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日，德国政府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了大约7000万欧元，这是一战后德国对外借款遗留利息的最后一笔款项。

这笔账能拖上近一个世纪，有一部分原因要追到上世纪30年代。

当时希特勒政府停掉了大部分对外还款，欠下的利息被压了很多年，直到1953年2月27日签署《伦敦债务协定》，才约定等德国统一后再结清。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这笔尾款又分期付了二十年，到2010年才算还完。

一笔拖了这么久的旧账，正好可以引出一个老问题。

希特勒上台后，穷得揭不开锅的德国突然有钱了，修公路、造飞机、扩军队，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

那时候德国刚被大萧条打得喘不过气，登记失业人数在600万上下，工厂开工不足，税收大幅下滑，国库里几乎没有余钱。

可没过几年，德国又是开工又是扩军，到1938年失业人数已经降到几十万。

很多人当年就把这叫作“经济奇迹”，可要是把账本翻开来看，这些钱绝大多数并不是挣来的。

借来的票据撑起扩军大账

希特勒上台不到两个月，1933年3月17日，亚尔马·沙赫特重新出任帝国银行行长。

这个人在魏玛时期就当过央行行长，对货币和信用那一套非常熟悉，后来德国的许多财政安排都出自他手。

最早摆到台面上的，是一批就业工程。

1933年6月1日，德国颁布《减少失业法》，也就是常说的“莱因哈特计划”，拿出大约10亿帝国马克，用来修房子、筑道路、治水利。

同年6月27日，帝国高速公路公司成立，9月23日，法兰克福附近的高速公路正式动工。

工地上一下子来了很多人，宣传机器也把这些场面拍得热热闹闹。

可财政上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钱。

政府的办法是开“创造就业票据”，先把票据付给承包商，承包商拿去银行贴现，银行再转到帝国银行，最后由央行把这笔账接住。

钱是先花出去了，还钱的事则被推到了以后。

公共工程只是开头，真正吃钱的大头是军备。

1933年5月，西门子、克虏伯、古特霍夫农和莱茵钢铁四家企业凑了100万帝国马克，注册了一家“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德文缩写叫MEFO。

这家公司几乎没有实际业务，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替政府开票据。

军工厂接了国防订单，不从国库领钱，而是领一张由MEFO开出、国家担保的票据。

票据年利率4%，名义期限很短，但可以一次次展期，最长能拖到五年，企业想要现金，随时可以拿去帝国银行贴现。

这么一来，军费就不用写进正式预算，外面的人想弄清德国到底花了多少钱造武器，几乎无从查起。

按照战后公开的资料，到1938年4月停止发行时，梅福券累计大约开出了120亿帝国马克。

1935年3月16日，德国公开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军速度一下子快了起来，背后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套票据在周转。

美国经济学者乔治·卡托纳在1936年1月的《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官方吹嘘的“经济奇迹”，靠的其实是违背正统财政原则的信用扩张。

挤出的存款填满国库窟窿

票据贴现得多了，钞票就会越印越多，物价迟早要压不住，这一点德国财政官员心里有数。

所以他们又找了另一条路，把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钱引到政府这里来。

德国历史学者拉尔夫·班肯把这种做法叫作“无声的战争融资”。

意思是政府不必大张旗鼓地发行国债，也不用公开募捐，而是让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吸收来的存款拿去买政府票据和国债。

一个普通德国工人把工资存进储蓄所，本来是想攒点养老钱。

可这笔钱很快就转了几道手，变成了军工厂的订单款。

企业这头也没好到哪里去。

1934年12月4日，德国出台限制分红的法律，企业派发股息原则上不能超过6%，多出来的部分要转入专门账户，用来认购政府债券。

政府还把资本市场管得很严，私营企业想发股票或者发债券扩大经营，很难拿到批准，钱只能往国家指定的方向流。

工资也被长期压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附近，消费品的生产受到限制，老百姓手里钱不多，商店里能买的东西也有限。

这样压下来的消费，腾出了大量原料和劳动力，统统转去了军工生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者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重新测算过1933年到1938年的财政数据，他的看法是，这几年的复苏并不像宣传里讲的那样全靠赤字刺激，而是在压低私人消费的基础上，把资源集中搬到了军备上。

国内的钱挤得差不多了，外汇又成了难题。

德国在魏玛时期借了不少外债，美国资本占了很大比重，大萧条之后，这些债成了一块大石头。

1933年6月，德国通过法律限制对外偿付本金和利息，到1934年7月1日，向外国债权人的转账几乎全面暂停。

外国人的钱被留在德国境内，只能放在冻结账户里，德国则借此保住了本就紧张的外汇。

开头提到的那笔拖到2010年才还清的尾款，和这段时间的停付就有直接关系。

1934年9月，沙赫特推出“新计划”，进口商品要逐项审批，买什么、花多少外汇，全由国家拍板。

德国还和东南欧、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签了双边清算协定，用工业品去换粮食和原料，尽量不动黄金和外汇。

靠着这些办法，德国在外汇紧到极点的时候，照样能进口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

1936年10月，戈林开始主持“四年计划”，目标是四年内在战略物资上实现自给，整个经济被进一步绑上了备战的车。

抢来的财物难补财政黑洞

除了票据和储蓄，还有一笔钱来得更直接，那就是对犹太人财产的掠夺。

纳粹上台以后，犹太人被一步步赶出公职、法律、医疗等行业。

大批犹太人的企业被迫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转给所谓的“雅利安人”，这个过程当时被叫作“雅利安化”。

想离开德国的犹太人，还得交一笔“帝国逃离税”，税率是财产的25%。

这个税在1931年魏玛时期就有了，到了纳粹手里，却成了专门盘剥犹太人的工具，再加上换汇时层层克扣，真正能带出境的钱少得可怜。

1938年11月9日夜间，“水晶之夜”事件爆发，犹太人的商店、住宅和教堂大量被砸毁。

事后的1938年11月12日，纳粹政府反倒勒令德国犹太人集体缴纳10亿帝国马克的所谓“赎罪金”。

这些钱一笔接一笔，全都进了帝国的财政口袋。

可就算这样，钱还是不够花。

到1938年，梅福券开始陆续到期，国家债务越滚越大，帝国银行身上的风险不断累积。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随即落入德国手里。

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捷克的黄金储备和斯柯达等军工企业也被一并控制。

1939年1月7日，帝国银行董事会给希特勒递了一份备忘录，警告说没有节制的开支正在把货币推向通胀边缘。

结果是，1939年1月20日，沙赫特被撤掉了帝国银行行长的职务，而他在1937年11月就已经离开了经济部长的位置。

1939年6月15日，德国颁布新的帝国银行法，央行彻底成了听命于元首的工具，印钞再也没有制度上的约束。

两个多月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打响。

回头再看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希特勒上台后，穷得揭不开锅的德国突然有钱了，一部分钱是靠梅福券和央行贴现变相印出来的，一部分是从储户和企业身上挤出来的，一部分是靠停付外债、管死外汇省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犹太人和被吞并的国家那里抢来的。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1944年出版的《纳粹战争财政与银行业》中就记录了这一点，德国的战争动员从1933年起就已经开始，这套财政安排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打仗去的。

靠借债和掠夺撑起来的“繁荣”，底下没有真实增长托着，窟窿只会越来越大，想填上它，最后只剩下向外扩张一条路。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套财政体系也跟着彻底垮掉。

而它当年欠下的部分外债利息，一直拖到2010年10月3日，才由后来的德国政府付清最后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