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道歉

    得到钱老去世消息的那一刹那，我为我们国家少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感到惋惜。但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却是一篇关于他要“道歉“的文章---《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吴晓波所写。先撇开钱学森的伟大与他的这个“道歉” 是否有关不谈，只谈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一个对社会如此重要的人（他的言论能影响中国的决策层）做错了事，是否该道歉？

    文章大意是：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仅四天时间小麦从亩产2105斤蹿升至3530斤。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其在文章中详尽而“ 科学地”论证说，稻麦亩产量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另外又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亩产量应该是3.9万斤了。

    在今天的我看来是多么荒谬的论断啊。闲话少说，进入正题，这些文章对当时大半出生农村的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的新中国的领导人该有多大的震动啊，亩产有这多？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但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已经详尽地科学地的论证了，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

    当然不能将历史责任全部归咎于钱老，这样不公平不客观，但是对于这样的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道歉。因为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文章也指出，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因为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当然他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近来也读到一片关于“道歉“的文章，说是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陛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对女王陛下道歉，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向全英国人道歉。从道歉的形式、对象及时机上看，这个道歉不是对女王年初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一句不经意的责问“为什么当初就一个注意到呢？”的简单回应，不属于简单的“旧事重提”，而是郑重其事的道歉，是一次学界的集体反省。那我就在想啊，我们国家从房价、油价到股价，经常看到某些人，某些经济学家言之谆谆的结论，但还从来没有见到哪个经济学家向公众道过歉，或许他们的判断从来没有失误过？搞的我现在看到什么什么专家说之类的话，就赶快跳过去。听到这样的话，也让别人尽量打住，不用往下说了，我不想听。

    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说过：“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里，有一种东西是你必须付出的，而且需要勇气和真诚才能实现，它就是道歉。”有时我们真需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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