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发展运动“成住坏灭”的历史全过程

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中华文化的成、住、坏、灭，不仅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兴衰历史，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东方其他民族的兴衰历史。中华民族不屹立起来，东方文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屹立起来。揭示中华文化的成、住、坏、灭的兴衰内因，对于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意义非凡。

一、成型期：中华经学奠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础

道家和儒家是中华文化的正宗，释家即佛家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也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印度就消失了。易经从另一个方面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如果说释、道、儒是从人文精神上成为中华文化的内涵，那么易经则是从事物运动方面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

易经本身反映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共性规律，但是中国古人将其分裂了，分为数术派和义理派。数术派侧重反映物质运动规律，义理派侧重反映精神运动规律。易经与太极的差别在于，易经讲的是阴阳变易，太极讲的是阴阳旋机，两者有本质差异。易经的数术观是中国古人在生活追求中自然产生的，主要运用在运筹、预测和算命上，而易经的义理观则主要产生于孔子为易经写的《易传》。孔子在五十岁“知天命”的时候，领略到了易经的精神，他的思想最终在易经上成熟和成型，并为后世的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释、道、儒三大学和易学为什么被称为“经”呢？这个“经”字，从浅层次上说，就是要经常地读，不停地学，是“经常”的意思。从深层次上看，凡是经书，文字都不多，但是内涵极其深刻。经常读经书，才能从其中的字句中得到“点化”，才能集中心智、触动心智、释开心智，激活思维，扩大思维空间。经学的传教讲究的是“点化”，而不是“论述”。那么，经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呢？这与太极结构有关。

太极是一个动机，即是一个运动机制，她的结构与事物的结构有关。我们都知道，物质是由微小物粒逐层逐层构建成越来越大的物质的，就是巨大的星球，也是由微小物粒逐层构成的。所有的物质都以太极旋机运动，例如我们看到电子在旋动，星球在旋动，天体也在旋动......从电子、星球到天体，这种旋动是分层次的。一个星球自身在旋动，而它的内部有无数的电子在不同的层次中旋动，这就是说，星球自身以太极旋机自动，而它的内部又有无数的小太极旋机在不同层次中旋动。这个结构非常深刻，他决定了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理也是分层次的，即一个理的内部有无数的不同层次的小理。

我们常说，在许多领域，有许多理是相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些理都是反映太极旋机的，而太极旋机只有一个形式，所以这些理都是相通的。经书根源于太极，最接近太极，是指导人类的理的最高层次，所以经书涵盖了往下的许多许多的理，这些理都与经书一样，反映的都是太极旋机。因此，经书的理与往下的许多许多的理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经书的理反映了许多许多事物的理的共性，所以，你能深入到经书的思维中，你能看到经书的理，你就能看到许多许多事物的理的共性，你的心智就能洞开，你的思维就能活跃，你的思维空间就能广大而且深刻。

经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石，是太极存在的证明，因为经书之理源于太极。

二、住留期：中华理学展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如果说中华经学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基础，那么中华理学则是展示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恢宏内涵。

中华经学是中华文化的前台理论的极顶，太极在后台不显山不露水。中华理学则是对中华经学的诠释和展示。在诠释和展示中，前期以庄子为代表，尚能遵守经旨，围绕“玄”字和“易”字诠释和展示，到了后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去掉“玄”和“易”，专注于义理含义和其中的名词概念的论述。在思维方式上，由“点化”变成了“论述”，由“悟道”变成了“学问”。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决定了中华理学与中华经学的巨大差异，一句话：得其宽，失其深。从理的层次上说，是向下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太极结构就清楚了。

太极结构是大的太极旋机中含有无数的层层迭迭的小的太极旋机，那么她所形成的理也有相应的形式。太极只有一个旋理和玄义，旋理是指她的旋机，玄义是指她在旋机中的“相拥”特性（详见“太极原理与阴阳真义”一文）。而经学在玄义上分成了释、道、儒三大家，人们常说“释、道、儒是相通的”，其实三大经的玄义同出于太极的“相拥”特性。到了理学，出现了许多的名家，各自都有一整套的学说观点。无论他们的观点怎样地庞杂宏大，都离不开释、道、儒三大经家，出不了他们的思想范围。如果能走得出他们的思想范围，那就一定会有第四个、第五个经家，可是没有。

那么，理学家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把经学往下的许许多多的理都触及到了，全都展示出来，丰润了、推广了、形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表现。历史上，理学家们对于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思想创造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中华理学确实也为中华文化后来出现的败坏和寂灭留下了隐患。在论述这一点之前，必须说清楚，理学的这一缺陷不是哪一个理学家造成的，他根源于经学对太极理解的不完善。

中华理学丢掉了经学的“玄”和“易”，把经学中与太极的这一维系完全断掉了，这就使中华文化失去了太极的动力、含义与制约，使人心失去了文化中的精神正义。没有文化中的精神正义，人心就会被物质的强大引力所吞噬。在文化的败坏期，社会从上层到下层，无不为了物质财富而争斗不休。

从理上说，中华理学在丢掉了经学的“玄”和“易”后，建立起了一整套注疏、诠释的方法，打压数术，推崇义理，在概念和定义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理学规范了名词概念，忽视了运动机制，使人在理论概念上纠缠不清，最后几乎都统一到朱熹门下了。焦延寿虽然从数术上继承易理，但也是偏其玄义，而弱其玄机。从整体上说，这样的思维方式，都注重在文字概念上，注重在经学的文字含义上，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提出了大量的观点，意在把自己理解的东西讲给众人，让众人理解自己所提出的观点，相信自己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与经学思维相去甚远。

经学上的交流，话语不多，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沟通，行为上会非常默契。所以，在经学的交流上，最讲究思想层次，思想层次相近的人，话语不多就可以沟通，思想层次太悬殊，说得再多，心灵上也是沟通不了的，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这个意思。想从理上去沟通心灵是很难的，总会有认识上的差异而争论不休。历史上，推出经的人是不会与人争辩的，老子说：“辩者不善，善者不辩”，“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他确实是这样做的。释迦牟尼和孔子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许多人学经书，是去论理了，没有去探索她的玄机，所以会出现争论不休的现象。

玄机就表现在每个人周围的事物中，学经者看不到时，需要传经者随时指点出来，叫做“点化”，学经者往往会“恍然大悟”，以此而提高认识能力。事物运动分繁复杂，而且多变，这不是理论上能“一语定乾坤”的，也不是概念上都能定义得了的。“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指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中，你可以随时指出来，说出来，但不能当做定论，因为它还在变化着。这是典型的经学上的认识方法，要把自己置身于旋机中去感受和把握它的变化规律，对它的认识才会深刻，如果认识上只停留在某一时刻得出的结论，那只能是暂时的正确，当旋机旋过去以后，它又变了，那个结论也不正确了。所以，把握玄机才是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方法。

理学思维与经学思维相差甚远，也失去了经学思维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