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四川叙永石厢子村，中央纵队的队伍在泥泞山道上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在这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偏僻村落停下来。

当天晚上，中革军委便在这个不大的村子开会，并研究接下来红军作战的方向，时值农历新年，红军抵达石厢子村后，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图|石厢子会议

不仅如此，红军还在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召开了群众大会，并当众处决了民愤极大的税卡员肖宝之，并将当地恶霸地主彭正楷、周世成家没收的粮食、衣服等分给贫苦群众，这使得川南当地终日不得温饱的“干人”过了一个极其温饱的年。

哪怕是隔了许多年，不少当地的老人回忆当年往事，仍感觉历历在目。

尽管红军在石厢子仅仅待了两天，却悄无声息的干了另外一件大事。

要理解石厢子那个除夕夜的分量，得先回到二十天前的遵义。

张闻天提出：中央需要换领导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召开，议题是审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主报告，把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会场的气氛冷得发紧。轮到周恩来作副报告时，他没有沿着博古的思路往下走。

他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检查了自己的责任，同时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这句话从周恩来嘴里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

图|遵义会议

他是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三人团”中唯一一个既在决策核心之内、又愿意把问题摊到桌面上的人。

周恩来的态度摆明以后，会议的走向立马就变了。

毛主席后来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也回忆称：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后来聊起遵义会议，都说此次会议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一环，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会议虽然取消了三人团、撤销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领导权，但博古依然肩负党的领导责任，会议也只是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但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主席被指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命令仍由周恩来签发，但每一道命令发出之前，先要经过毛泽东。

换言之，遵义会议只是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距离毛主席真正名副其实的担任领导职务，这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包括后来苟坝会议，大家也只是意识到，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仍有政治局会议拍板定夺军事策略来不及，因此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并没有解决党组织的领导问题。

紧跟着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在今天看来，确实是神来之笔，它帮助红军彻底的摆脱了追兵，然而在当时环境下，并不容易被人理解，特别是处于一线的将领们。

从各方面回忆其实不难看出，当时说怪话的人不少。

博古自己就在土城战役后说过：

“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的第一仗，却也是失利的一仗。

尽管此次战事失利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对毛主席的领导权威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有关四渡赤水，之前我们曾详细的聊过理论，包括后来渡过金沙江以后的会理会议，这里不在多谈，总而言之，那时的红军时而向西、时而向东、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光是一条赤水河，就连续过了四次，从基层官兵视角来看，确实很难理解四渡赤水。

图|一渡赤水略图

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转道向西，就近从土城附近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叙永、古蔺一带前进，并计划在扎西地区进行队伍整编。

在中央红军前往扎西的途中，张闻天就率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并就此事同毛主席进行了商量，而毛主席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

在对换谁上来的问题上，周恩来毫无疑问的事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并没有同意，反而提出：

“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毛主席给出的理由是：

“洛甫从莫斯科回来，由他负责既便于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也好向共产国际交代。”

石厢子的除夕长谈

博古对交权这件事，最初心里并不痛快。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甚至在背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不过，服从决定，不等于想通了。

图|周恩来、毛主席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周恩来佩服毛泽东的眼界，但他对博古是否愿意主动交权仍有担心，于是请缨去做工作。两人谈话的时间，就是在抵达石厢子村的当天晚上

周恩来的开场没有批评，没有指责。

“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是不行的，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

“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一个在党内资历远比博古深、在军事上比博古懂行得多的人，用自我剖白的方式告诉对方：承认一个人比你更适合领导，不是失败，是清醒。

博古沉默了很久，最终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2月5日凌晨，常委分工在石厢子确定下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主席仍然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完成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毕竟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不过在当时环境下，中共并没有就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提出批评，毕竟在遵义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名义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毛主席当时也主张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1935年3月5日，任弼时从红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电文，中央这个时候才知道，上海的党组织早在1934年10月便已经被敌人破坏。

为了恢复中央同白区的联系，以便于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张闻天以党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开始紧锣密鼓打的筹备，他找到了时任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潘汉年谈话称：

“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白区工作部部长）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能掌握国际形势的全局，以利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

并且张闻天还叮嘱潘汉年，如果在上海无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应该想方设法的到莫斯科去。

图|陈云

当时在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还曾考虑将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

陈云和潘汉年是分开出发的，潘汉年先行出发到了上海，但并没有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5年5月31日，红军抵达了西康的泸定县，会议决定红军北上走雪山草地，以避开人口稠密的地区，同时决定陈云赴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

同年6月底至7月初，陈云抵达上海，在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党组织关系后，顺利与共产国际驻沪代表取得联系，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足，于是传信陈云、潘汉年，指示他们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陈云于当年9月抵达莫斯科，此后数月时间，他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中央以及红军的情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

当时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闻过去中共受“左”倾错误影响而造成重大损失，都感到十分惊讶。

如果没有陈云的如实报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还要在模糊中探索不知道多少年，客观上来看，共产国际后来明确表态支持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张闻天、陈云的努力分不开关系。

下寺湾会议

石厢子的分工，毛泽东的职务是“帮助者”。

在后来十个月里，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三渡和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一步一步走出了被围追堵截的绝境。

每一仗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军事指挥的实权应该放在谁手里。

陈云离开后不久，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受到张国焘的影响，两军在南下还是北上产生了很深的分歧，以至于中央红军不得不单独北上。

图|下寺湾会议旧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在那里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同年11月3日，红军到达陕西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再次摆上桌面。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组织局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王稼祥支持这个方向，同时主张周恩来也参与军事领导，理由很实际：

“恩来过去做过军事工作，兴趣较大，前方需要人。”

毛泽东顺着王稼祥的话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

“分工方面委7至9人，主席由恩来负责，稼祥应继续干，副主席可由我负责，在后方做。”

周恩来的回应比这句话更干脆。他说：“分工上次已决定军事领导，现在不必更换。个人工作，愿做军事工作。在后方我可负担动员工作。不必变更军事上总的领导。”

彭德怀赞同由周恩来做军事工作。周恩来没有接受。

张闻天最后宣布了常委决议：军委主席由毛泽东兼任政委，大的战略问题交中央讨论，战斗指挥由前方全权决定，周恩来做组织局的工作是适当的。

不过因为红四方面军当时还未北上，会议决定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至此，毛主席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

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一步为毛主席后来成为全党的主席铺下了最实的一块基石。

下寺湾会议后，中央兵分两路，由张闻天、博古率领党中央继续中央机关北上，进驻陕甘晋省委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南下甘泉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不久之后，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

与此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也派回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张浩回国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去做了张国焘的工作，促成了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