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桃花扇》分析孔尚任的历史意识与生平遭际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少年时隐居石门山读书，康熙朝出任国子监博士，沉浮宦海十余年，有《湖海集》、《石门山集》、《桃花扇》等作品传世。所作《桃花扇》颇负盛名，自清流传至今。关于《桃花扇》结构之巧思，文辞之华美，品格之清洁，本文不再赘述，而由《桃花扇》反映出的孔尚任之历史意识，与导致这种历史意识形成之生平遭际，方是本文欲讨论之重点。

一、求真-《桃花扇》的历史意识

《桃花扇》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云: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说明孔尚任写《桃花扇》的初衷并不在于抒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旨在展开南明一代的兴亡历史。而将这种以戏存史历史意识逐步深化展开的，是《桃花扇》中对真之一字的反复强调。

于《桃花扇》卷首《凡例》孔尚任便写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为证明《桃花扇》之忠于历史，特地写了第五篇序，曰《考据》，把他依据的历史文献开据了详细目录，如无名氏(江左樵子)的《樵史》、侯方域《壮悔堂集》、贾开宗《四忆堂诗集》等等著作。应该承认在《桃花扇》之前，还没1有任何戏曲作品如此重视历史事件的本来而貌。

笔者仔细阅读过《樵史通俗演义》、《小腆纪年》等与南明史实相关的史书《桃花扇》中所载事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仅牵涉戏剧脉络发展的重要史事如马阮勾结、左良玉清君侧等皆与正史相合，一些看似虚构的情节背后也有历史支持。

如孔尚任对杨文媳(龙友)形象的塑造，并非纯从剧情的角度出发，而是结合了真实的历史。历史上的杨文名声并不好《樵史通俗演义》中记载他在清兵南下之际:三日前先把粮米两千石，托他画社好友蓝田书载往杭州去了，自己第三日才起身往苏州到任。未到丹阳，听得清兵过江，换了快船，飞也似去了。虽然他的人品颇有投机取巧、贪生怕死之嫌，但大节未亏，史书中称他为善补过者，明兵部右侍郎杨文进援街州，败死。及街州告急，命偕诚意伯刘孔昭赴援，与监纪职方主事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见杀君子所以尚补过夫。因此作家在塑造杨龙友时，对他的批判和对马阮批判的分寸就不同。他一边趋炎附势、为虎作伥，但同时也做了许多善举，如及时通报侯朝宗阮大诚对他的阴谋迫害，庇护丁继之等著名艺人免入内廷，等等。戏曲中这个复杂形象的出现，是与真实历史中杨文媳的复杂性息息相关的。

又如《哄丁》一出，梁启超注云: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云亭山人渲染之笔。然当时之清流少年，排斥阮大诚实极嚣张且轻薄。黄梨洲所撰《陈定生墓志》中有云。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诚以为笑乐。观此可见当时复社诸子娇憨之状。此情节虽系作者创造，但当时的背景是真实的。国难当前，复社文人却无所作为，只知咀嚼大诚为笑乐。孔尚任显然欲借情节之虚构反映历史之真实，虽无一字褒贬，然褒贬自寓焉。

仅以上几例，我们便可得知，孔尚任设计《桃花扇》，不仅在重点关目处依照真实的历史来书写，连人物个性、时代背景都力求逼真肖似，贴近时代。当然，剧中有一些情节确实与历史有一定出入，最为后人垢病的就是对史可法之死一事的记载。据正史记载史可法是坚守扬州，最后城破而死，但在《桃花扇》中却写史可法于南京城外自尽。但我们要明确的是，将史可法之死移至城外，就避免了对清军攻城乃至屠城的直接描述，这也是由于作者身处清朝，为求明哲保身而不得己为之。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但自古唯闻以直笔见诛，不以曲词获罪。作者的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不应苛求的。

《桃花扇》的确是一部力求真实，志在以曲存史的戏曲，从中反映出的，是作者孔尚任强烈的历史意识。何以孔尚任会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意识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而分析: 其一，汉民族特有的重史意识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根基。中国古代史官之设为时极早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图春秋以后，官私之史，记言记事，更蔚为大观。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汉民族极端重史的集体潜意识。这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至明清更甚，明末黑暗的政治，激烈的党争，动荡的时局都刺激着中国文人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而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二年奉命疏浚黄河河口旅居淮扬的几年中，与亲历历史的诸明末名士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颇为交好，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关于明末痛史的更多真相，由此激发出他以戏存史的意识，写下了这一部虽以生旦离合为纲领，实则南朝之治乱系焉的《桃花扇》。

其二，孔尚任在清朝任职期间的见闻是他创作《桃花扇》的重要动力。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工部侍郎孙在丰奉命疏浚下河海口，令孔尚任为其属佐。安徽按使于成龙主张疏浚排水，而河督靳辅主张于上河筑堤防水，这不过是两种治河方略分歧，却是南北朋党之争的具体反映。连康熙也承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羡商谋私事，询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确知己久。因虽然从万历以迄晚明的朋党之争，己经随着改朝换代成为往昔的历史，但是孔尚任所生活的顺治康熙年间，新的党争却又连绵不绝。正是因为他在康熙朝的亲身经历，《桃花扇》中，揭露晚明朝野上下的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而。他在剧中指出复社极力标榜东林，故有南朝党人之祸，并在《桃花扇》眉批中对这种门户之争进行批评:文争于内，武斗于外，置国于不问，是何等乾坤!正是因为孔尚任认识到了党争的危害，所以他试图以历史上发生的悲剧来影射今日，警醒后人。褒恶贬恶，赏善罚恶，祸善祸淫，用垂炯诫，这便是历史自身的基本目的和最高智能。

二、入幻孔尚任历史意识之归宿

上文我们己经对孔尚任求真求实，以戏为史，力图以南明痛史来警醒后人的历史意识进行了探讨，然而在《桃花扇》中，这种存真的历史观最终却走向了虚幻归隐，这才是孔尚任为历史设定的最后结局。全剧始终都在暗示和强调迷津即归隐桃源。第一出中，柳敬亭唱云:但是桃花误处，问我渔郎。眉批曰:此《桃花扇》大旨也，细心领略，莫负渔郎指引之意。此后，归隐这条主线便被剧中动荡的政治局势与生旦离合之情掩盖了，到戏剧的后半部分又渐次显现。第三十三出《会狱》中，柳敬亭、侯方域等人在狱中步月，柳唱曰:看月圆，却也似武陵桃洞，却也似武陵桃洞，有避乱秦人，同话渔船。诸如武陵可 ,避乱秦人等典故，己经将作者归隐的心态描摹出来。到故事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道士张瑶星的警喝之下双双入道，入山修行，花月情断;而其他一些角色如柳敬亭、苏坤生，也在经历国破家亡、功名心绝之后，在栖霞山这个可渔樵度日，抒发亡国之恨的世外桃源里找到了最终归宿。历史的烽烟最后归于寂灭，曾发生过的一切己经如烟似幻，所剩者，不过一樵子，一渔人而己。

孔尚任强烈的历史意识最终由真入幻，忧时伤世的精神最终磨灭殆尽，这种心态的产生，部分因为时代、风气的推动，同时也与他个人的遭际密不可分。

明末清初，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巨大危机之中，封建末世的颓败气息越来越浓烈，社会被笼罩上一层稠密的悲和痛的集体情绪，久久挥之不去，回荡在文人士子心中的是一种苍凉的意境和沉痛的历史感《桃花扇》结尾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出家，史无凭据，纯属孔尚任的艺术虚构。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悲剧情绪的时代背景中，作家无论根据史实描写侯方域在清初屈节应试中副榜，李香君依卞玉京以终，与侯未尝再晤，还是屈从传统编造侯方域和李香君洞房花烛，团圆喜庆，都无法表达他内心中翻滚不息的深沉的破灭感。这种破灭感不仅仅指向明朝的溃亡，更多来自于乱世文人于兴亡沉浮中一种无所依傍的幻灭之感。

《桃花扇》最后一出尾评中，作者画龙点睛:谱《桃花扇》之笔，即记桃花源之笔也。这句话充分说明，整部戏曲反映的，不仅仅是南明痛史，也是孔尚任自身的一部心史，将归隐作为理想境界，正是他对人生旅途沉痛反思的结果。

孔尚任作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是一个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正统汉族文人，但却不得不在异族皇权的统治之下求生存求发展，这己经奠定了他人生的矛盾与悲剧。清王朝正是一个少数民族取代汉族统治而建立的王朝，明清易代给汉族文人士大夫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种感觉在孔家后人孔尚任心里可能更加深刻。但君子疾恨其没世而名不称、立德，立功，立言以垂后世的思想也同样地影响着孔尚任。所以，他于康熙二十年放弃了读书山中的闲居生活，典卖田地，捐国子监监生;并在康熙二十三年，即清朝攻陷台湾统一全国的翌年，为康熙皇帝在孔庙讲经，并写下《出山异数记》这样的阿诀奉上之文。对清统治者这种既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矛盾的心理，使孔尚任时常处于痛苦之中。

康熙二十五年是孔尚任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正在此年，他随工部侍郎孙在丰下淮扬疏浚下河海口。在淮扬的一段日子，让他结识了诸多明末遗老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于这些历史的见证者口中得知了更多明末历史不为人道的真相。这段经历激励着他以戏存史的同时，无疑也加深了他胸中的破灭感。他在治河期间所作文集舒胡海集》有一五律，诗云: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藕耕。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孔尚任在出使淮扬三年所深受的遗民影响，此诗是最明显的一次剖白。浮名己冷，友伴柴桑，仕心渐灭，归心己生。所有历史之沉痛，身世之矛盾与仕途之丑恶，都被他谱写入曲，最终归于武陵桃源般渔樵耕读的幻境之中。

但见桃花误处，问我渔郎。孔尚任强烈的历史精神与生平坎坷的功名经历，都被误之一字所消解。他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南明历史，却无法更改易代的兴衰;他曾有过的宦进之心，在残酷的现实和时代的悲剧感受之中也日渐瓦解。由真入幻由真实历史的记录者转变成桃源幻境的描绘者，这代表着孔尚任历史观念的转变，也是孔尚任坎坷遭际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