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遵义的小龙山上（红军山），一座铜像前常年香火不断，铜像塑造的是一名红军女卫生员，左手抱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右手端着汤匙喂药，眉目间满是温柔。

过去许多年，老百姓成群结队地来烧香、系红绸、磕头祈愿，虔诚地称她为“红军菩萨”。

不过有个很有趣的历史细节是，这座塑造的红军女卫生员，其真实形象是一名红军男卫生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百色少年赴戎机

在红军长征整个系列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红军战士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贵州参军的云贵川，这个苗族少年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都曾立下大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后来却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巧合的是，云贵川的名字恰巧就契合了红军长征途经的云贵川三省。

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费侃如说：

“当时贵州大约有1万人参加了红军；这些战士，大多在历次战斗中牺牲，还有很多没留下姓名；‘云贵川’是贵州籍普通红军战士的代表人物，他或许将成为贵州籍红军将士的代名词。”

至于另外一名战士，则是龙思泉。

龙思泉是广西百色人，具体出生年份已无从考证，但他家世代行医，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土郎中。

根据资料记载，龙思泉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跟着父亲进山采药、炮制药材、给乡邻看伤治病，小小年纪便掌握了不少医术。

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这个壮族少年放下药篓，投身红军队伍。因为懂医，他参军不久就被分配到连队担任卫生员，后来调到营部当卫生员组长，负责营部和三个连的卫生工作。

1933年7月，龙思泉在延平战斗中，积极抢救伤员，并在战友的协助下缴获十多箱药品器材，因而受到团部的表扬，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长征路，当时龙思泉跟随红三军团一起出发，在军团下辖的十三团二营任卫生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遵义，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进驻遵义城南一带。

红军到达遵义后，龙思泉除了为全营官兵防病治病，还利用空闲时间走村串寨，为当地穷苦百姓义诊，分文不取。他的名声很快传开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知道红军里有个医术高明的“神医”。

当时，距遵义城七里的桑木垭，正在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为“鸡窝寒”的疾病。所谓的“鸡窝寒”并不是鸡患的疾病，而是伤寒，“鸡窝寒”只是遵义地区的人这么叫。一旦开始传染，就跟鸡挤在鸡窝里一样，故而得此名。

严格意义上讲，伤寒虽然是流行性疾病，但在今天并不算是致命率很强的疾病，特别是在抗生素齐备的今天。

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遵义，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旦感染伤寒，致死率极高，穷人家一旦染上，几乎只能等死。

当时，桑木垭一带十室九空，家家户户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龙思泉得知后，立即向领导请示，背起药箱就赶了过去。他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蒙蒙细雨，走了二十里山路，挨家挨户给病人打针、喂药、熬汤，忙得脚不沾地。

一天，一位中年农民跑到二营卫生所，哭着请求龙思泉去给他病危的父亲看病。龙思泉请示领导后，立即背起药箱随这名农民出发，走了二十里山路赶到病人家里。

经过仔细诊断，龙思泉确认病人患的是伤寒，他没有丝毫畏惧，耐心地给病人打了针、服了药，由于病人高烧久久不退，他一直守在床边观察病情，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等到天亮以后，病人的高烧退去，龙思泉正准备返回营地，却发现房门外面的晒谷场上已经挤满了当地的乡民。

后来一问才知道，当地乡民得知红军医生免费给村民治病，呼啦一下全都涌了过来，有的乡民甚至连夜赶了几十里的山路，就是为了过来找他看病。

龙思泉没有犹豫，他放下归队的念头，留下来继续为群众诊治。处理完所有病患时，已经是第三天清晨。他返回部队驻地后才发现，队伍早已经开拔走了。

当年红军占领遵义后，在遵义停留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开会又用了两天，因为屁股后面敌人追的很急，因此也顾不上休整。

就在龙思泉留在村寨治病的那个夜晚，他所在的二营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在黎明前出发。由于龙思泉不在营地，二营首长只好留下一张字条，写明部队出发的方向，托房东转交给他。

龙思泉也顾不上犹豫，背起红十字药箱，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拼命追赶。

遗憾的是，龙思泉追到桑木垭时，不幸遭遇了国民党地方武装，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枪杀（也有说被伪保长戕害）。

龙思泉牺牲的消息传开后，桑木垭的百姓悲恸万分，纷纷赶到他牺牲的地方。几个乡亲看着烈士的遗体，既是难过，也是自责：

“卫生员给这里许多贫苦百姓医好了病，这次因给老百姓治病，未能和部队一道转移，才遭到这班伤天害理的禽兽的杀害。红军为群众，我们也应对得起红军，卫生员被杀害了，他的遗体可不能再遭蹂躏。”

因为不知道龙思泉的名字，墓碑上就只刻了三个字“红军坟”。

青山埋骨十余载

不久之后，国民党遵义专员高文伯来到桑木垭，一听说当地有个红军坟，也是吃了一惊，立马命令当地县长协同保长一起，把这个坟给平了。

有资料记载，桑木垭这座红军坟，被挖了填，填了挖，都是当地老百姓你一锹我一锹的建起来的。

也由此产生了不少传说。

据说当年保长张建秋得了高文伯的命令后，专程带着一伙儿保丁来桑木垭挖坟，结果被当地愤怒的老百姓给拦住。

张建秋哪里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扛着锄头上去就挖，结果坟上的石块哗啦以下垮下来，一块石头正好砸中了张建秋的脚面。

见张建秋抱着脚咧嘴，老百姓乐得大喊：

“红军显灵啦，红军显灵啦！”

老百姓一下子全都跑开了，张建秋也因为害怕不敢在那里久留，灰溜溜的也逃走了。

后来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个牺牲的红军战士当成了神明一样供奉，称他是“红军菩萨”，谁家有个病痛，都到坟前来祭拜，还有生儿育女的，也都来坟前祈祷。

说来也怪，凡是在红军坟前祈祷过的，家里的病人好了，孩子也顺利出生了，大家愈发坚信，“红军菩萨”真的显灵了。

过了一段时间，高文伯又来到桑木垭，发现这个红军坟还在，不仅没消失，反而越大了。他觉得张建秋不会办事，于是严令保董肖炳文去监督挖坟。

桑木垭的老百姓听说后，带着镰刀、斧头冲过去理论，但是也挡不住肖炳文带着的保丁。

要说起来，肖炳文带着的那些保丁，也都是当地人，他们也听说过红军坟灵验的事儿，一个一个你推我挡，就是不肯下手。

在肖炳文的威逼之下，一个保丁上前准备挖坟，不料锄头一落地，他自己却惨叫起来，原来是他不小心把锄头铲到自己脚上了。

在一旁站的的老百姓趁机高喊：

“红军又显圣了，红军坟动不得！”

保丁吓得浑身发抖，纷纷跪地磕头求饶。

肖炳文无奈，只好请示高文伯派了一队兵过来，这次没出意外，红军坟被连夜平了，桑木垭的老百姓气不过，私底下一合计：

“红军打土豪，分果实，样样为的是我们穷人，卫生员也是为老百姓牺牲的！我们不能眼看着红军坟被挖掉不管，要把坟再堆起来也不难，我们每个人抓一把土，垒一块石头就行了。”

消息传开以后，周围的老百姓每次路过红军坟，要么抓一把土，要么带一块石头，没过多长时间，红军坟又立起来，而且比以前还高还大。

九秩光阴薪火续

1953年，红军坟从桑木垭迁入遵义城内的红军烈士陵园。因为不知道这位卫生员的真实姓名，当地群众便根据他的年龄和模样，亲切地叫他“小红”。

然而这个极为女性化的称呼也造成了一个天大的误会所有人都以为红军坟里安葬的是一位女红军。

塑铜像的时候，人们便照着“女卫生员”的形象来塑造。

1965年，开国大校钟有煌（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校长）带领学员从重庆野营拉练到遵义，听说当地有一座受百姓香火供奉的无名“红军坟”，便前去瞻仰。

站在铜像前，钟有煌久久不语，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1935年长征途中，他正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担任军医，部队撤离遵义开始四渡赤水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钟有煌越看越觉得蹊跷：整个红十三团里根本没有女军医、女卫生员，这座坟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当年失踪的龙思泉？

不过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加之钟有煌工作也十分繁忙，无暇核实这件事，后来就被耽搁下来。

图|钟有煌

钟有煌后来离休以后，致力于考证红军坟里安葬的到底是谁，1993年9月，钟有煌写了一篇文章《红军坟传奇》，刊登在《纵横》双月刊上，引起了各方面重视。

不久之后，钟有煌致函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推断，并在地方党史研究人员的协助下，多方查证核实。

调查组深入当年龙思泉牺牲的地方进行核实，好在当年不少亲历此事的村民还在世，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确实是一名男战士

1995年，根据钟有煌提供的资料，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考证，“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龙思泉。

然而，龙思泉的身份虽然确认，但铜像并未更换。这座女卫生员喂药的铜像依然矗立在红军坟旁，接受着百姓的祭拜。

之所以没有更换铜像，主要是因为这座铜像经过了几十年百姓祭拜，早已成了当地人的精神寄托。

在雕像的腿部和脚踝处，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前来缅怀的人们抚摸接触，已经多处锃亮。

龙思泉牺牲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他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从未断过。在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每一个大一新生都会在“开学第一课”上听到龙思泉的故事，这已经持续了四五年。

2000年，学校成立了“龙思泉志愿服务队”，师生们以这位红军卫生员为榜样，发挥医学专业优势，走进社区和乡村，为居民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义诊服务。

近五年来，这支服务队累计提供志愿服务两万多人次，惠及群众十多万人。

2023年，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龙思泉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荧幕上。

2026年清明节，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龙思泉志愿服务队的事迹报道，评价他们“用青春践行医者担当”。

如今的红军山上，那座女卫生员喂药的铜像依然静静地立着，脖子上终年挂着百姓系上的红绸子，在青松翠柏间格外鲜艳。

据烈士陵园讲解员黄文雯介绍：截止2024年，前来陵园瞻仰缅怀的群众达到了一百三十万人次。香炉里的香灰堆成了小山，铜像的脚被摸得发亮。

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去纠结铜像是男是女，因为在遵义人心里，那个为了给穷人看病把命丢在长征路上的十九岁少年，值得所有的香火和叩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