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天京，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湘军把火药填进太平门一带的城墙根下，城墙塌了一大段，城破了。

从天京定都到城破，太平天国在这座城里待了11年。这座城被围了两年多，粮道早就断了，城破前一个多月，洪秀全病死。

城破后的第七天，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城里走了一圈，回到住处写下当天的日记：

“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整段话里最该看清的，是中间那一句：四十岁以下的妇女，一个都没有了。这样的界线，战场上砍不出来，律条能划出来。

写下这段话的人，是湘军自己的人

赵烈文是江苏阳湖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幕僚。他不带兵，做的是看营务、办文案的差事，在曾家兄弟身边待了很多年。

1864年湘军攻天京，他随军进城，此后把见闻逐日记进《能静居日记》。城破后那一周的日记，记的就是街面上的样子。

这部日记一共五十多卷，记了几十年，天京这一段只是其中的一页。这份日记流传很广，后世研究湘军破城，绕不开它。

台湾学者郭廷以写《近代中国史纲》，讲这一段，引的就是赵烈文的记录。他引完还写了一句：照赵烈文看到的算下来，城里死者约二三十万。

同一年，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报是另一套说法：“分段搜杀，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把这份奏报和城破时的城中人数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出来了。

城破之前，李秀成几次求洪秀全放城中百姓出城找吃的，没被答应，他自己前后放出十几万人。《李秀成自述》里记着，湘军进城时城中“不过三万人”，其中太平军一万多人。

三天之内被杀“十余万”，而城里原本只剩3万人，这份奏报对不上城里的人头。

城池拿下来之后，曾国藩还给朝廷上过一道折子。折子里说，这些年中外都传洪秀全有钱，可“克复老巢，而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全无财货，实出意外”，话说得轻巧，城烧成那个样子，不是一句“意外”能带过去的。

四十岁这道线，写在清朝的律条里

这里有个很多人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卡在四十岁这条线上？答案在《大清律例》里，翻开谋反大逆那一条就明白了。

谋反大逆是律例里的头等重罪，条文规定，正犯处死之外，还要缘坐家属。这一条从明代律例沿下来，清代修律时基本照录，动的地方不多。

女眷怎么处置，条文写得很直白：“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换成大白话，男丁成年的一并处死，未成年的和女眷一起入官为奴，落到执行上，这些女眷常被发往边疆，给驻防兵丁使役。

缘坐家属这条规矩，历朝都有，清朝照旧沿用，不是哪个人临时想出来的。它办的是身份，这个人有没有上过阵、有没有拿过刀，都不在考虑之列。

太平天国被朝廷定的罪名是谋逆，这是一条能把整族人都牵进去的律。城破那天，湘军把女性按年龄分档处理，办的就是这条律，按年龄分档处理的也不只是女营里的人，城里的普通民女一样照这个法子办。

把这一层摆出来，街头那一幕的性质就变了，它从兵勇失控变成按制度办事。

再往上还有一层：这套做法，上面早就交代过。1861年攻安庆，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信：“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信写于1861年6月25日，离天京城破还有三年。

她们上过城头，也守着营里的规矩

这批女性原本是什么人，得从太平天国自己的编制说起。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起，会众大多举家入营，男女分开编队，家产交公。

按这个编制，一家人里男的进男营，女的进女营，夫妻不能同住，孩子跟着母亲。定都天京以后，城里的民女照军事编制，每25人编成一馆。

她们干的是削竹签、挖壕沟、抬瓦、运粮、割麦、搓麻绳、劈柴这些活，没有工钱，只发口粮。这套办法一直行到1855年，太平天国恢复家庭制度，女营才算撤销，但在新占的地方，女馆照旧还要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夏春涛在《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上，把这段制度梳理得很清楚。

清方的情报汇编《贼情汇纂》里记着另一面：天京女营分四十军，女兵十万上下。这个数出自清方自己的汇总，未必一分不差，但女营是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这点没有疑问。

里面广西来的妇女能上阵，“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张德坚是清方派进太平军里探消息的人，他的记录是写给清军看的，夸女兵能打，不是替她们说好话。

也就是说，这批人里有一部分真的拿过刀、上过城头。同一批材料里还记着：定都之后，天王和各王府里妻妾成群，起兵时那句“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到这时候已经不作数了。

所以这些女性被处置了两回，头一回是编进女营，成了制度里的一环，第二回是城破那天，从一套制度手里，交到了另一套制度手里。

三十年后，南京的老人还在讲这件事

1895年，谭嗣同到了南京，这时离城破已经三十一年，他把听来的话记进了《北游访学记》。

“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说这些话的是南京本地的老人，隔了三十年还记着。

城本身也没缓过来，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看到的是“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著手……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

人口上，太平天国定都那些年，这座城号称有近百万人，城破之后元气一直没回来。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离他被杀还有三年。一个湖南人，把这段让湖南同乡脸上无光的话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南京街头这口气，压了三十年没散。

太平军里的这批女性，有跟着起义队伍一路走来的，也有在战事里被裹进来的，成分并不整齐，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

她们中的一部分上过城头、拿过刀，也都在营里挑过砖、挖过沟，城破之后，四十岁以下的一个不剩。

能留给后人的，只有赵烈文日记里的“一人俱无”，律条里“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和谭嗣同从南京街头带回的那几句父老之言。

史书上的名字是留给写字的人的，后人在史料里翻来翻去，连该叫她们什么都找不到。

这段往事最让人堵得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都没了，名字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