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汉奸陶锡三宴请日军军官，女儿姨太太惨遭日本兵凌辱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国际委员会成员与大批难民，正在安全区里维持一套极其脆弱的生活秩序。城外是日军的军事占领，城内却还存在民间组织、国际人士和旧有地方势力共同参与的管理格局。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

安全区缺少武装力量，粮食、药品和住房也十分有限。国际委员会能够向日军提出交涉，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暴力行为。拉贝等人留下的记录，反复提到难民遭受抢掠、殴打和强行带走的情况。

日军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占领秩序，而安全区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受日军完全控制的民间管理。双方的矛盾，早已不只是救济问题，也涉及谁来管理南京、谁来发布命令、谁能代表这座城市。

南京沦陷后，旧政府撤离，警察系统瓦解，地方社会的权力真空迅速扩大。日本方面很快意识到，仅靠军队站岗和巡逻，无法长期管理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于是开始物色本地人，筹办一个听起来带有“自治”色彩的机构。

这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一、门牌上的会长，究竟代表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此后数周，南京经历了持续性的杀戮、抢掠和强制搜捕，大量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遭到伤害。城市表面上需要恢复秩序，实际上却处在占领军暴力支配之下。

日本方面扶植地方机构，并非要把行政权真正交给南京人，而是要借助本地关系网络降低管理成本。谁熟悉街巷，谁认识商会、警察、慈善团体和地方士绅，谁就可能被推到台前。

陶锡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日军视野的。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本地人，1937年时约62岁。他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清末参与新政，做过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也从事律师职业。在南京地方社会中，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兼具教育、法律、慈善和社会交往背景的绅士。

他与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关系密切，后来担任会长。红卍字会在当时兼有宗教、慈善和社会救济等多重属性，平时参与赈灾、施粥、收容和掩埋遗体等事务。这样的组织，掌握着人员、物资和地方信息，自然会成为占领者争取和利用的对象。

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1月初，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并开始运作，办公地点设在保泰街警察厅一带。陶锡三被推为会长，孙茂荣担任副会长。孙茂荣长期在南京日本领事馆工作，对日本方面的办事方式和人际关系相当熟悉，后来还接替陶锡三主持委员会事务。

门口挂出了“自治会会长陶第”的字样，日军还张贴所谓保护公告。陶锡三乘坐一辆雪佛兰轿车出入，车辆据称是日军接管后留下的没收物资。

这些外在安排，看起来像一个地方政府已经恢复运转。可在权力来源上，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日军，既没有选举，也没有民众授权，更谈不上独立行政。

二、红卍字会内部，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红卍字会的情况，不能简单用一个标签概括。它本来就是一个成员来源复杂的民间组织，有宗教人士、商人、地方绅士，也有参与救济工作的普通人员。战争来临后，组织内部的选择出现分化，是当时南京社会缩影的一部分。

陶锡三选择同日军合作，成为伪“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张南梧则担任红卍字会副会长，在日军控制下暗中帮助抗敌人员和受难民众。据有关记载，他曾协助护送人员、掩埋死者，后来因行迹受到怀疑，只得设法离开南京。

同一个组织里，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选择？

原因并不神秘。慈善机构拥有粮食、药品、车辆和人员名册，在占领环境中，它既可能成为救济渠道，也可能被迫纳入日军的管理体系。有人认为，只有先保住机构，才能救更多人；有人则认为，与侵略者合作本身就是对民众的伤害。

两种选择之间，往往隔着生死压力。

据相关材料记载，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早年还曾参与国际救灾活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社会曾出现对日本灾民的救济行动，部分民间团体参与捐助。这样的涉外经历，使陶锡三等人与日本方面早有接触，也让占领者更容易把他视为可以利用的地方人物。

但过去的慈善往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正当性。

陶锡三的留日经历、法律背景和地方声望，使他具备“本地代表”的外观。日本军方需要的，正是这种外观。至于委员会是否能够真正约束军队，答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不能。

三、“自治”背后的控制手段

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任务，主要包括维持治安、管理街道、征集物资、处理难民以及协助日军恢复城市运转。表面上看，这些都属于地方行政事务；但在日军占领下，行政命令常常与军队的搜捕、征用和驱赶相互连接。

有意思的是，委员会越是试图证明自己有用，就越容易成为日军控制南京的工具。

当时南京安全区内聚集着大批难民，许多人失去房屋和亲人，也没有稳定的粮食来源。日军要求清查人口、驱散难民，并把人员重新编组。所谓恢复秩序，实际包含着对居民行动范围的限制。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妇女的强行征召。

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并通过伪政权、警察人员、商人和地方关系人等渠道寻找中国妇女。王承典是南京商人，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后来被指与征召妇女一事有关；一些材料还提到，他曾拉拢乔鸿年等地方人物参与相关活动。

这类行动并不是普通的劳务招募。妇女往往在威逼、欺骗和强迫之下被带走，有的人被许诺工作，有的人则直接遭到拘押。她们被剥夺了选择权，成为日军暴力体系中的受害者。

“她们不是自愿去的。”难民中的这句话，反映出当时最基本的事实。

伪政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被说成单纯的“传话”。当地方机构提供名单、寻找人员、安排场所，或者配合警察和黑社会势力施压时，它就已经参与了强制体系。

这也是“自治委员会”受到历史追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不只是挂名机构，还在若干具体事务中承担了协助占领统治的职能。

四、一场宴席撕开了权力幻象

陶锡三与日军保持来往，并不只是办公场合的接触。作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他需要出席宴请、拜会军官，维持与日军方面的关系。1938年元宵节前后，陶锡三在瑞麟路住宅宴请日军军官，事情由此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

宴席原本带有明显的交际性质。对陶锡三而言，这或许是向日军展示合作姿态，也是维护个人地位的一次应酬。可是，宴席结束后，随行的日本军官侍卫进入陶宅，对陶锡三的女儿和姨太太实施了凌辱。

关于这起事件的具体细节，不同材料记述并不完全一致，参与者身份和过程也需要结合档案、回忆录及战后审判材料谨慎辨析。但有一点较为明确：陶锡三家宅遭到日军人员侵扰，家中女性受到伤害，住宅和财物也未能保全。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于一个汉奸家庭遭遇了什么特殊待遇，而在于它揭示了占领秩序的真实结构。

陶锡三可以凭借会长身份进入日军交际圈，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门口的保护公告、手中的职务、乘坐的轿车，都无法抵消枪口和军靴带来的支配。

有人劝他忍下来。

陶锡三据称回答：“连自家人都保不住，这个会长还做什么？”

这类对话的原始出处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能当作完整证词使用。不过，从其后来多次提出辞职的情况看，家庭遭辱显然加重了他的动摇。

1938年1月29日，陶锡三住宅又遭日军洗劫。家宅被占领者当作可以随意进入的空间，财物也成为任意取用的对象。此时，陶锡三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次普通冲突，而是自己参与的权力体系反过来侵入私人生活。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占领逻辑：合作人物可以被使用，却不会因此获得真正的安全。

五、辞职为何没有改变什么

陶锡三此后多次提出辞职。1938年3月14日，他再次提出辞职请求，但辞职并未立即得到允许。日军需要一个熟悉南京社会的名义负责人，也需要继续利用他的地方身份。

这件事说明，伪政权中的本地人物并不是平等合作者，而是受制于占领者的中间层。他们有时可以传达命令，却不能决定命令；可以享受片刻权势，却不能摆脱军事控制。

孙茂荣后来接替陶锡三主持自治委员会，齐燮元等旧军政人物也参与了日本扶植的伪政治安排。北方的王克敏等人，则在日本支持下参与建立伪政权。不同地区的情形各有差异，但共同点很明显：侵略者试图用旧有社会关系包装新的统治结构。

南京的自治委员会存在时间并不长。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随之被替代。它只运行了大约三个月，便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使命。

这个短暂机构的消失，也从侧面证明它缺少独立基础。日本方面需要时扶植，不需要时更换；本地人员的名望，只是占领统治中的一层外壳。

陶锡三后来被安排进入伪“维新政府”的政治体系，担任立法委员一类职务，但其实际影响力已经受到限制。无论职务名称怎样变化，决定南京命运的始终是日军。

六、战后审判中的个人账目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京开始清理伪政权人员。汉奸审判并不只是针对公开发布政治宣言的人，也涉及协助日军管理地方、征用物资、迫害平民和参与强制行动者。

陶锡三被捕后接受审判，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有关材料对刑期及后来减刑情况的记载存在差异，较多记载认为他后来获得减刑，1948年4月出狱。

出狱时，南京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伪政权消失，日军撤退，昔日的会长身份不再带来任何保护。陶锡三的家产被处理，汤山一带他经营的陶庐浴池，后来改作蒋介石温泉别墅。

1948年6月，陶锡三病逝。

他的结局并不能抵消其在伪政权中的行为，也不能把受害者遭受的伤害一笔勾销。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能只看其后来受到惩罚，也不能因为他本人及家人曾被日军侵害，就忽略他曾经参与的占领体系。

陶锡三的经历，恰好呈现了南京沦陷后地方社会的一种复杂状态：有人借助慈善机构保护民众，有人借助同样的组织接近占领权力；有人因利益与声望走向合作，也有人在同一环境中选择隐蔽抵抗。

但复杂不等于可以混淆是非。

日军是侵略者，伪政权是占领统治的组成部分，参与强制征召、物资征用和社会控制的地方人员，也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责任。至于陶家遭受的凌辱，则说明日本军队从未真正把合作对象当作平等伙伴。

那座挂着“自治会会长陶第”字样的宅院，曾经试图向南京人显示一种权力秩序。1938年初，它却被日军随意闯入、洗劫。门牌还在，权力已经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