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博物馆最近要闭馆一年重新翻修，网上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洛阳挖到传国玉玺了。其实是这是一些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网友在玩梗，但愣是穿着穿着信以为真。我最近一两天几个平台后台收到七八个问这个事情的信息，正好趁此梳理一下传国玺的历史。

和氏璧？那是魏晋魔法故事里的一则

先说传国玺的由来跟和氏璧的关系。和氏璧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省略不表。我们只强调两个史料来源：卞和取玉，出《韩非子·和氏》；完璧归赵，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传国玺的制作、历史在《史记》以及之前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及。

传国玺由和氏璧制作的说法来自于张守节注《史记正义》，他引用了北魏崔浩的一个说法“李斯磨和璧作之”。因为《史记正义》的地位，这个说法就固定下来，并在唐代由梁肃的《受命宝赋》、杜光庭的《录异记》越编越圆，这故事就这么确定了。

其实更可能的是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玉出蓝田山，是蓝田玉。和氏璧和传国玺，在秦汉本来是两个独立的玩意儿，是唐代引用北魏的一个故事。

玺上刻的什么字？不清楚

如上所述，传国玺这个东西，《史记》里根本没有记载。按蔡邕《独断》：“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不敢用。”也就是说，从秦朝起，“玺”这个字就变成了皇帝印章的专用词，而且必须用玉。“玺”成了中国礼制及法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公元前221年前后，李斯书篆、玉工制纽，把这颗璧改为四寸方玺，螭虎钮，上篆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东汉卫宏所撰《汉旧仪》是这一说法的源头。

《汉旧仪》中对于皇帝印鉴的描述的是皇帝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比如在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萧元启起兵谋反，小皇帝退守宫内，岳银川请兵调禁军来防守，小皇帝给岳银川一个玉玺来调兵。这个玉玺一定是皇帝信玺，是专门对内行征召文书、征发军队的军事凭证。

而传国玺是六玺框架之外的一个特殊事物，它不用来在文件上用印，而是作为继位的一个标志物。天子出行之时侍中会携带天子六玺供皇帝使用，但是不会带着传国玺。

但是传国玺上刻的什么字其实也有争议，“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就记载于卫宏《汉旧仪》，随后为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引用，因此流传至今。唐代类书《玉玺谱》也记了这八个字，并进一步标明是丞相李斯的小篆。但是东汉应劭《汉官仪》记的是“受命于天，既寿且康”；《晋阳秋》则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褚遂良干脆说分正反面。其实传国玺到底刻了什么完全没法确定，只能跟着相对官方一些的章怀太子注来走。

传国玺的价值来自于四百年汉家天下

有一点很违背常识，传国玺制作于秦，但是它的神圣价值是随后四百年大汉所赋予的。

《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注引《汉官仪》说：“子婴上始皇玺，因服御之，代代传授，号汉传国玺。”也就是说传国玺是秦王子婴在咸阳城下投降刘邦时最重要的象征性事物，从此他就是大汉天下的象征，代代相传。

对大汉来说，有几样东西并重：传国玺、斩蛇剑、孔子屐、王莽头。传国玺代表承接秦朝天下的正当性，是“接权”的凭证；斩蛇剑代表刘邦夺取天下的天命祥瑞，是创业之君的符号；孔子履代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朝与儒家的绑定；王莽头代表汉光武帝再造大汉江山。

这几个事物至少在西晋之时还保存在洛阳，但是惠帝元康五年( 295) 十月庚寅的一场火灾，“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斩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

其他几个明显只是司马家天下的一个装饰品，传国玉玺在这一场动荡中保存了下来。

老太太的那一掷

公元9年，王莽代汉，派堂弟王舜进宫向太皇太后王政君讨玺。王政君是历经数朝的太皇太后。按《汉书·元后传》记载，她怒骂王莽“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托孤，还夺其国”，然后把玺投掷于地。这一摔摔崩了螭虎的一只角。王莽不敢怠慢，命人以黄金镶补。

七年后王莽败亡。玺先落到更始帝手里，赤眉军杀了更始帝，玺又到了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手里。公元27年，建武三年，刘盆子在宜阳战败，捧着这颗玺投降了刘秀。

井里捞出来的天命

到东汉末年，天命再坏。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宦官之乱，汉少帝仓促出宫，掌玺官走散，传国玺失散。第二年董卓焚洛阳、挟天子西走，中原打成一锅粥。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孙坚入洛阳。《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部下见城南甄官署的井上白日有五色云气，浚井而出，得宫人尸骸，颈下锦囊中朱红小匣里，正是那颗缺角、金镶、篆文的传国玺。

随后记载是孙坚把玺藏在妻子吴氏处，本人转年死于岘山流矢。袁术趁乱扣下孙家眷属，截得此玺。袁术这个缺心眼的随后果断称帝。孙坚得玺而速死，袁术得玺而速亡，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称帝，两年后呕血而死。

这里其实就体现出传国玺是大汉四百年江山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惯性，但是它只是一个合法性的确认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威望和合法性，拿着传国玺反而是祸患。袁术死后，玺被荆州刺史徐璆夺回，公元199年，建安四年，献于许都的汉献帝，名义上又回到了汉室。

禅让的手续

公元220年曹丕受汉禅，公元265年司马炎受魏禅。这颗玺就是禅让标准程序里必须有的东西，用来证明新朝受命于天。而且这个由王莽发明，曹丕完善的程序要明确点明前任王朝的皇帝“自觉无德”，继任王朝的新君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

当然司马家的德是很不值钱的，“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只剩下孝了，缺德。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赵攻陷洛阳，俘晋怀帝，传国玺北入平阳。刘聪死后，大将靳准作乱，把玺送给汉人僚属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胡嵩不敢接，被杀。随后靳明献玺于刘曜；公元328年，石勒攻杀刘曜，玺入后赵。

石勒特别离谱，他在玺的右侧加刻四个字，“天命石氏”。一个杂胡出身的皇帝也需要尽量尊重汉王朝流传下来的政治流程。

公元350年，后赵内乱，汉人冉闵杀石鉴自立为冉魏，玺入邺城。慕容鲜卑南下攻魏，冉闵兵败被擒，五月被杀；邺城被围，城中人相食，守将蒋干向长江边的东晋求救。

东晋建国三十多年了，手里一直没有传国玺，所以有人笑话“司马家是白板天子”。此时，濮阳太守戴施以救援为名进驻枋头，派使者进邺城讨价还价，要传国玺作为信物。蒋干犹豫，戴施便亲率百余精骑入城驻守，又说天子见到玺，才肯发兵发粮。蒋干交出玺，戴施得手，便让都护何融怀玺出城，经枋头转安西将军谢尚，随后三百精骑日夜护送到建康。此时是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史载“玺至建康，百僚毕贺”。

而慕容儁围死邺城后得到的只是空城。他不肯承认字据在对面手里，索性谎称冉闵之妻已献玺于燕，封她为“奉玺君”，并改年号为“元玺”，以此称帝建燕。

随后这颗玺便留在建康，历经东晋、宋、齐、梁：公元420年刘裕受禅，玺入刘宋；公元479年入萧齐；公元502年入萧梁。三百年换了五姓，每一任都自称受命于天。直到侯景之乱爆发，攻陷台城，夺玺自随，公元551年篡位称帝；次年，陈霸先等人攻破侯景，他在逃亡路上被部下所杀。

按《五代会要》记载：侯景部将侯子鉴携玺走江东，惧追兵，把玺投于建康栖霞寺井中，为寺僧永行所得，秘藏到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才由弟子献于陈武帝陈霸先。

隋唐五代直到末路

随后的故事是隋灭陈，玺自然到了杨家手里。但隋亡之后，它没直接到唐朝李家手里。公元618年江都之变，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弑，萧皇后及皇孙杨政道带着这颗玺一路北上，逃到了突厥。当然萧后、杨政道入突厥见《北史》；“携玺北上”“携玺南归”两处细节均系后世类书综合记述，更多是后世对于这段历史的猜测。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靖夜袭阴山，东突厥汗国彻底崩溃，萧后携玺南归。唐朝在建国十三年后拿到了传国玺。武则天的时候，觉得“玺”字不吉利，改为“宝”；中宗复位又改回“玺”；开元六年，唐玄宗再改为“宝”。随后玺、宝混用，以宝为正名。所以传国玺在很多资料里也称之为传国宝。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玺入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存勖灭梁建后唐，玺再次转手。公元936年，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做了儿皇帝，引兵南下洛阳。闰十一月，后唐末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携传国玺，与曹太后、刘皇后登玄武楼。《旧五代史》就四个字：举族自焚。而在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引用的说法是“至唐末帝自燔之际，以宝随身焚焉。”

也就是目前历史公认的传国玺的结局在北邙山下，洛阳玄武门的一场大火里消失了。从秦始皇到李从珂，传了1157年，在大火中消失，随后很多人找过他，各种各样假消息比真消息多。

随后层出不穷的赝品历史

第一桩是《三国演义》第六回“匿玉玺孙坚背约”里的说法：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为玺，李斯篆此八字于其上；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风浪大作，舟将覆，急投玉玺于湖而止。这个说法其实脱胎于《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那件事——秋天，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拦住使者说“为吾遗滈池君”。历史原本记载是玉璧，不是玉玺，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南巡渡江时为祭祀水神丢在江中的那块璧，后来被传成了玺。

第二桩，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咸阳农民段义在河南乡掘得一块玉印，随后送到汴京，蔡京等认定为秦制真玺。但当时正是北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元祐党人案斗得如火如荼，于是都认为这是章惇、蔡京造的假。这个说法从《宋史》到各种野史就没停过。随后这块玺跟着北宋又过了30年，靖康之难，金兵破汴梁，连徽钦二帝带玺掳往北方，下落不明。

第三桩，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忽必烈刚驾崩，大都市面上有人卖一块美玉，权相伯颜派人购得，御史杨桓辨出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各种史料记载，伯颜把元朝收缴的历代印玺全磨平了，当普通玉料赐给王公刻私印。究竟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是否当时真的找到了传国玺，是否被磨平，无法证实，无法证伪。

第四桩，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顺帝北走大漠，传说携玺而遁。朱元璋派徐达穷追漠北，明代野史说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找传国玺，但无功而返。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陕西户县民毛志学又找到一个玉玺，巡抚呈京，《明史》记载礼部尚书傅瀚断其为伪，明孝宗收而不用。

第五桩，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多尔衮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玺投降，印文“制诰之宝”。皇太极如获至宝，举行盛大的受宝典礼，次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元崇德，正式称皇帝。这方印很有可能是元代皇帝带走的玺印之一，后来给清代的建国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只是它明显不是我们说的传国玺。

乾隆给传国玺进行的总结

乾隆这一辈子好考据。公元1746年，乾隆十一年，他取《周易》“天数二十有五”之意，钦定二十五方宝玺。清点中，他发现了自己高祖父皇太极留下的那方“制诰之宝”，直接判定：这是一件伪品。

乾隆在《国朝传宝记》里写下一句话：“君人者，在德不在宝。”

这颗玺在汉代非常重要，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政治秩序还不完善的时候非常重要；但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演变，到宋朝重建一套新的秩序之后，它就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宋代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中国式的近代早期政治模式，只不过在随后的崖山被打断了。

说到底，它只是个印章，一个很特殊的印章。它从来保佑不了任何一个真正的持有者既寿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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