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时轮回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中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中的杰出贡献

宋时轮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10周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趁此机会，我想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的杰出贡献，作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对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乃至人类进步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邓小平同志曾中肯地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贡献，只是在他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实践中的一个侧面和片断，然而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却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当时，中国革命与革命战争正遭受严重损失，处于极其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团结党中央的多数同志，纠正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领导工农红军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中国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5次“围剿”。当时，中央苏区有主力红军4个军团，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10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前几次“围剿”基本相当;苏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苏区军民已经有多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很高。

“围剿”军数量虽多，但内部派系多、矛盾深，难以协同作战，他们采取的“堡垒主义”的新战法，也不是无法可破。.只要我们继续采取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第5次“围剿”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战争指导上的错误，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开脚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当“福建事变”发生之时，毛泽东同志曾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进攻苏区的敌军回援。这样既可打破敌人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就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次重要战机。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到1934年秋10个月的时间中，尽管红军和苏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反“围剿”作战仍然接连失利，苏区缩小，物资和人力逐渐枯竭，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极少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曾提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发动进攻，调动进攻苏区的敌人至湖南的运动中而各个消灭之。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一既无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无一点民主作风，拒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既不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又不在党内、军内进行深人的动员，甚至连党的高级干部都不了解党中央意图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仓促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消极退却。从此，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艰难的长征。

长征初期，党中央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命令部队携带大批瑙重物资，包括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等坛坛罐罐，向湘西转移。这种大搬家式的退却，行动缓慢，经常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红军主力变成了掩护队，被动挨打，处境险恶。

毛泽东同志受“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排斥与打击，这时虽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随军长征，·但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决策，在红军中也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尽管这样，毛泽东同志仍然时刻关心着红军的行动，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安危。

1934年11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进入湘南时，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湘军和蒋系薛岳、周浑元部共1个师77个团组成5路“追剿”军，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同时电令粤军4个师、桂军5个师、黔军一部在湘粤、湘桂、湘黔边“堵剿”。各路敌军虽有5师之众，但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粤军、桂军只在广东、广西两省边境防堵，并不主动进攻红军。从宜章到湘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我们党的工作有相当基础，敌人堡垒工事尚未形成。兵力比较薄弱，便于我军机动作战。当时，毛泽东同志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际，杀一个回马枪，集中红军的主力，寻歼敌人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开展新的局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如被采纳，红军就可能由退却转人反攻，战局将会出现重大变化，有可能在湘南或湘中建立新苏区，并配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军民打破敌人的“围剿”;即使不能建立新苏区，打一个胜仗，对于继续实行战略退却也非常有利.但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竟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他们看来，退却就是退却，退却就不能“杀回马枪”，这样就把退却变成了逃跑。他们主观设想，要到湘西放下行李以后再作打算，以致失去了在湘南歼敌和转变战局的良机。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袭占道县以后继续西进。敌人迅速调集部队沿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5昼夜，于12月1日保卫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此时，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12月5日，红军沿着西延、龙胜山区继续西进，11月主力进占通道城。

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将北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为阻止红军会师，聚歼中央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遂命令何键将5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其主力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修筑工事，张网以待。党中央的领导人不顾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时，经过长途行军、打战，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的中央红军，将被迫同预有准备的优势敌人决战。如果这样，中央红军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北出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是北去湘西还是转兵西进贵州?中央红军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从而放弃了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原定计划。

长征以来，毛泽东同志常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行军，他们经常谈到党和红军的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同志的赞同，后来又取得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同时，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重大损失，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这就为尔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奠定了实质性的基础。

黎平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路向西挺进，强渡乌江，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博古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5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了第5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评了第5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他们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赞成。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同志以往指挥红军作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的突围行动，“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不久，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但仍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

遵义会议主要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于是，就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这在党和红军的发展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夺取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形势。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敌军各一部，共100多个团的兵力，向遵义地区进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放弃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苏仄的原定计划，北渡长江，进至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建立苏区，在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的配合下转人反攻，以打破敌人“围剿”，争取解放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留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这是一个把战略退却作为转人战略反攻的必要步骤，把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积极作战方针。

1月1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分3路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4日攻占土城，2日在土城东北之青岗坡地区重创川军郭勋棋部，2日从猿猴、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进至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准备从沪州上游北渡长江。

中央红军进至川南后，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川军为阻止红军渡江，以12个旅的兵力向我军进行追击和截击，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薛岳兵团和黔军主力亦从贵州分路向川南猛追;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西进。我军渡江北上已不可能。敌变我变。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指挥中央红军转兵向南，集结扎西，休整待机，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

各路敌军扑向川南，黔北地区兵力空虚。毛泽东同志抓住敌人的这一弱点，指挥红军由扎西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21日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进攻。我军回师黔北，出敌意外，打了蒋介石一个闷棍，胜利地进行了遵义战役。5天时间，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坐镇重庆，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的新的围攻。毛泽东等同志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在遵义以西的白腊坎、长干山地区寻机歼敌。这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一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于是采取东西防堵，南北对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3月15日，中央红军集中主力进攻鲁班场周浑元纵队未果，遂转兵西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认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前堵后追，一齐压向川南，企图聚歼我军十古蔺地区。我军为了迷惑敌人，以I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从敌人间隙中四渡赤水河，折回黔北。接着南渡乌江，逼近贵阳，把敌人甩在乌江以北地区。

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兵临城下，蒋介石慌了手脚，一面命令各路“追剿”军急速增援贵阳，一面预备轿子、控制飞机场，准备逃跑。正当各路敌军向贵阳地区猛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指挥中央红军急转南下，绕过贵阳，向西挺进，渡过北盘江，乘虚进入云南，把敌人主力抛在6天行程之外，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战争的胜负，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智力的竞赛。人们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限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应该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作舞台，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处于优势敌人的围堵之中，形势非常严重。毛泽东同志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战争的指导艺术，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在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中，战役、战斗则t-要实行进攻;采取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在广阔的战场上，实施高度机动的运动战，以及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调动和打击敌人，从被动中夺取了主动，终于打破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于川滇边区的计划，为我军进军川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得意之笔”，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坚决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川西北的憋功地区同红4方面军会师，这是红军长征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战略方向，以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日本人侵华北而引起的新形势和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这是一个有利于党和红军战略发展的积极进取的方针。张国煮不同意这一方针，他提出了红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或者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下旬在惫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会后不久却又反对这个方针。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并且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挑拨1, 4方面军的关系，甚.至策动他的支持者向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当时，红1方面军经过半年的长途征战，人数已不满3万，而红4方面军人数超过8万。正确处理张国焘问题，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是关系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胜败的一件大事。在同张国A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采取了“特殊的和忍耐的方针”。只要张国焘赞同和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本着这个思想，党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随后又增补红4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为中共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两人进人政治局。

8月上旬，张国焘离开毛儿盖回到卓克基后，又动摇了，不愿北上，主张红军主力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l宁夏发展。8月15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煮指出:“目前应全力向北”，“1、4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8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作了关于行动方针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迅速出至甘南挑河右岸，尔后向东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其重要意义，并强调指出:这一方针，“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峨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还指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8月下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张国焘率左路军先头纵队到达阿坝。9月1日，毛泽东同志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联名致电张国1.41，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要求张国焘即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然后“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些正确的意见，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9月3日，他提出“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的南下主张，完全推翻了党中央数次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9月5日，他又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一。在此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致电张国焘，详述南下不利，劝其率部北上。张国焘仗恃人多枪多，不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劝导，一意孤行，竟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识破了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机智地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10日凌晨率红1方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竟擅自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仍然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做到以诚相待，仁至义尽。当时，有些同志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要看到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除了他的党籍以后就不好见面了，要给张国焘发电报叫他北上，要采取各种方式做工作，我想他会来的。这为后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树立了良好榜样。

1935年1(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结束了历时1年的伟大长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立即纠正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被捕的同志，增强了内部团结，稳定了陕甘苏区。11月21日至24日，毛泽东同志指挥红1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3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建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陕甘苏区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当时还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红军给养困难，兵员来源有限，而且苏区周围敌情严重。为着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以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并于1936年Z月.亲率红1方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逐步高涨。5月至S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领导红1方面军胜利地进行了西征战役，解放了陕甘宁边广大地区。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中国西北部抗日前线出现的大好形势，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迎，接新的伟大斗争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失败，被迫率部向川康边转移，4月攻占西康的甘孜地区。这时，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的红2、红6军团已北渡金沙江，正分路向甘孜地区前进。6月初，粤、桂两省地方势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两广事件”爆发，国民党军嫡系胡宗南部由陕甘地区调往湖南。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6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等负责同志，指示红2、红6军团同红4方面军会合后应迅速北上进到甘南地区。7月初，红2、红6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红4方面军会师。接着，两军共同北上，8月上旬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党中央对红2、红4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指示红1方面军发展西征战役的胜利，积极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行动。8月5日，红4方面军攻占腊子口，继占哈达铺，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道路。9月初，红2、红4方面军全部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等8座县城和附近广大地区，取得了同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制定了3个方面军会师甘北协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并对3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红4方面军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在我手中。张国焘认为在西兰大道一带与敌作战不利，不愿北进同党中央及红1方面军会合。9月21日，张国焘推翻了中共西北局眠县会议的决定，乃命令红4方面军在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向青海和甘肃西部发展。9月24日，部队向西开进。9月2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连电张国焘，恳切地指出:我1, 4方面军合则力厚，必能完成战略任务，分则力薄，有不能达成任务之危险;1,4方面军合力北进，则2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1, 4方面军分开，2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3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不利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督促张国焘“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劝导、督促下，经过朱德等同志的斗争，红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又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和红I方面军会合，加之西渡黄河遇到困难，张国焘才决定回兵“东出会宁，会合I方面军”。9月30日，红4方面军从岷县、漳县等地继续北进。10月9日，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至会宁县，同红1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2方面军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后，在隆德县将台堡地区同红1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终于实现，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妥善处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成果。

长征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壮举，已经载入光荣的史册。长征的胜利，充分证明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在回顾长征这段曲折历史时，我们要认真学习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坚定的崇高思想，认真学习红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认真学习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艰苦朴素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长征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唯一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思想。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战略方针的制定，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他把辩证法应用到军事问题上，确实是战无不胜。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领导中央红军所进行的军事、政治斗争实践，展示了一部生动的辩证法。因此，我们要永远牢记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长征胜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原载1986年9月8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