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重返“精神原乡”的激情与迷失

巴金晚年散文巨作《随想录》，为他在重返文坛后赢得了举世声誉。其印数之众、传播之广、赞扬之多，就一部散文集在同时代产生的直接影响和获得的社会评价来说，《随想录》在当代中国可谓无与伦比[1]399。而同时，它也引起了一些非议。《随想录》系列的第一部( 即同名文集) 中，有9 篇是访问法国后写就的文章，这组关于中法人民友谊话题的文章就曾遭到质疑。1980 年第9 期香港《开卷》杂志发表一组文章，它们是由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师黎活仁组织学生撰写的《随想录》读后感，这些文字评论巴金《随想录》即以否定为主，比如评价艺术质量不高，题材陈旧、单调而重复。这组评论就是将巴金对友谊的书写视为极为醒目的重复，如评论道: 巴金又常常说自己与外国朋友谈论友情，绝不是外交辞令，露出这条不必要的尾巴，只会给人寒酸的感觉，巴金实在也有点世故了! 《随想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控诉四人帮和推销友谊。屡次提到追求友谊，又令人想起友谊第一这句宣传口号。这些意见所包含的意思，是认为巴金的友谊书写不够真诚，又过于繁冗。意见虽然尖刻，但或许道出了某些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平心而论，在读《随想录》时，那些铺天盖地的友谊着实让人有些厌倦，以至会产生审美疲劳。引人深思的是，巴金如此热衷于友谊书写，甚至有泛滥之嫌，究竟有何深层原因? 如果评论者仍将目光停留于文本表层，也许会忽视隐匿于巴金面对法国这个精神原乡时内心世界，甚至贯穿于整部《随想录》创作状态的关键因素。

一、偶像崇拜与代言豪情

《随想录》首篇是记叙访问法国的《再访巴黎》，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友谊字眼儿，但还是关涉到友谊。《再访巴黎》以巴金回应人们询问他自己在巴黎的感受开篇: 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口气很平淡，不大像巴金的风格，但往下看，我们从下文的叙述或许可以窥见一贯热情似火的巴金之所以如此态度平淡的隐衷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 梭) 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 梭) ，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卢梭像变了，就影响了作家的心绪，也影响了他的行文风格? 这是完全可能的。过去的卢梭像拿着书，也拿着草帽，而今天的卢梭像却只拿着书，今天看到的这个卢梭只是个书不离手的哲人，这一定不符甚至亵渎了巴金心目中的卢梭! 巴金心目中的卢梭，就应该是日内瓦公民! 公民与哲人之间，在巴金看来，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区别。在巴金眼里，公民显然是一种卡里斯玛式的象征，即引导人们消灭一切压迫和不平等，使人类彻底从不幸中解放的人。巴金流露并不太欣赏哲人的态度，也别有深意从走上文坛开始，巴金就自觉地坚持平民本位的创作立场，而对夸夸其谈、以精英自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甚为不屑，乃至强烈抵触。再看今天的卢梭像四周，已是数不清的汽车，这难道不也与倡导返归自然的卢梭精神相抵牾吗?看罢卢梭像，巴金进行了这样的反思: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 不，不! 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 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 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再接下来，就谈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了，既有从卢梭等法国老师给予作家教益的角度来说，也有从法国读者给予作家印象的角度来说。如，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 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 我听着，我十分激动。而这些，都是为了表达巴金自我心声而作的铺垫: 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 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显然，这又回到了充满激情的巴金，其情绪涌动的高潮也就卒章显志了: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如果从艺术性来讲，本文援引的《再访巴黎》几个片段有明显缺陷，用香港大学中文系大学生评论的话来讲，就是作者疏于剪裁，把太多与中心无关的联想羼入文章当中，或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而没有把资料重新安排，于是使这些文章都变成了拼凑出来的东西，大大减弱了作品的张力和感染力。巴金的激情涌动，虽是由谈他自己与法国之间的关联引起，可是那些标语口号式的抒情确乎显得生硬造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缺陷，也代表了整部《随想录》的缺点随时借事抒情，尽管事与情之间的关联可能极淡。实际上，类似这种的表态，在整部《随想录》都很常见。所以，《再访巴黎》与其说是谈友谊，不如说是巴金谈自己，更具体地说，是巴金表明自己的心声。透过这种心声，读者们能看到的是时不我待、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绝对的自信，还有浓郁的为人类代言的心态。众所周知，卢梭是巴金的精神图腾。纵观巴金一生的创作，其潜意识里对卢梭产生的认同，历历可见。卢梭的许多设想，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巴金终身奋斗的目标。然而，巴金对卢梭敬仰崇拜，卢梭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卢梭给他影响的副作用，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作为巴金《随想录》师者的卢梭《忏悔录》，究竟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一贯被赞誉的真诚，学界已有过大量的辨析。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就对卢梭的斑斑劣迹予以揭露。其中，对卢梭的自大与自怜如此抨击: 自怜的背后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无论是他受的苦难，还是他的品质，卢梭都觉得自己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卢梭反复宣称自己是人类的朋友，实际上却经常记仇，并总有寻机报复他人的缺点，但是，卢梭的自我标榜却赢得了举世的崇敬。约翰逊对此如此剖析: 卢梭在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系统地利用特权阶层的有罪心理，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还采用了全新的方式，有意利用了对原始质朴的崇拜。他成为具有现代特征的人物 愤怒的青年的原型。这些观点虽有偏颇之处，但也不乏深刻的洞见。从个人品性来讲，巴金当然与卢梭完全不同。不过，巴金创作潜意识中具有的人类代言者的意味，确实相当明显。巴金经常强调: 自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人类的。而巴金建国前创作的大量作品，带有激进的反抗色彩，既指向不合理的制度，又对准了在其心目中具有原罪的特权阶层。这种指向以及热烈的文字，在黑暗的时代，点燃本来就满怀愤怒的青年的一腔激情，正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也是巴金作品长期受到广大青年读者喜爱的原因。只是，巴金曾经取得的巨大声誉，很可能使其潜意识中的代言意识未曾消弭。《再访巴黎》显示，巴金刚刚复出文坛，再一次站在卢梭像前时，其代言的激情被充分点燃了。然而，强烈的代言意识，正如《再访巴黎》所表现的那样，会产生太多标语口号式的文字; 并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填平的鸿沟，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代言意识的存在，使巴金在面对残酷的现实，尤其在遇到挫折时，会产生无尽的困惑与烦恼。于是，巴金创作《随想录》，总处于一种内在矛盾中。这种矛盾，常常使巴金在情绪的漩涡中起伏不定，也影响了其对人性与人生的深层探索。李欧梵说过，不要把作家的个人生活爱好和他的作品连在一起，不要混为一谈。有时候一个作家很糟糕，可是他的作品很好。有的时候一个作家道德感极强，作品不见得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这样的论断或许也适合用于对巴金作品评价，但这样的论断即便十分浅易平和，却总是易被忽略。当我们常不自觉地把巴金与卢梭相提并论，尤其是屡屡以良心加以比附，是否想到这里存在着浓郁的道德绑架? 由此再来看香港大学生对于《随想录》友谊书写的批评，是否有值得再深入思考的东西?

二、精神还乡与表态心理

不仅是卢梭带给巴金影响，法国都可称是巴金的精神原乡，巴金的访法系列散文则可说是一次精神还乡之旅。继《再访巴黎》之后的几篇访法散文中，因为友谊而喜悦的心情被巴金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尼斯》首段即写道: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 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巴金说这不是外交辞令，巴金由衷地喜悦是因为他在法国觅到了知音一位法国读者拿着《寒夜》请巴金签名，关心巴金小说《寒夜》人物的命运，由此引发巴金一番感慨: 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个人的看法，并不能__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 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任何人都会以分裂的自我存在，即使是真诚本身，有时也是有裂隙的。这里，巴金表示开始对过去自视作品的看法有了自我怀疑，多少流露一点自得之意。更进一步说，《寒夜》作为巴金自己艺术创作上最为成熟的作品，他难道真的一直就认为它没有价值? 对此，巴金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在《随想录: 真话集》中，有一篇怀念好友靳以的《〈靳以选集〉序》，其中提到了《寒夜》。一向比巴金更追求进步的靳以，对巴金在建国后还要重印《寒夜》进行了批评。巴金在《〈靳以选集〉序》里写道: 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继续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在建国初的文化氛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忏悔大行其道，对于《寒夜》用巴金自己话说是悲观绝望书，巴金仍坚决使其付梓出版，体现出强烈追求自我的执着。从这儿，显然也能看出巴金对《寒夜》的喜爱。而《在尼斯》接下去的行文，即使不是外交辞令，也会让人感觉枝蔓与造作法国人民的友谊，令巴金想到了祖国和同胞，巴金为此表示还要继续创作; 文章结尾更是高昂的笔调写道: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 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巴金曾经何其真诚地反复表达过，文学艺术之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的行为，并且他自己感到文学创作对读者的作用甚微，怎么突然之间，就发生了逆转呢? 对此，我们还得再透过这种把友谊和艺术生硬对接，既乏逻辑又很生硬的表述，看到背后的根源。《在尼斯》的表层文意是: 《寒夜》曾在国内遭到批判，巴金自己也进行过自我批判，但是在法国却遇到了欣赏《寒夜》的知音，所以自己对于艺术的看法产生了动摇。仅此一件事，就会推翻数十年的艺术经验，不能不说夸张了点，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种隐含的意味，即一直以来知音难觅，反而在他乡遇到故知而感到欣喜。这种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在《在尼斯》中还有体现: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 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这里，巴金应该不是作态，而是真诚的。就因为巴金到了精神原乡，找到了知音，体会到他人理解和共鸣，坚定了要在自己在有限的时间中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才有了这样一份真诚。巴金到了精神原乡，友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巴金和法国之间还有太深的渊源。正是在法国，巴金开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在法国生活的两年，他没有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而是陷入了写作的热情。热情创作的结果，除了成名作中篇小说《灭亡》，就是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罕见特质的短篇小说了。因为那些异域题材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包括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在内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物形象，显示了作家独有的世界公民气魄。除了新颖别致的异域故事题材，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短篇小说的行文风格也颇具西化色彩，并无传统的中国小说气息。这些特质，都是专属于巴金的开拓。巴金的异域题材创作，还有一点引人关注，即: 中国留学生来到国外后总会生发的种种新奇感、陌生感、惶恐感，由此引发的对中国人的民族性、种族文化身份，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之类的思考，这一类在留学生写作或者异域文学写作中经常写到的问题，在巴金笔下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与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密切相关，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正因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追索与信仰，才使巴金先天而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尤其是法国本土文化的语境之中。在那些作品里，巴金尝试写出人类共有的悲剧，指出人类的希望和光明所在，比如应该消除一切专制和压迫，追求绝对自由，最后实现四海一心、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这都是自觉围绕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题旨而展开的。还需要指出的是，巴金如此自然协调地融入法国本土文化语境，除了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因子，还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他没有像许多有留学经历的作家那样，把居住地法国进行恶魔化渲染，一定是与法国的文化氛围存在内在精神上的契合。无论是民粹主义的先驱卢梭，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创始者蒲鲁东，抑或那众多的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家，乃至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土壤，大概都会让正在摸索人生与民族出路的巴金深深地喜爱与留恋。年轻时的留法经历，对于巴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重来马赛》中，巴金谈到了在巴黎和沙多- 吉里学会写小说，在马赛学会看电影。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异域创作的那些作品，为巴金自己带来巨大文坛声誉，学写小说对巴金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此处特意提及的电影，大概对年轻时代的巴金来说也是重要的思想启蒙工具吧。总之，法国的确可以被视作巴金的精神原乡。50 多年之后，巴金在经历了巨大的人生挫折，刚刚从非理性的文化劫难中走出来，面对可以理解自己的法国读者，会想到青年时期发生的一切，特有的精神还乡之感一定会油然而生。因此，巴金那些看似生硬的抒情，大概也可理解了吧。不过，无论怎样，把看到读者反应后的领悟，以及继续写作的决心，乃至艺术观念的突转，与友谊债务拼接在一起，还是显示一种过于强烈的表态色彩。

巴金常说要把心交给读者，学界对此一直予以高度称赞，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不能把巴金的表态完全等同于其真实的创作取向。表态心理，大概是巴金长期以来所自觉尊奉的话语逻辑吧，这与上面说到的代言心态密切相关，其实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道德意识，即隐含这样一种涵义: 自己的写作一切都是为了读者，读者也永远需要乃至受惠于自己写作。这其中，对于读者某种程度的俯视姿态，可能是一贯坚持平民化立场的巴金所没有意识到的。而这种表态，难掩立场优先的道德优越感。平心而论，在巴金大量的表白中，难道没有自己是完美人格化身的影踪吗? 不休的自我表白，浓郁的说教宣讲，也必然会影响到艺术质量。吴炫这样论述《随想录》在道德书写方面的误区，对于巴金的表态心理不无洞见:伟大的作品不一定就是道德高尚的作品，而是对世界有自己独到领会的作品，或者是有自己的独到的道德观念的作品。也就是文学意义上的伟大，不仅是捍卫性的，而且是贡献性的:文学的道德包含对人类的关怀，但用什么来关怀则是问题的关键伟大的作品是在这种关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不是用传统的道德来简单面对不道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因此文学之道德是启示人的，而不是教化人的。固然，一个作家可以无限地表白自己的道德立场，但是这与作品本身艺术的高度毕竟不能等量齐观。巴金访法系列散文中，由于过于急切的表态，压抑了对精神原乡与个人内在关联的发掘，也影响了《随想录》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三、寻找自我与精神限度

在《沙多- 吉里》中，巴金以温馨的笔触描绘了对催生自己第一部小说的小城沙多- 吉里的情感，在结尾则有些感伤地写道，自己到曾学习过的中学探访，却没有在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中找到自己的名字，怅然若失之情溢于言表。有很多人认为，《随想录》是巴金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是一次寻找自我的旅途。不过，巴金在《随想录》中，究竟多大程度上寻找到自我?复出后的精神还乡，带给巴金最珍贵的感受，大概就是重新体会到了当年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呢? 这种自由，在访法系列散文中是有体现的。《重来马赛》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散步、谈笑。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这样清丽的文字，在巴金年轻时写的大量旅行杂记中，所在多有，却在整部《随想录》中难得一见。显然，是毫无拘束的自由心态，让巴金的笔致美好了，也回到了更富文学性的思想表达。经历了人生的浩劫，能够再次执笔，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作家，巴金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而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于比较的视野里谈论关于个人与民族命运的思考，应该是《随想录》重要的精神维度。在这一点上，巴金有自己的开拓。在《诺利斯特先生》一文中，巴金描述他与俄国著名民主斗士赫尔岑的外曾孙利斯特先生一见如故，言谈甚欢。巴金提到利斯特送给自己一本书，有这样一段感想: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 家丑不可外扬? 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在利斯特所送的这本书里，利斯特不为逝者讳，讲了些对赫尔岑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巴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认为: 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

这里，巴金没有犹豫，也没有让刻意的姿态遮蔽了真实的自我，在比较的视野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国人习惯瞒和骗的积弊，显示出高尚的人格和风骨。此文显示了巴金独立思考的精神，形式与内容也相得益彰，没有像别的篇章那样的口号式宣言。虽然也有抒情，但凝练而深沉，如巴金写他见到赫尔岑铜像的感想: 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他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这样的话语自然地把读者引向对历史文化深思。同样，在《友谊的海洋》中，也有对历史的深入反思，如散文的开篇就很有深意: 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 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这大概是想表示: 重新感悟了自由与友谊的氛围，对乍暖还寒的国内气氛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文章接下来所谈的友谊，也不是虚浮的。巴金写道，真正的友谊，应该直言不讳、肝胆相照，因此针对法国朋友对中国的认识，巴金给出了独到的建议: 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 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同时，对于过去的岁月，巴金有了这样的反思: 民主并不是装饰。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才是建立在异国深刻体验基础并通过比较呈现观点价值的反思。

然而，访法系列散文中，也呈现出巴金开拓精神的不足。长期以来的精神桎梏，以及客观因素的制约，致使巴金的自由意识毕竟还是有限的，甚至整部《随想录》的欲说还休色彩都还相当明显。可以说，巴金寻找自我的道路，并非完全与五四启蒙精神相对接，也绝非一片坦途。访法系列散文中，像《诺利斯特先生》那样真正体现知识分子风范的自我，并不多见，更多是出现一个被明显制约的自我。在《人民友谊的事业》中，巴金提到了法国朋友想了解中国的事情，可是他们不愿意打扰中国朋友，害怕使中国朋友感到为难，结果什么都没有讲出来，巴金虽然感到轻松，可也清醒地意识到: 我们增进了友谊，可是很难说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那种欲言又止、无法畅怀的心态跃然于纸上。如果说，像《在尼斯》《诺利斯特先生》《友谊的海洋》这样的文章至少某种程度上真切地表达了作家的反思，那么，访法系列散文有的还是反映了作家陷入顽固的精神桎梏当中。《中国人》就是一例。巴金在《中国人》开篇谈到他在法国看到由世界各地而至法国的那么多的中国同胞，巴金说: 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用有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可见，巴金在法国见到中国同胞，令巴金想到了自身的遭遇，想到了曾经遇到过阴暗的人物。本来，从异域这种特殊环境获得更深的体会，进而挖掘国人的深层心理与性格，应该是个很好的写作方向，可是，巴金很快就陷入到简单化的爱国主义模式，他写到在异国土地上与同胞们其乐融融地共话建设祖国的场景: 我紧紧地握了他们的手，我恳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 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我们为亲爱的祖国举杯祝酒的时候，整个席上响起一片欢腾的笑语，我们互相理解了。这种刻板的行文、陈腐的语言，如何能说明巴金寻找到了自我?《里昂》一文，是友谊字眼儿出现最多的篇章。本来，文章关于友谊的谈论，应该像当中这句话说的那样带着毫无拘束与自然美好色彩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可是，本来在精神原乡有了自由感受的巴金，由于受到了另一个不自由的自我的干扰，文章又出现了许多表态性的生硬文字，如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本来充满浪漫气息的友谊氛围，在这样的文字下戛然而止。照此写作基调，文章又表露了忏悔因在飞机上把法国友人赠送的礼物弄丢，巴金用了3 段文字来表达内心不安，并这样结束全文; 我相信亲爱的里昂友人会了解我这愧疚的心情。

这种过分的表态性忏悔，其实有矫揉做作之嫌，让人感觉是进行友谊与品德的刻意捆绑。巴金的精神局限，也折射出中国作家的常有局限。尽管学界对巴金与西方思想与文学思潮的联系作了很多的阐释，但就巴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实际上，像巴金这样反复的忏悔，就有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特点，其为人类代言、表态的意识，又何尝没有传统文化中对为人处世做文章讲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痕迹? 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显示，单纯地依靠修身自省，以及满怀的道德意识，并不一定能解决人类走向美好与幸福的终极难题。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时时出现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现象。强烈的道德激情，并不能帮助巴金对自我的找回。批评家吴亮曾作过一句调侃，好人不容易交到朋友，因为他使我们变得不像好人，说出了几分道理。巴金写作中的这种自我圣洁化，并不能有效感染人。强烈的代言意识，往往会催化刻意的表态; 经常性的表态，又往往使作家流入作态而不自知。当然，为人处世一贯真诚的巴金，一定不会想到会这样，但是受到根深蒂固的思维制约，却会使写作陷入某种局限。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巴金的访法系列散文，有令人掩卷深思的闪光之处，更有其不能突破自我的、令人遗憾的弊病。巴金在完成一次精神还乡后，在对历史和人性深入思考方面上，做得还较为有限，也可以说，从巴金访法系列散文所反映的巴金晚年复出文坛的精神世界看，其寻找自我的目标还未真正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