放射治疗打了四十多小时，毫无效果

既然刀用不上，就换别的办法。

2月初，伤口愈合之后，开始用镭锭做放射治疗。那个年代，放射疗法是治疗癌症为数不多的选项之一，算是当时的前沿手段。每天做二十多分钟，前后加起来做了四十多小时。

没有任何效果。

这在今天来看并不奇怪——肝癌晚期的放射治疗，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基本上是没有胜算的。但当时的人还在等，等着哪一天会有转机。

2月17日，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正式通知家属：准备后事。

这一天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还保有一线希望，或者说，都还在维持那种希望存在的状态。通知发出去之后，大家心里那根弦就断了。

2月18日，宋庆龄把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接了出来，移到铁狮子胡同的行辕。那里是他在北京的驻地，比医院要宽敞一些，也少了医院里那种压抑的气氛。

同一天，有人提议请中医来看看，被推荐的是北京名医陆仲安。

陆仲安开了药，服下去之后确实有些改善——睡眠好了一点，脚上的浮肿退了一些，气色也稍微好看了。周围的人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

但服到第三剂，开始腹泻，身体承受不住了。陆仲安也没有办法继续，告知家属无能为力。之后又回到克礼医生的西药治疗，维持着基本的生命状态。

这段时间，孙中山大部分时候是清醒的，但体力已经非常差。他知道自己的状况，身边的人也知道。只是有些话，大家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口。

遗嘱签了两次，最后交代要护妻子周全

2月24日，孙中山的状态骤然变差，到了病危的程度。

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去找了宋庆龄，说要请示遗言。宋庆龄同意了，他们走进病房，到床边。

遗嘱一共三份：《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遗书》。孙中山口授内容，汪精卫负责记录整理。文字定下来之后，要孙中山签字。

但就在这时，他听到隔壁传来哭声——是宋庆龄。

他没有拿笔。

在场的人等着，他就那么沉默着。然后说，先缓一缓。

他不是不想签，是不忍心在她哭着的时候，把这件事做得那么正式。那个动作，等于是当着她的面宣告自己要走了。他放不下。

这件事就搁置了将近半个月。

3月11日，何香凝守在床边，突然发现孙中山的眼神开始涣散，瞳孔开始散光。这是非常危险的迹象，她立刻出去叫人。

众人进来，都明白这已经是最后关头了，三份遗嘱必须马上签。

宋庆龄这时说了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我不阻止，我帮你们。"

孙中山已经抬不起手臂。宋庆龄跪在床边，用双手托着他的手腕，一点一点引导他的手，在三份遗嘱上，写下了"孙文"两个字。

在场的人有宋子文、孙科、孔祥熙、何香凝、邹鲁、邵元冲、吴稚晖、戴季陶等，都做了见证。

家事遗嘱里有一段话，是孙中山亲自交代留给宋庆龄的：我一生为国事奔走，没有积下什么家产，留下的书籍、衣物、住宅，全部交给妻子宋庆龄作为纪念。他还专门叮嘱儿子孙科，要顺事继母，要善待宋夫人。又嘱咐同志们，日后一定要保护宋庆龄的安全。

这些话，不像是一个政治领袖在交代身后大事，更像是一个丈夫在临走之前，把最放心不下的人托付出去。

宋庆龄嫁给他是1915年，那年她二十三岁，他四十九岁。外界对这段婚姻的议论从来没有停过，年龄差距太大，身份也特殊。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她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宋庆龄当时已经怀孕。

危急时刻，她坚持先让孙中山撤走，自己带着卫兵留守了八个多小时，等敌兵逼近才突围出去。那次，她流产了，此后终身没有再生育。

她用那个孩子，换了他的命。

所以他最后那几个字，不只是遗嘱，是还债。

3月12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行辕去世。弥留之际，他反复低声说了几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

五十九岁，走完了这一生。

他年轻时在香港学医，1892年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绩是最优等，后来在澳门、广州行过医，救过不少病人。后来弃医从政，半辈子在外面跑，最后死于一种他本来熟悉的病——只是这次，没有人能救他。

他留下来的私产，除了衣物和书籍，就只有上海一栋华侨捐赠的住宅。

就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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