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记者在北京八宝山附近一栋老式居民楼里找到了102岁的姚子健。问一句，答一句。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老人给出的回答几乎只有两个：不记得了，忘记了。

可就在那年5月23日，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是坐着轮椅到场的那一位——全场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中央特科情报员。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的后人们都在，当事人本人坐在下面，一句话没上台讲。

更奇怪的是，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认下的。他1934年入党，替党送了几年绝密军用地图，却压根不知道自己属于中央特科。这四个字，是隔了60多年，别人当面告诉他的。

他挑了印刷专业，转身走进敌人的地图库

姚子健1915年生在江苏宜兴徐舍镇，父母守着一家小茶馆过日子，供不起排场的学业。

他小学毕业后考进上海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图的就是这所学校实惠：不收学费，不收饭钱，还发一套衣服。一群穷孩子挤在一起，最爱干的事是互相传看进步书。

“九一八”之后，同学们上街请愿，当局一纸命令把学校解散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

回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把这笔账想明白了——不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想入党，可上哪儿去找党组织，他不知道，只能先干着，等机会。

1933年初，他从报纸上看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就去考了。学校分航测、地形、制图几个班，他挑了制图班里的印刷专业，理由很朴素：要搞革命就得干宣传，要宣传就得会印刷。

他大概没料到，这个专业把他直接送进了国民党军用地图的心脏。

1933年8月，他打听到同乡好友舒曰信已经入党、人在上海，托他帮忙找组织。1934年4月，经舒曰信引荐，他见到了鲁自诚，由鲁自诚介绍入了党。

不久结业分配，他进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当第四股技佐，画地图底板，一个月拿28块大洋——在那个年头，这是能让一个茶馆家庭的儿子彻底翻身的收入。

可第四股接触不到真东西。他以眼睛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第五股。这是关键的一步：第五股负责收发和保管标着“机密”“绝密”的军用地图，比例尺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一条小路、一道山梁、一座桥的位置都在上面。

手法说穿了并不复杂。来领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番号，他就悄悄记住；对方拿走哪一张，他就从成摞的同样图纸里再抽一张留下。他儿子姚一群后来解释过为什么能长期不出事：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一摞图里少一两张，看不出破绽。

真正值钱的其实不是那张纸。某支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说明他们可能要往那一带动手。姚一群说，得知这个情况，就要第一时间逐级上报，帮苏区领导判断敌情。部队要往哪儿走，得先问地图要路——他坐在发图的窗口后面，等于先一步听见了脚步声。

每周六的那趟火车，像去上海玩了一趟

图拿到手，接下来是怎么送出去。

每个周六晚上，姚子健下了班就上火车去上海。地图压在皮箱最里层，上面盖着衣服和书。他穿着军装，国民党军警一看是“自己人”，不盘查。

周日一早到上海，把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者交给舒曰信的妻子、同为中共党员的沈伊娜，顺带汇报这一周国民党调用地图的情况。交完就走，坐火车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

他自己形容：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一趟一趟地送，送了几年。他知道图交给了谁，可这条线再往上通到哪儿，他一概不知。

有一次他去舒曰信住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屋里还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舒曰信只简单介绍对方是“李先生”，没有让二人深谈，那人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舒曰信才告诉他，“李先生”真名叫华明之——当年按纪律不能让二人发生联系。这两个在亭子间打过一次照面的人，第二次见面已经隔了60多年。

还有一回更悬。他在自己单位里，突然撞见和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峻。吴锡峻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两人从没在国民党机关内部碰过面。情急之下，姚子健扭身就走，一句话没说。

这套规矩，姚一群总结得很直白：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我就知道你；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

所以后来那句“他被组织遗忘了”，从一开始就说反了。这套制度本来就是要让他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干。一个环节被破坏，损失就到此为止，不会顺着链条烧上去。代价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位置都只知道一小截。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那趟周末的火车就不用坐了。“七七事变”后夫妇二人调离，姚子健随测量总局机关撤到武昌，据回忆文章称，上线换成了一位“熊先生”，见面只交接任务。

1938年4月，组织安排他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个长假，从此再没回去；干了4个月后，组织同意他去延安，他辗转北上，1939年10月被派往苏豫皖抗日根据地。

沈安娜叫了他一声“老哥哥”

他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曾为他写下证明材料：1934年我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肯定其收集军用地图情报的贡献，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舒曰信的上级叫王学文，但从没见过面。直到1979年，舒曰信问他想不想见见老领导，他满口答应——这一见，才算见到了自己那条线上的老上司。

真正的断点是2001年接上的。那年沈安娜受邀去某单位讲隐蔽战线的斗争史，讲到自己的姐夫舒曰信、姐姐沈伊娜在特科的那些年。

台下坐着在这家单位工作的姚一群。他越听越不对：这两个名字，父亲提过。回家一问，果然对得上。老人当时的反应只是惊讶：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能见到就好了。

姚一群陪着父亲去了沈安娜家。两个老人把往事一件件对上，沈安娜与姚子健见面后，把那条情报线摆到他面前：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沈安娜随即向国家某部委作了报告。这一次，姚子健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不是特科的负责人，是这条线最末端、直接从敌方军用地图中抽留同样地图的那个情报员。

从1934年4月入党，到2001年有人当面告诉他自己是谁，中间隔了67年。他送图的时候还是个青年，得知答案的时候已是86岁的老人。中间那大半个人生，他在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当纪委书记，开会、办事、退休，身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年轻时坐过多少趟周六晚上的火车。

老人自己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问到特科，他的回答就一句：“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2017年5月23日，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纪念会，102岁的他坐着轮椅到场，成了那间屋子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特科情报员，发言由儿子代读。那年7月30日，他看了庆祝建军90周年的阅兵，说：“要我说，这是一次新的长征。长征还没有完。”2018年1月12日上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回到八宝山附近那栋老楼，记者问了一遍又一遍，他还是那两句：不记得了，忘记了。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记了一辈子却说不记得，靠的是当年那条规矩，也是那条规矩，把他中央特科的身份压了六十多年。好在压到最后，还是有人当面把它说了出来——老哥哥，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

参考资料：

专访中央特科在世唯一百岁功臣姚子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103岁原中央特科战士姚子健逝世，由潘汉年介绍前往延安.澎湃新闻

中央特科百岁功臣姚子健：67年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苏网

为什么说中共中央特科成立的时间是1927年11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27年5月？.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