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今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11月25日，美国白宫官员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2月9日出席本次大会，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至2050年减排83%。

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在布什政府连续8年对制定减排目标持坚决反对立场后，奥巴马决定与会多多少少有助于改变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形象。但是有专家就明确指出，美国确定的减排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

发展中国家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至少削减40%。然而，无论是美国白宫刚刚宣布的减排目标，还是国会众议院业已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抑或参议院正在讨论的相关法案，所提减排目标均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

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其实质却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围绕这次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

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表现空前团结。

很显然，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是“无限制排放”的时代。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的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相比1990年至少减排40%，这是绝对量的下降。

另外，发达国家不附加条件地明确2020年前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新协议的关键。否则，国际社会就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也不会相信发达国家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

从目前看，众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但往往都带有附加条件，有试图回避或“转嫁”减排目标的嫌疑，这为实质性成果的达成埋下了阴影。目前来看，延续《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然是两大阵营对话的基石。

而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若各自作出减排承诺，将部分解决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减排是个很烧钱的事，欧盟和美国却可以出售相关的高效能源技术。

奥巴马政府显然看到了这一商机，在经济复苏计划中，美国预计将向清洁能源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发达国家在支持本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通过设置技术、标准壁垒，通过主导国际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迫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昂代价进口其技术设备，用新一轮的国际规则，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11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决定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

会议认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将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这次会议表明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与此同时，随着这一碳总量控制指标的制订，一系列相关市场和监管体系将随之建立，我国将正式进入碳总量控制时代。碳总量控制是以碳强度为指标，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