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伪第一夫人”到提篮桥监狱“304”：陈璧君狱中14年全记录

1959年6月17日晚上9点15分，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的一张病床上，陈璧君停止了呼吸。消息传出后，监狱方面第一个通知的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陈舜贞，陈舜贞以年老体弱为由婉拒了处理后事，只推荐了一位远房亲戚——陈璧君长媳的弟弟、在上海郊区一所中学教书的谭文亮——去领回遗体。

这个当年在同盟会中以胆气著称、后来在汪伪政权中被称为“第一夫人”的女人，最终由一位并无血缘至亲关系的晚辈送进火化炉。一年之后，她的骨灰被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没有墓碑，没有悼词。

从1945年9月在珠江边的汽艇上落入军统设下的圈套，到最后一个人躺在监狱医院里离世，陈璧君在铁窗内外一共度过了将近十四年。关于这十四年，市面上流传最广、最引人入胜的那些故事——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写信劝她认罪、毛泽东答应只要她写个悔过声明就放人、她在临终遗言里喊着丈夫的名字忏悔——几乎全部没有可靠的依据。

这十四年，真相比传说平淡，也比传说复杂。

陈璧君是1891年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富商之女，父亲陈耕基经营橡胶和矿业，人称“陈百万”。她少年时加入同盟会，为革命变卖家当筹措经费，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入狱、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她是狱外奔走营救最力的人之一。

1912年，陈璧君与汪精卫成婚，何香凝做的伴娘。这段革命资历，成了她后半生一切自我辩护的底稿，也是后来许多人为她说情时最先想到的理由。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陈璧君扶榇回南京，随后带着一批亲信回到广州，与把持广东的伪省长褚民谊互相倚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树倒猢狲散之际，陈璧君做了一个影响她此后全部命运的决定：不去逃，也不自尽，而是选择和褚民谊联名向重庆的蒋介石接连发电报，表白“将功赎过”之心，指望蒋介石看在同盟会共事多年的旧分上，网开一面。

然而，她等来的不是赦免，而是一场精心设计、报请蒋介石批准的诱捕。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拿着戴笠转来的“蒋中正”电报来到褚公馆，电文措辞极为客气，称念其“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望她与褚民谊各带秘书一人赴渝“商谈善后”，专机已备。

关于陈璧君被捕的具体日期，史料记述略有出入，通行的说法是1945年9月12日：这天上午，陈璧君带着一名女仆登车出门，车上还放着两筐准备送给宋美龄的荔枝，车队却不开向机场，径直驰向珠江边。

郑介民把陈、褚两人送上早已等候的汽艇后称有公务告辞，汽艇离岸，一位姓何的中校专员取出一份“重庆来电”，念道：委员长已赴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陈璧君至此方知中计，但汽艇已行到江心，只能认命。两人先被软禁在珠江边一栋两层楼房里约半个月，随后被押往南京。

到了南京后，陈璧君先被羁禁在宁海路25号——那原是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的住宅，汪伪时期是“七十六号”南京站，抗战胜利后被军统接收改为看守所。她与褚民谊是这里的头一批“客人”，看守长徐文祺是原汪伪行政院的庶务科长，对她毕恭毕敬，人前人后称“汪夫人”。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规定凡犯“通谋敌国”所列十二项罪行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汉奸案由各省区高等法院审判。

1946年2月17日，陈璧君与陈公博、褚民谊一同被押解到苏州，关进狮子口监狱，即江苏第三监狱。

1946年3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对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起诉书列举五大罪状。4月16日公审那天，苏州市民倾城而出，《申报》的报道说高等法院内“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入庭开座，陈璧君身穿蓝布旗袍、架着金丝眼镜，在法警挟护下走进法庭，神态骄蹇，脸带微笑。

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她有无答辩，她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

检察官问：“汪逆与日媾和，你赞成吗？”

她答：“汪先生的主张，我绝对赞成。”

检察官追问中央决定抗战大计、汪精卫也曾参与决策为何中途变节，她把矛头转向蒋介石，翻出陶德曼调停的旧账，说蒋介石“明里言战，暗里也在乞和”。

她一手托着事先写好的辩词，一手执铅笔指点，把国民党当局多年的积怨借法庭之口一一倒出，旁听席上不时爆出笑声和掌声——那当然不是同情汉奸，只是苏州市民借这个女人的嘴，发泄对蒋政权腐败无能的多年积愤。

陈璧君却误以为声援属于自己，越说越起劲，直至大骂法官，法庭秩序大乱，审判长猛摇法铃制止，匆忙宣布辩论终结，为她指定的辩护律师高溶几乎没有发挥的余地。

一周之后，4月22日，法庭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她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她当庭表示不服，又表示不上诉。往后的岁月里，她一直拒绝在国民政府的判决书上低头，多次写信声明：“我申请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我，我愿死在人民的判决下，不愿偷生在蒋介石所判的无期徒刑中。”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先后羁押于长春巷吴县看守所和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国民党政权南迁前夕，又把一批无期徒刑要犯从苏州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

7月1日，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命令，她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接收，正式成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的一名犯人，入监编号20304，简称304。

与她同室的是日本女谍中岛成子，编号20305，因陈璧君年长体病，让她睡床，中岛睡地铺。

管教干部事先对她的性格作了研究：她在广州、南京、苏州坐牢时，人前人后都被称“汪夫人”，有一次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叫了她的名字，被她当面痛骂。

提篮桥的女监干部定下规矩，不论干部犯人一律互称番号，谁也不许叫她“汪夫人”或“陈先生”。这个曾在权力顶端颐指气使的女人，从此只是一个五位数号码。

刚进提篮桥时，陈璧君把满心的不服都写在脸上。她认定“成者王侯败者寇”，天天把汪精卫挂在嘴边；干部要她写罪行检查，她摇头说“我有什么好写，我有什么罪”，转而洋洋洒洒写自己的“革命史”，吹嘘当年如何追随孙中山、如何冒死参与谋刺摄政王、如何留学法国，为汪精卫评功摆好。

干部批驳她，她还狡辩：“我是反蒋，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你们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把我关起来？”

为了一点小事，她甚至绝食三天相对抗。

但与此同时，她嗜书如命的习惯也显露出来。1949年9月26日的《新闻报》在一篇监狱参观记里写到，人们看到“女汉奸陈璧君，头上包着一块白布，穿着蓝色的旧囚衣，躺在床上正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年底《解放日报》的通讯又说，她每天向图书馆借书，最爱读的是《联共（布）党史》、《居里夫人》、《母亲》这一类书。

她的仇恨是真的，求知欲也是真的。

在坐牢期间，真正动摇她的，是一场又一场的病。

陈璧君入狱前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几十年的关节炎，病历卡上记着胆结石、卵巢囊肿。1952年9月24日清晨，她起床后胸闷气短、走路发飘，血压测到210/90，被送进监狱医院留诊，一住12天。

她没想到监狱医院里竟有电梯，病犯还有专门的小灶。

11月13日她因高血压、脱肛、痔疮出血再次住院，这次住了193天，出院时向半年多来日夜护理的医护一再道谢。

1954年1月12日旧病复发，第三次住院一住四年多，到1958年3月7日才出院。住院期间她自觉不久于人世，在给亲属的信里说死后愿把遗体捐给医务界解剖研究；管教干部在卫生大扫除时从她的床垫里搜出22片私藏的安眠药，按医生判断这些药一次吞服足以致命，但干部分析她自杀的可能性不大——犯人外寄的信件是要经过检查的，真想寻死的人不会在信里留下线索。

十年间她先后五次住进监狱医院，累计1791天，几乎占去她提篮桥岁月的一半。病中的人最容易被打动。她想起1925年在广东骑马摔伤，蒋介石派担架把她抬进城医治；想起1933年以“汪夫人”身份在上海高档医院开刀，前呼后拥。如今她顶着汉奸犯的编号躺在病榻上，共产党的医生护士却一样尽心，她不止一次在心里问：他们图什么？这个问题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

感化她的还有具体的人。

她的幼子汪文悌给她送进一批批书；做过她子女家庭教师的老词人龙榆生每月给她寄一封勉励改造的信，还不断寄进步书籍；长媳谭文素的弟弟谭文亮常来探视，经监狱同意，特地到福州路杏花楼买她爱吃的广东菜送进监，按她开的书目到新华书店买书给她读。管教干部里有一位莫姓女干部，后来被调往苏北大丰的上海农场劳改单位，陈璧君闻讯竟依依不舍，背地里尊称她“莫青天”。

有一次女犯冒雨返回监楼，她故意在一位曾被她顶撞过的干部面前假意跌倒，那位干部冒雨冲上来抱住她、和颜悦色地叮嘱她小心，她从此打心眼里佩服。

1955年7月她写的一份思想汇报里，留下了她心迹转变的完整轨迹：“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监，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气和的，以为成王败寇。但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我幼子送进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我更心悦诚服了。”

1957年的另一份汇报里，她把《解放日报》称作“生命的重要元素”，说“我无它，不能有生存的活力”。这些话出自一个至死不肯承认汉奸罪名的人笔下，虽然矛盾，确是真实。

如果说共产党方面对她有过什么“特殊照顾”，档案里能查到的就是这些：监狱领导多次找她谈话，在她的病房里由公家增订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一到先让她看；批准她报名去苏北大丰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她写申请说“我向来认定不通过劳动、不养成劳动习惯，改造是不稳定的”，干部念她体弱多病反复做工作才劝住；她再三请求由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有关部门答复会向上反映，但对江亢虎、陈春圃、夏奇峰这批汉奸犯的国民政府原判，人民政府最终都未改判，她到死拿的还是1946年江苏高等法院的那张判决书。

这就是事实的两面：她没有得到她一直争取的“人民的判决”，但她在判决之外得到了一个病人所能得到的全部人道待遇。

国共两党高层对陈璧君的真实态度，也远比她“拒绝特赦”来的平淡。

蒋介石对她的处置自始至终清醒而冷酷：诱捕的方案是他批准的，“从轻以处”的电文是军统伪造的诱饵，终其国民党执政时期，没有任何一位要员为她出面作保，这与周佛海暗通重庆后一度被包庇、后经蒋介石手谕减刑的待遇形成鲜明对照。

她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大骂蒋介石，蒋介石则用一纸无期徒刑回敬，既没杀她，也没放她——对蒋介石而言，让汪精卫的遗孀活着服刑，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完成。

共产党方面，接管监狱之后对她的管理细致到病情简报逐级上报、抄送，但是特赦她、释放她的事，在现存档案里找不到任何痕迹。

1959年9月，即她死后三个月，溥仪等人才获得第一批特赦——在此之前，新中国尚无任何特赦汉奸犯的成例，所谓“写个悔过声明即可出狱”在程序上也无从谈起。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对那则流传最广、也最能博取同情的“秘闻”进行一番严谨考据：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宋庆龄、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求情，毛应允只要她发个简短认罪声明就下特赦令，当夜宋庆龄执笔、何香凝联名的劝降信送到陈璧君手中，陈璧君回信拒绝，宁愿牢底坐穿。

这个故事写得有鼻子有眼，信的全文在网上随处可见，连一些正规媒体也转载过。然而长期从事提篮桥监狱史研究的徐家俊遍查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完整保存的陈璧君服刑档案，找不到这封信的任何登记、原件、抄件乃至线索；按监狱管理规程，宋庆龄、何香凝这样身份的人物来信，签收登记是绝不可能省略的手续。陈璧君本人留下的几十万字自传和思想汇报里，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

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收了宋庆龄1909年至1981年间致各界人士的953封信，没有这一封；尚明轩等编的《双清文集》收了廖仲恺、何香凝全部函电，也没有这一封。《宋庆龄年谱》里，宋庆龄在9月21日至30日间全程出席新政协全体会议，没有任何为陈璧君之事进见毛、周的记载。

当年9月21日出任这所“远东第一监狱”首任典狱长的武中奇，明确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这个“秘闻”的始作俑者，基本可以锁定为“魏白”编著、国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的《审判汪伪汉奸》一书，书中各篇皆标“某某之谜”，所引资料无一注明出处。

围绕陈璧君的误传不止这一桩。有的出版物干脆把她写成了“被处决”，某本蒋介石传记画册就犯了这样的硬伤——她是病死的，1959年6月17日晚9点15分，死因是高血压、心脏病并发大叶性肺炎，死前46天的抢救记录一丝不苟：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注射链霉素、内服合霉素，中西医专家会诊，每4小时吸氧一次，每天另加一磅牛奶，医务人员的病重报告做了7次，病危通知下了1次。

网络上还流传她临终“回光返照”写下“我一定要记得国家是如何对我的”，以及喃喃说着“对不起，精卫”的桥段，这些在档案和她的全部遗稿里都找不到出处，属于标准的个别媒体添油加醋。

至于她“至死不悔改”的另一种流行说法，同样只说对了一半：她确实始终没有在法律意义上承认“汉奸”罪名，始终拒绝为汪精卫盖棺，但档案里那个读着《解放日报》写下“共产党成功不是偶然”的人，那个为一位调走的管教干部落泪的人，那个申请去农场劳动的人，又分明不是1946年苏州法庭上那个骄横的“汪夫人”了。

她的转变停留在思想汇报的纸面上，始终没有跨过认罪那道门槛——对她而言，认罪意味着亲手否定自己的一生，并给汪精卫的历史定案，这个代价她不肯付。

1959年6月18日，谭文亮接到监狱的电话，赶到提篮桥。管教干部当着他的面清点遗物，造具清单一式三份——书报占了绝大部分，她自费订阅的报刊、购买的图书堆了满屋，此外是衣物被褥。

谭文亮尚未成家，住在集体宿舍，只领回几支钢笔作纪念，其余请监狱按规定处理。经与香港方面电报往来，陈璧君的子女全权委托他办理后事。

6月22日，有关部门对遗体作了检验，谭文亮看到陈璧君身穿一套全新的蓝色列宁装，脚穿新布鞋，面色安详，他写下领尸结，遗体送西宝兴路殡仪馆火化，骨灰由他从上海邮局寄往广州，再由她在香港的好友辗转带到香港交给她子女手中。

1960年秋天，她的子女们集合在港亲友，把骨灰撒入香港附近的海域。至于那些在牢里真正为她说过话、跑过腿、送过饭的人，名单其实很朴素：一个远在境外的幼子，一个按月写信的老词人，一个买粤菜的远房晚辈，一个婉拒了却荐了人的妹妹。

历史给陈璧君的结论，早在1946年4月22日就已写下，此后十四年的铁窗岁月，不过是她自己用固执与病痛，一笔一画地把这份结论誊写到了人生的终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