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毛泽东牛牯扑卧病，白军搜山，山民陈添裕背他走十多里逃生

1929年，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党内爆发了建军路线的激烈争论，史称“朱毛之争”。这一年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在暂离前委书记岗位后染上了疟疾，面临生死考验。

毛泽东与朱德

身心本是一体，身体会影响心情，心情又反过来作用于身体。毛泽东的患上疟疾的缘由，表面看是在蛟洋主持中共闽西一大期间，因蚊虫肆虐而染病。然而，实际缘由，却与他在红四军七大会上遭受的心理层面的打击有关——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6月，地点是闽西龙岩城一所中学内。主题是红军内部已经争了好一阵子的路线问题：到底该不该“以城市为中心”，该不该离开闽西根据地，拼命去攻打大城市。

路线背后是人，所以，这场争论的关键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此处的两个谁，一个是朱德，一个是毛泽东。

按理，这场会议朱德和毛泽东都应该参加。可偏偏，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两人都未到场。毛泽东未到场是因为作为争论的核心，他被指责“游击主义”、“山沟沟里打转转”，心里有气，索性不出席。而朱德作为军长，按组织规定不能参加具体的争论。

会议便只能由陈毅主持，陈毅资历不如朱德和毛泽东，会刚开始，他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朱毛吵架，就像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左右为难。”

也因为左右为难，又怕红军分裂，他居然在最后下了两边都不得罪的决定：“各打五十大板”。结果是，朱德被给了一个“书面警告”，毛泽东则被记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

陈毅

在选前卫书记过程中，本是书记的毛泽东被重新投票，投票结果是：陈毅和毛泽东票数一样。毛泽东坚持不参加投票，他认为自己作为当事人不适合投票，可陈毅却照规矩投票了：他投给了自己。

就这样，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陈毅以一票之差，成了新的前委书记。我们隔着近百年的时光回看那一幕，都能感觉到现场气氛的尴尬。

陈毅没有错，可这一票对于毛泽东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打击。他虽然没有当场翻脸，但第二天，他就对来汇报工作的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淡淡说了一句：“现在闽西大局基本已经定，我还是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做些调查研究吧。”

很明显，毛泽东心里有气，且这个气还没处撒，因为好像谁都没错。

毛泽东与贺子珍、谭震林等奔赴蛟洋，这一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的背后是刚刚闹得不愉快的红四军，而前方是还不知情的闽西苏区。

毛泽东一到蛟洋就马上投入了新的工作，他指挥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坐得满满当当又闷热，可大家伙的期待却不小。

毛泽东向来单刀直入，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的根据地能不能巩固？”下面几乎是条件反射地齐声回答：“能！”可当毛泽东紧接着追问“那我们有哪些有利条件”时，大家面面相觑，半天接不上话。

毛泽东并不着急，他伸出手指，一条一条给大家数：

“第一，我们苏区有八十万群众，而且都已经发动起来了，这是厚实的群众基础。”“第二，闽西各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群关系不错，老百姓信得过我们。”“第三，各县的武装逐步建立起来了，民团也好，赤卫队也好，这些都是根据地的骨头。”

毛泽东的话，如同一束巨大的光，将会场上每个人的心都照亮了。事后有人回忆说：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跟着毛泽东走，有数’。

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不仅从大面上分析了形势，还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主要围绕依靠群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这次大会，给所有人光亮同时，还拨开了各种迷雾。他讲完后，掌声响了很久。

闽西那段时间，毛泽东没有闲下来过，他不停地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看土地、问佃租。他的笔记后来成了中国农村革命问题分析的重要基础。可他心里的阴影并没有因为忙碌而散去，那无法疏解的情绪终于让他染上了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患上了疟疾的人，会时而发烧、时而发冷，牙关打颤到说不出话。疟疾不算绝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对绝大多数底层百姓、山区根据地而言，约等于绝症。

毛泽东与病魔抗争之际，新的前委书记陈毅和军长朱德，仍在指挥打仗，他们在敌人的“会剿”中艰难地活着。

7月29日，即毛泽东抵达蛟洋约20天之际，陈毅带着前委成员千里迢迢赶到蛟洋，开紧急会议，议题是：敌人已经发动闽粤赣三省“会剿”，李文彬部进占长汀河田，张贞部占了龙岩适中，红四军得赶紧商量对策。

已被疟疾缠上的毛泽东，不得不裹着被子、捂着额头，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强撑着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敌人很强大，四军还弱小，不可打没有把握的仗”，陈毅听了不认同，说“不能老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四军现在力量不弱了，应该多打硬仗，多占一些地方，扩大影响。”

话一出口，所有人就都愣住了，这是又回到了两套不同思路上了。

陈毅借着机会让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而且，我不主张打广东，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

被拒绝后的陈毅终于说了肺腑之言，他道：“我实在没有想到，七大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一团糟。我准备亲自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如实汇报四军的情况，寻求解决办法。”毛泽东点点头，只说了四个字：“我赞成你。”

之后，陈毅真的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他此去，依靠的是胞兄陈孟熙的帮助，从江西绕到厦门，再经香港转往上海。

陈毅奔赴上海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他在抵达牛牯扑后，很突然地倒下了，高烧经常让他陷入昏迷中。毛泽东的生命危在旦夕，用后来人的话说：这一年，彭湃（与毛泽东并称‘农运大王’）牺牲，毛泽东落难，是中国革命的大不幸。

好在，落难的毛泽东命里有救星。头一个救星是山民陈添裕，第二个是医生吴修山，第三个是交通员。

先说牛牯扑的山民陈添裕，他是贫苦客家农民出身，他受表弟、当地革命干部陈兆祥影响，很早就接触农会革命思想。他深知红军是为贫苦农民谋出路，对红军极为拥护。后来参加了农协，永定暴动后加入赤卫队，因是本地赤卫队员，他熟悉金丰大山每一条山径小路。

毛泽东病重之际，他腾出自家土楼房间照顾，拿出省下来的鸡蛋给重病的毛泽东补养身体。

后来，牛牯扑村得到消息：白军要上山搜‘湖南来的大领导’。病床上的毛泽东烧得走不了路，陈添裕急得团团转，情急之下，他来不及多想，弯腰把他背起来，光着脚，沿着自己闭眼都认得的山路跑了十多里，脚板被石头硌得血肉模糊。

陈添裕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一旦被撞见，他当场就会没命。他并不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主义、什么路线，他只知道床上那个人不能落到白军手里。

毛泽东的第二个救星是中医吴修山，毛泽东在金丰大山牛牯扑脱险之后，病情持续危重，浑身浮肿，高烧反复。他用中药调理，缓解高热、水肿等恶性疟症状。

疟疾当然只能靠重要缓解，要根治还需要进口特效药奎宁，苏区很难弄到。关键时刻，第三个救星登场，他们就是交通员们（不知名）。

交通员将上海党中央在租界药房购买的奎宁，走秘密地下交通线，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一站一站辗转护送，送到了毛泽东的住所。

拿到奎宁后，吴修山配合使用奎宁，中药固本 + 特效药杀灭疟原虫。经过二十多天综合治疗，毛泽东的恶性疟疾逐步痊愈。重阳时节，病体初愈，写下《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被救治期间，朱德的情况很不好，根据七大通过的方案，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于8月2日向闽中进发。本意是开辟新局面，扩大影响，结果却处处碰壁。

这主要与闽中一带群众基础薄弱有关，当地百姓对红军不熟悉，有的害怕，有的观望，动员工作很难做。部队缺粮、缺人、缺依靠，时不时还被敌人围追堵截。

形势越来越不利，朱德便琢磨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想换一条出路。

仍旧没有完全痊愈的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可见他非常紧张。因身体还非常弱，他讲两句话就得歇一歇，可他仍旧咬牙提笔，写了一封信给前委，其中关键句如下：“过了乌龙江，则敌人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

毛泽东明确反对渡江，且把具体的原因也明说了。朱德听进去了，他深思熟虑后，掉头回师闽西。后世史学家认为：如果朱德不听劝，贸然渡江，他们极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

9月21日，朱德率领的第二、第三纵队终于和留守闽西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会师，一鼓作气拿下了上杭县城。敌人的“三省会剿”，在这一进一退、一来一回间，被化解掉了最凶险的一环。

朱德

然而凶险只是化解了最大的一环，如果不解决人心的问题，凶险将接连不断。朱德清楚地看到局面已经不可控了，每次开会还越开越迷惑。是啊，没了那个大面上做考量的人，加上形势如此严峻，大家怎会不迷茫？

急了的朱德决定为稳军心在上杭召开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他希望这次大会，大家能把话摊开讲一讲。开大会当然得请毛泽东出山，朱德派人火速赶往了永定。

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刚刚缓过来，但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他对七大那一套仍旧有疙瘩，自然也就拒绝了参会。

朱德得知毛泽东不肯来，立马着急上火了，他心里其实是信服毛泽东的。他非常清楚：这个喜欢读书的湖南人，在识势、看大局上，是任何人无可替代。

有毛泽东，等于有主心骨，没有毛泽东，他朱德便没了主心骨。会还是得开，只是，这会开得有点乱，会上，有人发泄不满，有人话里有话，还有人站队表态，还有人跟着起哄……罗荣桓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说到了最关键的问题：毛泽东该不该回来主持工作？

这个问题一出来，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是多数，朱德坐那儿听着，他心里的压抑和委屈被一点点拨开。他也上了主席台，说了那句著名、被后世不断引用的话，他说：我们是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就过不了冬了，必须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

朱德

这话让所有人的心都紧了起来，他们都清楚：这不是提高的话，而是基于对革命现实臣服而有的结论，如真理一般。

掌声响起，很长很响，在这一刻，人心终于又齐了。而会场一角，一小撮反对毛泽东的人脸色越来越难看。

在这样的热烈气氛下，新调来的第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站起来，自告奋勇走上台，当场提议起草一封《敦请书》，正式邀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张恨秋提起笔“刷刷”地写，所有人都屏息凝视，屋子里安静得只有笔在纸上摩挲的声音。写完后，张恨秋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内容无非是肯定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重大作用，承认前段时间处理问题的偏差，请他为革命继续回来领导。

他读完后，底下是一片叫好声。朱德亲手将信郑重地装进信封，交给交通员，叮嘱他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毛泽东手里。与这封《敦请书》一起被装进信封的，还有一份警告处分，大意是：‘如果不参加八大，就按党纪处分’。

收到警告处分、《敦请书》后，毛泽东决定坐着担架前来开会了。一路上山路窄、石头多，抬担架的人一步一喘，毛泽东在担架上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清醒时，他便问沿途土地情况，顺口聊起哪村里贫农多、哪村里土豪恶霸多，还叮嘱身边人，哪怕是行军路上，也要争取群众。

毛泽东赶到时，会已经开完了，毛泽东于是坐着担架回到永定继续休养。

此时，陈毅还在上海。八大开完后，红四军按照原计划出击广东东江，攻打梅县，战斗受挫、部队减员严重，全军上下更真切感受到：部队缺少毛泽东的政治领导，问题很多。

10 月 22 日，陈毅携带《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梅县松源），见到朱德，在前委会上全文传达中央指示：“明确要维护朱毛领导，毛泽东应当仍担任前委书记。”

朱德完全拥护中央来信，会后，朱德、陈毅一起写信，派人把《九月来信》连同亲笔信，送到正在养病的毛泽东手中，请他返回红四军。

11月26日，基本痊愈的毛泽东抵达长沙，朱毛陈三人正式会合。三个人各自做自我批评，解开七大以来的矛盾隔阂：朱德反思部队极端民主化的问题；陈毅坦诚检讨自己；毛泽东也坦言自己当时身体差、情绪不好，写过一些伤感情的文字。

至此，朱毛重新团结在一起。

世人讲到“朱毛之争”，喜欢论输赢，总试图标注两人具体路线的对错。然而，若把格局放大，我们将发现：这场“争”，没有输赢、对错，而只有成长。

没有人能不犯错，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犯错与否不是关键，关键是对待错误的方式。一个组织真正的成熟，不在于永远不犯错，而在于有人肯在众目睽睽之下说‘我离不开他’——并且立刻写书去把人请回来。

朱德的低头，是中国革命最了不起的一刻：承认依赖，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清醒。

三个月后，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那次会议定下的原则人所共知；但古田的种子，是上杭那声“过不了冬”亲手埋下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而所谓“朱毛红军”，从1929年起，也不再是两个人的并列，而是一个拆开就过不了冬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