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禹羌文化学的建立与拓展

摘 要：禹羌文化学，就是探讨“禹―羌”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十分重大，例如，禹羌文化与华夏族的形成，与“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国家体制等等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建立禹羌文化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对它的建立、研究与拓展，必将对今天的社会发生有益的作用。

关键词：禹羌文化学；建立与拓展；有益的作用

一、何为禹羌文化学？

所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前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同时，人们也在每时每刻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我们的进步，便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结果。

所谓文化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学科。它是一门关于探讨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文化学通过研究对象的本身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

所谓禹羌文化学，就是探讨“禹―羌”文化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文化本质的科学。

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不能不首先研究禹羌文化学。按照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认识，羌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而出自羌族的大禹，是从传说到历史的第一个伟大人物。

在中国现今的少数民族中，羌族很有名，原因之一是唐初著名诗人王之涣写过一首千古绝唱《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首《凉州词》把羌族传得名满天下。

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二是：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它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炎帝即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姓，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而其余的多数羌人，依然过着畜牧生活。羌人主要活动范围在当时华夏的西方。因为羌人从事畜牧，尤以养羊为主，所以在汉字初创时，造了个象形字，“从人，从羊，羊亦声”，“西戎牧羊人也”。[1] “戎”是当时中原人对西方诸民族的通称，“羌”也是对当时西方一部分以牧业为主的民族之泛称。

羌族很有名的原因之三是：羌族出了个了不起的“禹”。

禹在历史上被敬称为大禹。他所处的时代是洪灾水患，这对他是严峻的考验。禹总结前人经验教训，采疏导治水方针，终于完成排洪除患的艰巨任务。禹在治水实践中，因顺自然地势，导江导山，分杀水势，分疏洪流，终于根治洪水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中国从此进入文明社会。

《史记》说“禹兴于西羌”。[2] 这一记载是华、戎和欢的体现，其纽带来自相互联姻。姬、姜族群迭世婚媾，促进各族走向融合，使传承炎、黄的华夏族顺利形成。禹入主大统所行政策，关注民众生计，因地制宜，发展生产，使华夏大地重展新颜，民众走向康乐，继而兴学倡教，开我国学校教育之初曙。总之，禹、羌合流所形成的文化，确已造福万民，光照千秋。

“禹兴于西羌”之说在华夏自古流传，证明夏朝的建立与羌人关系密切。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地处汉、藏之间的羌人也确实崇拜大禹，将他视之为治水救难、护佑羌民的“先祖”，由此形成了颇有“在地性”特色的叙事及符号系统，并且体现在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说明，大禹与羌族共同构成的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禹羌文化学，正是研究“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并使之对今天的社会发生有益的作用。

二、建立禹羌文化学的必要性

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建立禹羌文化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

1.禹羌文化与华夏族的形成

徐中舒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称谓》一文中极力主张：“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他认为：“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3]他的这一论点是有根据的，

按照《尚书・虞夏书》《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等古籍的记载，夏朝及夏朝之前的中原东部，生活繁衍着支系众多的夷人，诸如居于青州（今泰山以东至海滨）的莱夷，居于徐州的淮夷，居于扬州的卉服岛夷，居于冀州东北靠海的皮服鸟夷。此外还有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等等。

据考证，早在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就带领一支进入农业生产的姜姓羌人，沿着江河逐步向东拓展农耕文化。他们是最早进入中原的羌人农耕者。

在殷商甲骨文中，“姜”“羌”本为一字，“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之姓；“羌”从人，作为族种之名。所以，羌人男子称“羌”，羌人女子称“姜”。而姜与羌，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羊”下面一个是“儿”一个是“女”，也就是“羊”的“儿女”，靠羊生存的“儿女”。可见，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是把羌作为放羊放牛从事畜牧业的以羊为特色的民族来叙述的。

《后汉书・西羌列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史载传说中的炎帝为姜姓，当为远古羌人无疑。晋人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帝是同一祖先。

夏朝国家体制的主要创立者就是古代羌人。虽说《史记・夏本纪》指出：夏禹之父鲧，系黄帝之孙颛顼之子。然而通过《五帝本纪》我们知道，颛顼之父昌意是黄帝之子，“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阳。”《索隐》指出：“若水在蜀。”《水经注》又称曰：“水出旄牛徼外。”所以《史记・六国年表》明确提出：“禹兴于西羌。”《正义》引《帝王纪》也说：“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本西夷人也。” 徐中舒先生研究了有关远古民族史的资料，他在《羌族史・序》中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一个王朝 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4] 这也就是说，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人，是以古代羌人为主体的。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提出：“中国西部地区称夏”；“夏有西义”；“夏又含有雅、正、大等义”；“夏声即雅诗”；“齐、鲁、卫等大国诸侯本从西方迁来，因之东方诸国称东夏；东西通称为诸夏”。[5] 范先生的阐述，其实也反映了兴于西部的羌人，不仅是建立夏朝的夏人的主要成份，同样还是古代华夏的主要源流。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开始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可见黄帝（当时的轩辕）曾是炎帝的得力干将。“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即夏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封于商，赐姓子氏。”“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史记・三代世表》说：“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

以上记载告诉我们，古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构成华夏族的主体民族正是羌族：炎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及夏、商、周、秦的主体民族和缔造者都是西羌民族。所谓“华夏族”之“华”，指的是花或华山，“夏”是民族名，都是西部羌人的名字。足证华夏族源于古羌族，是一部分率先发展起农业并进入中原的羌人，而其余羌族部落则留在原处，依然未告别落后的畜牧业时代，这也正是中原的羌人自称为“夏人”或“华人”而不称为羌人的原因，“夏”和“华”都带有“菁华”（事物最好的一个方面）之意。其后的历史就是新兴的华夏部落联盟将其文化向四面八方推进的过程，各地的文化均被以仰韶文化为母体的龙山文化所取代，这同时也是华夏族向各方位扩展的写照。

留在原地的羌人后来进入南疆和青藏高原，汉代西域的一部分小国即为羌人所建，青藏高原的羌人自成“k人”，一部分形成土蕃人，即今天藏族的祖先，其中一部分吐蕃人南下形成今天的缅甸人，另一部分“k人”直接南下形成白族、彝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这部分羌人的语言形成了藏缅语族。

虽然西北广大地区的各民族都与羌有缘，但现在西北的主体民族中已没有羌族。现在的羌族自称“日玛”“日麦”“尔玛”“尔麦”，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绵阳市的北川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等地区。

华夏族在汉代改称汉族，并逐步发展成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上，虽然屡遭周边民族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的浸入，但却始终顽强地维持、弘扬了自己由禹羌文化而引领所形成的举世无双的民族文化，并且凭借着独步于世的华夏农耕礼仪文化，不仅巩固和维系了汉族汉文化的发展壮大，而且还引领和吸收了周边民族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先民，凭借独步于世的农耕时代就产生了的禹羌文化，兼容周边民族文化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使之源源不绝地融入到历史悠久、深邃博大的华夏和华夏文化之中。这应该是汉族历史经久不衰、人口不断壮大、文化长期昌盛的根本原因。

2.禹羌文化与“大一统”国家观念

禹羌文化蕴涵着强烈的群体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

而这种族群统一，在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取得成功并进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体――夏朝的过程，已经证明了族群统一的必要性。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除了大禹和他率领的早期华夏族人外，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拥有过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族群统一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它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地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夏朝，中国国家理念的初步形成，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却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在这漫长的四千年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分裂时期，而从主要的方面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始终是统一的国家。

按照现在史学界的共识，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但是，其凝聚力的核心仍然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汉族。在尧舜禹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大禹的立国才成为可能。夏商周时期，世袭制的“家天下”得到确立，统一的国家疆域自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已经“分土而治”。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还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虽然是“分封制”，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而“惠此中国，以绥四方”[6] 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 ，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8] 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9] ！在“百家争鸣”中，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和“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周礼》的《职方氏》也讲西周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番）。这一图景并非是夏商周历史的写真，而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假借前人话语对未来“大统一”国家进行的理想设计。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表明上的大分裂却是在实质上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诸侯国的“分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诸侯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古代中国第一个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统一史上的里程碑。秦朝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变贵族制为官僚制，“行同仪、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11] 也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以华夏―汉文化为“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于一”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模式。

汉承秦制，秦朝奠定的中华帝国的统一体制为西汉和东汉所继承并光大。汉朝直接为“大一统”服务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模式也进一步彰化和强化，倡言“大一统”的“公羊学”成为朝野之“显学”，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滥觞，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和中原农业区为元点的“道统”和“君统”合一传袭的“天下”统一观和合法性理论，成为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可违抗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大禹时期形成中国国家理念后，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天下”“大一统”就成为中国先民的普遍认识。秦汉开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以来，“中国”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灵归宿。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一脉相承的中华正统。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存在，在各族人民那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禹羌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中国的专制政权之所以很长期，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对要求可能的反对者进行镇压外，还有一个帮助维护统治的工具，那就是儒家文化。资中筠先生有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孔子是历代专制政权统治中国的工具”[10] 。儒家文化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造的；但是儒家文化的产生，还与建立夏朝的大禹及其禹羌文化有关系。

大禹有民本思想，也主张德治。他治理政事，不仗势倚权，而是依靠德治和法治。在当时，如何使众多的部落能够“宾服于己”，使政事统一，是一件难事。大禹的办法是“我先敬业修德，以身垂范，使其感怀，这样天下的人民就不会违背我的行政措施了。”《史记》里说他“其德不违”。《尚书・大禹谟》里他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美好的品德，表现在善于治理政事上，治理政事重要在于教养民众。《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他的德政，九州共享，不仅光照唐（尧）虞（舜）两代，而且流布到子孙后裔。大禹在以德治国的同时，十分重视辅之以法。他和他的部下，制定了税赋制度和政务制度。据《尚书・大禹谟》记载，皋陶“作士（执法官），明于五刑（五种刑法）”，主张 “刑期于无刑”。可见他们的法治观念是和德治相结合的。所以，《荀子》评论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1]

孔子最为推崇的统治者就是尧、舜、禹，认为他们的境界超过了仁，达到了圣。圣人之所以为圣，主要在于能够对于百姓博施广济，能够关心百姓，给予民众实际利益，这就是圣人对于民众的仁爱。孔子特别推崇大禹的人格精神，他称赞大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12] 意即：对于禹，我真是无话可说了。吃得很差，对于祭祀鬼神却很尽心；穿得很差，对于祭祀时穿的礼服却很讲究；自己住的宫殿不讲究，主要精力用来清理河道。对于禹，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一段话中就两次表示对禹“无间然”，足见在孔子心目中，大禹就是夏文化的象征，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当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孔子的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群雄割据的分裂时期，国家统一后，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禁锢，思想界只能僵化。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汉书・艺文志》将“百家争鸣”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必须承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个学派、哪一种思想是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者。不过，在“百家争鸣”中，不仅是儒家，许多学派都以“禹”为旗帜，褒扬他，将他作为学派思想的来源之一。

以儒墨两大家为显学的先秦诸子，大多对古代有一个夏王朝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这些杰出的文化大家都有着“好古”的习性，通过他们长期孜孜不倦的探寻，夏史和夏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新的展示。由于至今没有发现足以供我们解读的夏代文字，因此先秦诸子对那个时代社会状况的追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们具有抡救文化遗产的性质。如果没有先秦诸子的追记材料，对夏的历史记忆的模糊状态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13] 正是先秦诸子的大力推崇和不断的弘扬光大，尧、舜、禹这些上古圣人后来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偶像式人物。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第一个打出好古、访古、信古大旗的士人。他有一句名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4] 真正的士人是不应该只在居室里盘桓，在家中空发一通议论的。士人应该走出去，去周游列国，去遍观天下。孔子一生“栖栖一代中”，不是为了饭碗，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追迹三代之礼”，除了秦地之外，他几乎跑遍了天下。他的“周游”活动，绝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从“好古”的心态出发，迈出自己的双腿去实地“访古”，以达到“信古”的大目标。大半生的外出寻访，使他坚信三代史不只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存在于一些神话传说中，而且客观地曾经存在于历史范畴中。孔子迷恋于三代史的研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忘乎所以的地步，而其中对夏礼的研究，对夏文化的追寻，无疑是重中之重。

在孔子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商的礼仪文化，周的礼仪文化，其源头都是在夏代。孔子以最大的热情赞美韶乐，盛赞其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乐曲。韶乐即舜乐，经过大禹的点化，后来又从舜乐中脱胎出了夏乐。夏乐与韶乐是一体的。孔子对夏的礼乐文化是非常佩服的。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夏史也有不少研究，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禅让和传子制度的是是非非上。当“舜荐禹”时，“禹让舜子而民不从”，结果是禹继了舜位，这当然是禅让。当“禹荐益”时，“民不从益而从禹子启”，这就是传子制度的发端。有人以为这是“德之衰”的缘故。孟子认为，这与“德衰”根本无关。“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其意是说都是符合王权“天授”道理的。时代变了，传位的方式也应变化。这种说法，显然要比“德衰说”要进步得多。

如果说孔子是从文化和人格的角度来赞誉禹的话，那么墨家则完全是以同道的身份来与夏文化对话的。先秦诸子们大多认同“墨道即禹道”，墨家人也自以为是禹的传人。庄子说过：“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15] 引大禹为同道，这是墨子的真性情，也是先秦诸子的共识。他们把禹的人格精神化进了自我的血液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大禹的。墨者们个个脸色黧黑，身披破旧的黑色衣衫，脚蹬木质的拖鞋，艰难地行进在人生的大道上。他们崇真、尚朴，以吃苦耐劳为荣，以兼爱世人为乐。在墨者身上，人们看到了大禹精神的再现，看到了尚朴的夏代风情。

墨家的核心观念是兼爱，而在他们心目中兼爱的典范就是大禹。墨者写道：“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16] 墨子这里说的兼爱是有夏一族之特色，就是不只是要人们“兼爱天下百姓”，还要“率以尊天事鬼”，把生前的爱人和死后的事鬼结合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入研究夏文化是会有实际的启示作用的。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的视角加以考察，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何以兴衰的缘由了。

墨家提倡勤奋劳作和节用其财，在他们心目中这方面的典范仍然是大禹。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大禹的节俭最集中体现在他死后的节葬上。而大禹节葬的细节，不见于他书，唯见于《墨子》一书的《节葬下》篇中。此篇的描述不无夸大与虚构的成分，而且也难以得到物证；但从大禹一生的行事来推测，《节葬下》说的那些，当在情理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墨子》一书还为后人提供了不少夏史研究资料。例如《甘誓》这篇夏人征战有扈氏时的誓词，它与《尚书》《史记》《墨子》的版本文字是有区别的。在各类相关文献中都有记载的禹铸九鼎，只有《墨子》说是“夏后开（启）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后来“夏后氏失之，殷人得之；殷人失之，周人得之”。[17] 与传统的史料有所差异。《墨子》对大禹治水的路线图描绘得特别详尽，范围也特别宽广，想来不会是空穴来风，定然是有所依据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儒家和墨家大肆宣扬的王位“禅让”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历史上只有“逼上弑君”。他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见解：“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18] 这样说显然有点极端，但也多少揭示了氏族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过程中人臣与君主之间斗争的真实一面。

先秦诸子对夏代历史的追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没有他们的追记和对夏代史料的抢救，那夏王朝的面貌将更模糊不清，史料也会更残缺。夏文化对他们成为思想大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后来所谓“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诸子百家文化的大综合，禹文化、羌文化、夏文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禹羌文化与中国国家体制

中国在“禹”时代进入国家时期，从此便走上了夏至清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君主专制独裁之路，这一以传子世袭和君主专制独裁为特征的统治模式，开始于“禹杀防风氏”“禹传启，家天下”，所以，大禹是君主专制独裁的始作俑者。

大禹治平水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生活的奢华甚至享受成为了可能；而且，军队、监狱等等的出现，使得领袖会陶醉于权力当中。到了这个时候，领袖意味着获取，权力意味着得到，领袖、酋长已经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成了争夺的对象。事已至此，禹怎么会甘心把位置让给其他家族的人呢？所以大禹把位子传给了儿子启。 这即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君、家、国三位一体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四千多年。

大禹“家天下”改变了部落联盟协商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家族继承制度。“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大禹建立的中国国家体制始终贯穿着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制度，即“家天下”；二是集大权于帝王一身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四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不知道民选领袖为何物，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在世界历史上，这种绵延四千年的君主专制独裁家天下的统治格局，也是十分罕见的。而这种统治格局、范式的始作俑者，正是功垂万世的大禹。

从羌族历史、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可知，阖族祭祝神灵和祖先崇拜十分炽盛，因为在羌族意识中，“家族”是至尊至上的，一切为了氏族（家族）的价值观念和崇上尊祖就成了羌族部落社会的主要伦理。为了家族奉献一切，乃是人生的最高荣誉，虽死无憾。这一意识使得羌族氏族部落社会得以长足发展。[19] 这样的观念，或者是对大禹之所以建立“家天下”也是一种解释。

在中国，当历史步入国家时期后，作为家族的血缘联系仍十分强固，村社共同体作为社会基本细胞长期存在并成为早期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私有制不发育，工商业欠发达，个人的地位、个性在宗族和村社共同体的束缚、羁绊下得不到尊重、彰显，市民阶层不存在，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在步入国家时期伊始便同民主政治无缘，而只能采取君主专制独裁的统治范式。这一切，还不完全是作为领导者的大禹等人的个人贪欲、邪恶所致，而可以视作为历史发展使然。

当然，必须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专制，在程度上，当然远不及后来的秦汉帝国，特别是明清帝国。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结构是方国联盟和分封制，政权体制则是宗法贵族君主制，其特点是： 君主和贵族元老组成议事会，同时又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君主和贵族官员的任期都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君主对贵族官员有任免升降权，而贵族对有过失的君主有进谏、流放以至弑杀之权，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政治上的尊卑高低，政权与家族系统合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革，郡县制逐渐代替了分封制，官僚制代替了贵族世袭制。 秦统一中国后，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权体制，并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它的特点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专制政权也就是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分割；皇位终身制，皇权不可转让；皇位世袭，父死子继，不可更改；国家政权机构的组织原则，是君尊臣卑。

中国的专制政权很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尊，臣民越来越卑。君主拥有无限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其私有财产，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时期，其突出特点即为君主专制的强化。明朝统治者在中央废丞相，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制，设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清朝统治者在中央设立军机处。以上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均加强了君主权力。明清统治者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以维护统治，加强君主权威。如明朝设厂卫特务机构，严密监视和控制官员、百姓，并以八股取士作为科举考试的形式，以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清朝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造成“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这些措施的出台，恰恰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表现。

国家政权，应该是由官权和民权及其官方社会和民间社会所共同平衡组成，如果官权和民权双方一旦失衡，那么，官权膨胀，必然导致政治专制；民权膨胀，必然导致社会动乱。所以，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官权与民权相互协调、力求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表达。

但是，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权时期很长，而且皇权处于至尊地位，所以，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为维护统治，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禁止任何人侵犯皇权，对危害皇权的行为坚决打击，残酷镇压。

三、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规划

“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十分重大，因此，建立禹羌文化学，对其进行研究与拓展，必将对今天的社会发生有益的作用。

四川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地处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州内的最高学府，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按照其规划，该学院为对禹羌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拓展，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要形成“五个一”研究成果（包括创办一本刊物，出版一批专著，创作一批影像作品，申报一批课题，培养一批研究人才），以提升阿坝师范学院的学术研究水平，抢占“禹羌文化研究”制高点，树立其独特的学术品牌和学术地位。

该学院计划，以学院领导与研究文史、民族文化的教授和外聘专家共同组成“阿坝师院禹羌文化研究编委会”，成立禹羌文化研究所。

创办《禹羌文化研究》大型杂志。广泛约请“禹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每年出版一本《禹羌文化研究》大型杂志，形成一定的品牌和口碑传播效应。

出版一批学术专著。争取在三五年内， 完成并出版“禹羌文化研究”学术专著10本以上，使其成为有规模、有影响的丛书，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暂拟书名如：《禹羌文化与西部民族》《禹羌文化与中国民俗》《禹羌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禹羌文化与中国水利工程》《禹羌文化与中国神话传说》。

提高年轻教师科研水平。开展“禹羌文化研究”的过程以及一批专著、论文的研究、撰写，不仅要考虑三五年的研究和成果，更要着眼于“禹羌文化研究”的长期化。在“禹羌文化研究”过程中，以讲座、指导等方式，带动、锻炼和培养一批有学术研究兴趣和功底的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让他们参与部分工作，逐步掌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能力，成为能够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学者。这批学术骨干将使学院在科研能力方面得以大大提升。

办学术研讨会。根据工作进展情况，争取在2017年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禹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及海外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与会，相互商讨交流，有助于扩大学术界对阿坝师院的认知和宣传，也有助于吸取更多的研究成果。

创作几部影像作品。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大禹就是这个民族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杰出代表。羌族人保留着丰富独特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如歌舞、服饰、刺绣、祭祀活动等。这方面民族文化研究所已有较丰厚的经验积累。经过整理和提炼，待立项和条件具备时，将羌族民风民俗、音乐舞蹈、故事传说、英雄人物等进行艺术加工，用多种直观形象的影像形式，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放大传播影响，扩展受众面。

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在开展“禹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争取用五年的时间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禹羌文化研究资料汇编》《禹羌文化大辞典》。

也许，五年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禹羌文化学的建立，以及它对社会发生的有益作用。

注释：

[1]《说文・羊部》。

[2]《史记・六国年表》。

[2] 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3] 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4] 徐中舒：《羌族史・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诗经・大雅・民劳》。

[7]《诗经・小雅・北山》。

[8]《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9]《孟子・梁惠王》。

[10] 资中筠：《孔子是历代专制政权统治中国的工具》。http：//news.ifeng.com/history/video/detail_2011_11/05/10443460_0.shtml.

[11]《荀子・君道》。

[12]《论语・泰伯》。

[13]《韩非子・显学》。

[14]《论语・宪问》。

[15]《庄子・天下》。

[16]《墨子・法仪》。

[17]《墨子・耕柱》。

[18]《韩非子・说疑》。

[19] 马廷森：《论羌族宗教的伦理道德》，《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