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婚不育，而是70后父母开始集体“松手”了

当父母不再催婚、不再抢着带娃，年轻人反而更不想走进婚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期，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率创下十年新低。这一话题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围绕婚姻这一命题，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前总裁、东西军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倩博士，从性别经济学的角度分享了她的思考。

从数据层面看，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性别数据库，中国女性在2022年的劳动参与率为61%，这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但在家庭内部，女性承担的无偿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

现代女性的学历普遍较高，收入也比以前好很多，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升。

然而一旦走入婚姻、考虑生育，她们所承担的家务和育儿劳动时间，便会远超男性。因此，如果站在当下二十多岁年轻女性的立场，自然会产生"为什么要结婚、要生孩子"的疑问，或者认为男性应当更多地承担家务。

"帮忙"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在使用"帮"这个词时，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家务活和带孩子本应是女性的事情，男性只是来协助。事实上，家务应当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承担的责任。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女性数量已超过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进入婚姻后却要承担比男性多出许多的家务负担，因此婚姻对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理解当下结婚率变化的关键视角。

南京某大学基于三万多份大学生样本做过一项调研，其中有组数据颇为鲜明：认为一辈子一定要结婚的男性占30%，而女性只有9.52%。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勇气都在增强。

过去十年、二十年里，社会曾用"剩女"这样的词汇对未婚女性施加压力，带有强烈的歧视意味，本质上是在逼迫女性走入婚姻。而如今，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女大学生，已能够自由地表达"我为什么一定要结婚"的疑问。

她为这种变化喝彩——结婚本应被置于一个更中立的角度来看待，不一定结婚就是好的，也不一定不结婚就不好。现在的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这种独立精神值得被肯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都可以视作交易，爱情和婚姻皆然。但从经济学角度，更准确的词是"效用"。每个人的效用方程不同，什么能让自己效用最高，决定了选择的方向。

效用可以是快乐、幸福、稳定，也可以是金钱，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总和，绝不仅仅是金钱概念。通俗来说，就是什么能让我们更开心、更快乐。有人看重爱情，有人看重经济上的合作，有人则看重其他因素，每个人进入婚姻的理由并不一样。

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无法直接比较。有的人觉得自由更重要，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人则享受家庭带来的陪伴与温暖。因此，所谓的在一起，一定意味着在一起的效用高于单身，而单身的效用又高于分开。

从这个角度讲，婚姻既不仅是爱情的选择，也不仅是金钱的选择，而是效用的选择。至于性价比，并不等同于效用，因为性价比是"付出与得到"的直接比较，而效用是在一个整体选项中进行取舍。

那么，不愿意走入婚姻是否是一种由女性引领的潮流？前述数据显示，男性中也只有30%认为一定要结婚。这说明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婚姻。

现代社会的变化让人们觉得结婚并非必需，而女性相比男性更不觉得婚姻必要，一方面是社会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从经济学效用角度综合考虑的结果。关于婚姻中的家务分配，传统认知可能是：女性收入越高，做家务的时间越少。

但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存在一种名为"性别展示"的现象。如果以丈夫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为横轴、每周做家务时间为纵轴，会呈现出一条U型曲线。无论收入贡献如何，女性平均承担的家务时间始终超过50%。

当妻子收入开始增加时，她做家务的时间最初是减少的；但到某个临界点后，反而又开始增加。换句话说，当妻子收入超过丈夫时，她会通过承担更多家务来凸显自己的"女人味"或"好妻子"形象，以弥补性别角色上的偏差。这一现象在全球都存在。

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家庭中，家务分配明显受性别展示影响；而在城镇家庭中则不那么明显。这一部分家务劳动虽然可以通过女性时薪与劳动时长进行估算，但由于发生在家庭内部、未进入市场交换，因此并未计入GDP。

如果将这些工作全部外包、通过市场交换体现，就能更清晰地反映女性对家庭和社会的巨大贡献。家庭内部存在着大量隐形劳动，这些劳动通常没有被单独计算成本。除了家务，生育成本也是让年轻人重新考量婚姻效用的重要因素。

此前有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专门探讨中国生育率低的原因，结论是生育成本过高——奶粉贵、房租贵、教育贵，并据此建议政府加大补贴。刘倩与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张丹丹老师专门就此撰写了一篇题为《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的研究。

她对那份报告心情复杂：一方面认可其对低生育率议题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它完全缺失了性别视角，没有真正从女性角度思考女性为何不生育。这正是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需要更多女性经济学家参与的原因。女性与男性视角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生育成本是性别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女性而言，怀孕、照料婴儿的那段时间，本可以用于工作，这就是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如果只讨论奶粉钱、房租钱等直接成本，而忽略女性因生育放弃的职业回报，便无法呈现真实图景。

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生育一个孩子会使女性的收入降低20%，这被称为"母职惩罚"。之所以叫母职惩罚而非父职惩罚，是因为绝大多数生育相关的照料工作，尤其是母乳喂养这类无法外包的事项，都由女性承担。

借用国际上20%的数据，刘倩团队重新计算了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生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平均为48万元，而生育惩罚带来的间接成本是57万元。也就是说，仅仅因为生育而让女性损失的终身收入，就比房租、教育、奶粉等所有直接成本加起来还要高得多。

再加上离婚率上升、抚养权问题等不确定性因素，女性所承担的风险更为巨大。因此在制定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时，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就应该考虑如何在职场上为女性提供更多支持，让女性能够兼顾职业与家庭，而不是单纯讨论如何降低奶粉价格。

当这些成本被量化成一个具体数字——四十几万或五十几万——时，确实令人震惊。研究只是把女性早已存在的担忧更直接地说出来。此前，许多男性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并没有真正询问过女性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为什么不愿意结婚。

如果不理解问题的本源，解决方式往往会是错的。而且48万和57万只是全国平均数字，分城乡、分地区则更加悬殊。

这还只是生育惩罚部分，没有计入父母放弃的其他时间、精力、娱乐、休闲等机会成本。从男性视角看，男性对婚姻的态度也在变化。一方面，男女双方的自由选择度都比以前更高；另一方面，男性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也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观念较强、女性受压抑较多的地方，男性在婚姻中的福利远高于女性。当女性开始说"不"，男性能从婚姻中获得的回报就会降低，婚姻本身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此外，并非所有想结婚的男性都能如愿。

中国新生儿性别比目前仍为111:100，意味着性别偏好依然存在，男性结婚难是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为了在婚恋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男性往往需要买房、提升经济实力，而这种压力又进一步削弱了婚姻的吸引力。

中国男性性别比失衡，想在婚恋市场获得女性青睐，就需要在不同维度上"卷"起来：有人选择多赚钱、买房，有人选择健身塑形，有人选择提供情绪价值。

女性偏好的变化会影响男性的行为选择，男性的回馈又会影响女性的态度，这是一个动态互动的过程。

归根到底，如果与另一个人在一起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超过单身，没有人会选择不结婚。从离婚角度看，退出婚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而且原因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底线问题。

有研究发现，职场上的成功会增加女性的离婚率，却不会影响男性的离婚率。好莱坞甚至有一种说法：女演员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后，很快就会离婚或被出轨，而男主角则没有这种现象。

例如出演《一往无前》《律政俏佳人》的威瑟斯彭，就在获奖八个月后宣布离婚。关于因果关系，经济学非常看重区分"A导致B"还是"B导致A"，还是存在第三方因素同时影响A和B。

瑞典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观察那些突然成为女市长的人，发现她们在成为市长后三年内，离婚率平均提高了一倍；而成为市长的男性，三年内离婚率反而下降，婚姻更为稳定。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什么样的家庭更容易离婚，结论是：越是"传统"的婚姻，当女性突然变得更成功后，离婚可能性越高。

传统的定义包括妻子比丈夫年轻三岁以上、女性承担了更多产假等。瑞典的产假制度非常完善，共18个月，男性至少承担其中三个月，是全球性别平等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这一现象仍然存在。

另外，如果是收入较为均衡的双亲家庭（双方收入均在家庭总收入的40%至60%之间），一旦女性晋升使其收入突破家庭总收入的60%，三年内离婚概率就会显著提高。

家庭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家庭地位"或"家庭博弈"的平衡，这种平衡有可能因一方的突然成功而被打破。

因此，对未来的女性而言，一个重要启示是：虽然我们无法保证全球所有地方都性别平等，但在选择另一半时，可以选择一个能够支持自己成功、支持自己变得更好的男性。否则一旦自己走向成功，就可能走向离婚。

当然，离婚本身并非一件坏事。离婚虽然会给人生带来波动，但如果这是一段错误的婚姻，离婚反而是好事，因为人生需要纠错的愿望和能力，然后继续前行。年轻人中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连恋爱都不谈。

近来有媒体报道，年轻女性中流行一种"乙女游戏"——在游戏中寻找一个理想男友角色，由真人扮演，与自己玩一场恋爱游戏。

过去听男性视角太多了，性别平等不是把男性打倒，而是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尊重与理解。

她的新书中还有几章专门写如何用经济学原理在春节期间"反逼婚"。相关研究有几个方向：一是因为受教育时间长而尚未结婚；二是不是不结婚，只是晚结婚；三是早婚的离婚率更高，晚婚虽然晚，但婚姻稳定度和幸福度更高。

有一项专门研究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离婚、再婚、生育及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女性通常在二十多岁就选择结婚，而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倾向于三十岁甚至四十岁以后才结婚。

研究还发现，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离婚率反而更低。随着社会变迁，结婚五年内离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这种现象在没有读过大学的女性中更常见。相比没上过大学的女性，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对婚姻的认同度和幸福感比例也非常高。

换句话说，"因为读书时间长所以晚结婚，但结婚后更稳定、更幸福"是国际与历史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因此，不必害怕被逼婚，可以理性而科学地"反逼婚"回去。婚姻是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种，仍然是一种资产。

选对了另一半，这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选错了，就按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概念处理，果断切断，继续前行。在讨论婚姻时，更重要的是把关注点回到每个人自身——婚姻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样子。资产是正是负，取决于你如何判断、如何经营。

因此，选择婚姻的过程中，更关键的是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己的效用方程是什么，自己能否给对方他想要的效用，对方能否给自己想要的效用。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形成合作共赢、共同产生正资产时，这份资产才会不断升值、稳定长久。

婚姻的意义与价值一直在变化。性别经济学的前身是劳动经济学，而最早研究家庭范畴的是前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教授，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在《家庭论》中专门探讨过家庭的演进：在传统社会里，追求爱情的婚姻很难被允许，除非婚姻能给家庭带来利益；到了现代社会，市场保险已经替代了家族保险，年轻人面对的是与前辈完全不同的国际、宏观乃至经济背景。

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自主挣钱能力的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女性与男性在家庭中的需求也随之改变。

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的家庭与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远古时期的"男耕女织"有其必然性——男性外出狩猎、抵御猛兽，女性在家做饭带孩子。

而在现代社会，工业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多地被服务业产值取代，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不再必要，女性同样可以投身工作。这是家庭和婚姻层面深刻的科技与社会变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积极拥抱这种变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心态上，都要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

婚姻与家庭的概念不会消失，当它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用与福利时，每个人仍然非常愿意走入其中，其收益可以是巨大的。当年轻人从效用、成本的角度重新审视婚姻，父母这一代的态度其实也在悄悄转向。

数据显示，2026年8月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是上半年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再减26.4万对。

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可家里的老人似乎也不像从前那样催了。回看过去，婚姻观念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经济发展剧烈变化。

结婚动机大致可分为经济、子女和爱情三类。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要考虑经济和子女因素，"生得好不如嫁得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流传甚广。

即便观念在变，催婚的压力依然伴随年轻人。父母担心孩子被议论，更怕自己被议论；也有经济上的考量——结婚成本一路走高，早点结能少花点钱。

除了钱，还有带娃。但若父母先说一句"孩子我不带"，小两口就得重新算账。

调查显示，73.7%的带娃老人表示体力透支。于是，年轻人这边呈现出"婚冷恋热"：对爱情的向往没变，一提结婚却热情骤减。有人追求理想婚姻，有人做精致的不婚主义者，有人害怕成为婚姻的受害者；想结婚的人也难跨成本这道坎。

父母这边则有另一种声音：年轻人不结婚，反而把本属于父母的时间和钱还给了他们——不买房、不出彩礼、不带娃，想跳舞就跳舞，想钓鱼就钓鱼。

松开的手伸向了哪里？老年大学的手机课、AI课，康养旅居线路里，都能看到这代人的身影；2026年8月1日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松手未必是坏事。

欧洲研究发现，北欧有稳定的公共托育，祖辈只需偶尔照顾，参与度反而更高——老人不是不想帮，是怕一帮就被从早拴到晚。育儿补贴每年3600元、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已经落地，但真正能让老人安心松手、让年轻人敢生的，还得是家门口靠得住、价钱合适的托育。

对70后而言，晚年不必全押在孙辈身上；对年轻人而言，父母搭把手也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当两代人都开始把人生主动权握回自己手里，婚育也许才会从一道必答题，真正回归为一道可以从容作答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