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无疑是统领全书之作。

将其放在开篇，并不是因为其发表日期最早，《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外力、军阀与革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都比之更早。

地位都是实力决定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能做开篇之作，只因开头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既然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必然贯穿革命的始终。

为何文章只对国内做分析，国外不用？

毛主席很务实，写文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从不搞形式主义。

那时，国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苏联、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存在争议和分歧的是在国内“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右倾机会主义：只看重国民党，忽视工人、农民，放弃革命领导权；

左倾机会主义：只盯着工人，看不到农民是革命主力军，孤立自己。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判断的过程。

也就是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就拿苏联为例：

建国后的1949年—1956年。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苏联是全面兄弟盟友关系。苏联援建156 项重点工业工程，提供贷款、全套设备、上万名专家，搭建中国完整工业、军工基础。两国在国际舞台完全协同，互相支持。

1956年至1982年，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甚至从 “朋友” 变为头号外部敌人。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全部合作项目、催逼还债，大量在建工厂停工。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批判，我们称苏联为 “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

1962年，我国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苏联；1969年，两国因珍宝岛爆发直接军事交火；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部署核导弹，甚至放言实施核打击，中国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国家安全威胁，同步开展三线建设备战。两国仅维持低等级代办外交，经贸、文化往来基本中断。

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双方才达成共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正式实现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可见，研读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掌握其思想和方法，而非文中的结论。

分层分类是文章教我们最好的工作方法

复杂问题有三个典型特征：

1. 要素多：参与主体、变量、影响因素杂乱交织；
2. 关系乱：主次不分、因果缠绕、轻重混杂；
3. 目标模糊：分不清谁是核心矛盾、谁是次要干扰。

要解决复杂问题，要有效理出工作思路，就需要化繁为简。此时，分层、分类就是最佳的方法，其本质是拆解+归类，把混沌无序的复杂系统，切割成有序、可单独研究的小块。

文章先是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分类，分成地主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类别。

然后，又在每个类别中做了分层，比如国民党右派就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也有右派，左派和中间派。

分类是横向分析，分层是纵向分析，纵横之间就将问题基本梳理清楚，工作思路也就有了。

分层分类的最佳标准是“经济”

即便要分层分类，依据也有很多。比如，政治地位、职业工种、文化程度、民族宗教......诸多分类依据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占有（生产资料）。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经济是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人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革命立场，根源都是经济地位。不是想法决定经济，而是经济地位决定人站在哪一边。 如果用思想、职业、地域划分，只能看到表面，抓不住人行为的根本动因。

经济是人的生存依据，据此甚至衍生出类似的行为方式。处于同样经济地位的群体，有着相同的苦恼和追求。其他划分标准，都无法有效区分敌我，也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比如，文中提到：

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伴随工业大生产而生的工人阶级，在日常的劳动生产中就养成了团结、协作的生活方式。人数虽少，却极具纪律性、组织性、革命性，甚至是集中性，都决定了其必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相较而下，小农经济靠天吃饭，变革创新精神不足，劳作的单一性又阻碍其宏大、无私视野的养成。但是，这个群体虽无法领导革命，但却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

一是因为他们深受敌人的压榨，矛盾不可调和；二是因为农民也会变成工人，工人也是从农民而来的。可教育，可引导，可转化，可提升。

北洋硝皮厂工人辛勤瞬间

凡是革命的都应该是朋友？

乍看起来，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就应该都是朋友，看其态度就可以了嘛，为何还要深入其经济基础？

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只看表面和眼前。结果就是大叹遇人不淑。

要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的表面态度只是阶段性、暂时性的，一旦革命触及私有财产、土地等核心经济利益，很多群体就会转变立场。

毛主席教我们的是从经济性这个根本入手，推演其在革命不同阶段的选择，避免被短期表象迷惑。如此，才能制定贯穿革命全过程、长期有效的路线方针，克服左、右两种机会主义错误。

简单概括：一时反帝反封建，只能算是临时同路人；经济地位决定的根本利益，才能判定谁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