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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丈

编辑| 幸运

1940年的冬天，鄂东的稻田里，一个男人被一脚踹进了泥水里。

踹他的不是敌人，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而追他的，是端着枪的日军巡逻队。那一脚，踹出去的是一条命，也踹出了一段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历史。

少年入伍，红军熔炉（1915—1937年）

1915年，河南新县八里畈乡柳林河村，张体学出生。

那个地方出英雄，也出穷人。两件事往往是一回事。

柳林河边的日子，不是苦，是难。地主的租子年年涨，兵匪的脚印年年换，换来换去，踩的都是同一块地，压的都是同一批人。张体学从小看着这些，看着父老乡亲弯腰低头，看着交不起租子的农户被赶出屋门，这些画面不是悲哀，是火星，一点一点落进心里，迟早要烧起来。

1931年，他16岁，加入了儿童团。

不是正式军人，但比军人跑得还勤。白天传递口信、协助侦察，夜里在村口放哨，风吹草动就飞奔回来敲门示警。根据中共黄冈市委党史办公室整理的史料，他担任过八里畈檀树湾儿童团分队长，率领三十余人，活动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分队长三个字，听着小，干的是真事。

1932年，潢光战役打响，他指挥儿童团配合红军作战，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战斗结束，中队长李健刚介绍他入团，很快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张体学正式参加红军，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当了一名普通战士。

从儿童团到红军，他用了不到一年。

入伍之后，他没有停下来。9月初，他参加了扶山寨阻击战，五天激战，毙伤敌军两千余人，迫使对方转为防守。1933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红二十五军跟着调动，张体学所在的独立营在转移途中被敌截断，被迫返回皖西北，随后改编为八十四师，后又并入红二十八军，他调入军部，担任首长贴身交通员、警卫员。

一个从儿童团跑出来的少年，就这样跟着这支队伍，一路跑进了历史。

1934年，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这一走就是几千里。张体学跟着走，翻秦岭，过渭水，最终抵达陕北。到了延安，他没有停，接着打——直罗镇战役，巩固陕北根据地，仗一场接一场。打仗是他的日常，停下来才是例外。

到了延安红军大学，他才算第一次坐下来，读书、学理论、做推演。课堂上他认真，课外他更认真，把实战里的每一个细节拿出来反复拆解，琢磨为什么赢、为什么险、哪一步可以走得更稳。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炸响，历史的齿轮猛地加速。

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干部南下，去鄂豫皖传达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协助留守红军组建新四军。张体学的名字在名单里。7月上旬，毛泽东接见了这批即将出发的干部，其中就有郑位三和张体学。接见结束，他们背起行囊，出发。

这一次南下，他再没有回头。

9月初，他辗转抵达黄安县七里坪，这里是他往后数年战斗生涯的起点。彼时，他22岁，不再是那个在村口放哨的少年，但骨子里那股劲，一点没变。

鄂东烽火，创建根据地（1938—1940年）

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东进皖中抗日前线。

主力走了，张体学被留下来。

理由很简单：七里坪那里有伤员、有家属，还有中共鄂东特委的机关需要保护。他担任四支队后方留守处警卫排政治指导员，看着大部队远去，驻守在这片他刚刚熟悉的土地上。

这不是边缘化，这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留守没有让他闲下来。他把精力全部砸进了群众工作，脱下军装，换上粗布衣裳，走进村落，拉家常，讲道理，同时悄悄发展抗日武装。1938年7月，他调任黄冈中心县委常委、军事部长，领导黄冈地区的抗日力量。

10月，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张体学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

队伍拉起来了，但底子薄得很。二十多人，二十多杆枪，有的枪栓松动，有的弹药不足。吃饭靠算，宿营靠天。可张体学不急，他清楚一件事：在敌后，枪不是最重要的，人心才是。

他立下规矩，一条也不含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照价赔偿，违纪当场处理。有一次，一名新战士饿极了，顺手从老乡院子里摘了几个柿子。张体学知道后，当即叫停队伍，带着那人挨家挨户道歉，掏出铜钱赔付。这一幕，让附近的村民们愣住了。

以前来的队伍，来了就拿，走了不管。这支队伍不一样。

一旦不一样，信任就开始建立。

信任一旦建立，情报就来了。哪个据点新来了鬼子，哪条山路被设了卡，哪支伪军夜里几点换岗，老乡们悄悄传过来。张体学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夜里出击，炸桥、断线、袭扰小股巡逻队，打完就走，决不恋战。日军气急败坏，次次扑空。

年底，队伍已发展到400多人枪。

这个数字，在一年前想都不敢想。

1940年1月，到了整编的时刻。

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出任司令员。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与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合编为第一团，随后以一团一部为基础，组建鄂东独立团，吴林焕任团长，张体学任政委。

就在这个整编的前后，发生了一件事。

1940年的冬天，日军在鄂东频繁调兵，正谋划新一轮铁桶式合围。掌握敌军的部署，是当务之急。张体学换上灰色长衫，脚蹬布鞋，头戴旧草帽，带着一名警卫员，装成走乡串户的小商贩，混入敌占区。

他选了一片偏僻的小树林作观察点，掏出望远镜，一一记下敌军岗哨位置、机枪阵地、巡逻路线。

就在那一刻，镜片反光了。

远处，一名日军巡逻兵猛地停步，抬头看向树林。

张体学压低声音，让警卫员向另一侧开枪引开追兵，自己翻过土坡，沿着田埂狂奔。日军很快发现上当，分兵来追。前方是一片开阔水田，四周无遮无掩，田间只有一个弯腰劳作的老农。

他冲过去，压低声音说明身份，请求帮助。

老农抬起头，没有多问，只是瞥了一眼远处逼近的日军。

下一秒，他猛地抬腿。

"扑通"——

张体学整个人被踹进泥水里，泥浆淹到胸口。还没等他反应，头顶一阵炸雷般的怒骂声劈下来。老农抡起竹竿，朝泥水里狠狠抽去，嘴里骂骂咧咧，把他当成了"不争气的败家儿子"。

日军追到田边，看见的就是这一幕：一个满身泥浆的年轻人，正被气急败坏的"父亲"在田里痛打。领头的小队长皱眉打量，问了几句，挥手离开。

脚步声渐渐远去。

老农等日军彻底消失，才弯下腰，低声说了一句：同志，他们走了。

张体学爬上田埂，半晌说不出话。那一脚，踹得又准又狠，轻一分演不真，慢一拍来不及。他握住老农粗糙的手，声音沙哑，道了谢，整理好衣襟，绕着田埂和村落的掩护，迅速撤离。

他带回来的那份情报，为随后几次反扫荡提供了关键依据。

一个普通老农，用一脚，救了一个将来会是省长的人。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把最重的东西，藏在最轻巧的动作里。

新四军五师，纵横鄂豫（1941—1945年）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创。

消息传到鄂东，震动了所有人。但没有人停下来等。新四军随即重建，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张体学出任第十四旅政委。

这是他军事生涯里一次关键的跃升。

从队长、政委，到旅级政委，他管的不再是一支小队，是一支成建制的作战力量。十四旅的任务，是死死咬住鄂东这块地盘，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双重夹击下，把根据地守住，还要扩大。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难度不是翻倍，是翻好几番。

日军有"扫荡"，顽军有"围剿"，有时候两家甚至暗中配合，前后夹击。第五师在这种处境里，左冲右突，打了一场又一场被动仗、险仗。但每一次，都没有崩。

1942年5月，形势出现了新的窗口。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主力被牵制在东线。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五师挺进鄂南，以牵制日军，并开辟鄂南游击根据地。第十四旅主力率先渡江，分两路向鄂城、阳新方向打去。

7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再次下达指令，要求大力发展鄂南。第五师党委决定：由参谋长刘少卿和十四旅政委张体学，率特务团和留守江北的部队，组成挺进鄂南的第二梯队，于7月27日强渡长江，进入鄂南。

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渡江。

渡江之后，迎接他们的不是空旷的根据地，而是日伪的封锁线和一片陌生的地形。张体学没有停，带着队伍钻山沟、穿村落，一边打，一边扎根。他清楚，鄂南的群众还不了解这支队伍，信任要靠一件一件事情来建，急不得。

但军事上必须快。

他们用了几个月，在鄂南打开局面，最终在咸宁一带站稳了脚跟，初步建立起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时间到了1945年初，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1月，八路军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与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会师，随即向南挺进。为了保障南下支队顺利渡江，第五师决定派张体学率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行动，再度挺进鄂南。

这一次，他轻车熟路。

他带着部队协同南下支队，在鄂南的山野里横冲直撞，大小战斗打了13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收复日伪据点和大小乡镇400余处。每一场仗，都在缩短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停留的时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这一天，他在哪里，没有详细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从1937年南下那一刻算起，他在这片土地上打了整整八年。

中原突围，大别山游击（1945—1947年）

仗没有打完。

日本投降，国共之间的裂缝已经裂开，只是还没有彻底断掉。1945年10月，各方力量重新整合，中原军区组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鄂东军区由张体学任代理司令员，辖鄂东独立第二旅，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全旅约6000人。

这支队伍，即将迎来它最惨烈的一役。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原军区形成包围之势。整整20多个整编师，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中原军区主力的突围计划已经制定，但有一个问题：突围那一刻，必须有人留下来，用自己的存在，拖住追兵，为主力争取时间。

这个任务，落到了鄂东独立第二旅身上。

6月26日，张体学还在宣化店，举办宴会，热情接待美蒋代表，谈笑风生。宴会桌上，他脸上是笑，心里是另一回事。从26号开始，中原主力已经悄悄向西转移，而他必须把美蒋代表的注意力牢牢钉在这里，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两天的时间，是地狱里等消息的两天。

6月29日，好消息来了——主力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张体学当即宣布，突围开始。鄂东独立第二旅全军动了起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要比"突围"这两个字残酷得多。

全旅兵分三路，旅长吴诚忠带四团向麻城方向打，其他两路各自寻找突破口。敌军早就知道这支队伍是在拖时间，一旦主力脱身，立刻把全部注意力砸向独立第二旅。20多个整编师，绕开主力，把矛头对准了这6000人。

张体学率部辗转到广济十八保，几次冲击，几次被打散，再集合，再冲击。他跳出正在紧缩的包围圈，重回大别山腹地，靠着残存的骨干，重新拢起400余人，连打了几个胜仗。

旅长吴诚忠那边，情况更险。9月，在英山的一场遭遇战里，吴诚忠与部队被冲散，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联络断绝，最终不得不化装转移至华北解放区。

到1946年11月，独立第二旅的兵力从6000人，打到不足1000人。

但张体学没有离开大别山。

电台封存，与上级失去联系。他特派人化装赴南京，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向周恩来当面汇报。周恩来对鄂东独立第二旅的处境十分关心，当即致电中央，鼓励他们继续坚持。董必武在得知情况后，也明确指出：大别山是战略要地，游击战争要继续坚持，要保存革命种子，以待时机。

但同时，指示里也写了一句话：张体学应立即离队，到解放区。

这句话，在战略上是对的。在感情上，是一把刀。

他带着队伍把每一个角落都摸了个遍，和大别山的每一条山沟打过照面，把根扎进去了，现在要撤。但他没有抗命。

秘密撤离，随后辗转进入解放区。他留下的那些骨干，继续在大别山的山沟里，二三十人一股，坚持打下去。

建国之后，主政一省，风雨晚年（1949—1973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体学留在了湖北。

从1937年南下算起，他在这块土地上待了整整12年，战争打完了，建设开始。1950年，他任中共湖北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委。1952年，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56年，张体学出任湖北省省长。

一个从儿童团跑出来的穷孩子，坐上了一省之长的位置。

但他没有变成另一种人。

省长任内，他参与主导了湖北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抓公私合营、稳物价、控通胀，把一件件实事往下压实。1959年，他跑到通城县大界生产队调研，看见塘前山脚下有个老人在挖地，走上前打招呼，一问一答，聊出了问题：自留地政策落实不到位，社员的口粮捉襟见肘。他当场拍板，自留地按政策给足，不归公、不征购、不计入分配产量。

这是一个老习惯——看见问题，直接动手。

他还在田埂上看见社员种黄豆，大加赞许，随后从省里调来黄豆种子，分发下去，让社员在田埂上广种。当年秋后，通城全县黄豆收了82.7万斤。

数字不大，但意思清楚。做事，就要做到能看见结果。

1966年，一切都变了。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被造反派揪斗。造反派找到张体学，让他在材料上签字，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张体学没有签。

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下来——"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作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

这句话，在那个年头，是要付出代价的。

1967年2月，张体学被夺权，随后被造反派抓走，关押起来。

在北京的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电话通知湖北省委有关人员，要求把张体学送到北京。这是一种保护——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处境，等待时机。

他在北京等了一年多。

1968年2月，中央决定让他重回湖北，进入湖北省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但没有分配具体工作，每天就是下基层作检讨。即便如此，他还是抓住有限的时间，跑到宜昌去勘察，研究三峡开发的问题。

人被困住了，心没有停。

1972年，体检报告出来，是肺癌。

此后的时间，是一种缓慢的消耗。1973年8月24日，他带病参加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出现。

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病逝，58岁。

从1915年到1973年，58年。

他用了十几年跟着队伍跑遍大半个中国，用了二十年在鄂东的山沟里打日军、打顽军、打解放战争，用了近二十年主政湖北，然后在一场历史的大风里跌落，再重新站起来，最终倒在一场他来不及治好的病里。

尾声

有些人注定不会出现在教科书的封面上，但他们的名字，嵌在某一场战役的注脚里，某一段档案的边缘处，某一个县志的角落里。

张体学就是这样的人。

鄂东的老乡记得他，记得那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队伍；湖北的史志记得他，记得他在省长任上说过的那句"我们不能空着地皮、饿着肚皮"；党史的档案记得他，记得中原突围那一年，6000人打到剩1000人，他还在大别山没有走。

1940年冬天，那个踹了他一脚的老农，多半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的命运。他只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了一个最快最准的判断，把一条命留住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运转的。

一脚，踹出去，踹进泥水里，也踹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