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思、溯源与问题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性难题、引领中国巨轮在现代化事业下半程“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政策措施和发展进程可以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中得到说明和支撑。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逻辑来看，供给侧改革的难点在于：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保障就业、改善民生等目标；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做文章，而且必须以此为契机协调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关系。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实践必须在两端着力，确立短期和长期两大目标，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过程中的八对核心关系。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将“供给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点，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是中央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破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性难题、引领中国巨轮在现代化事业下半程“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后，供给侧改革成为理论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当前学界对供给侧改革的研究及反思

围绕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等问题，学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形成许多共识。首先，研究者普遍认为，供给侧改革重点在经济结构调整，与需求侧管理具有较大的不同。供给管理注重以中长期和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生产的创新模式，而需求管理则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运用短期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出口和消费。其次，研究者普遍认为，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到西方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影响，同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时代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发展环境、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等诸多方面还是存在明显差别。比如胡鞍钢等指出：“里根经济学”提出时，美国的主要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而当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和产业转型的加速期；“里根经济学”的政策目标首先是抑制通货膨胀，而我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手段突出表现为减税和放松管制，而我国则力图通过改善供给结构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林毅夫也指出：西方供给学派彻底否定产业政策，而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就在于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精准的产业政策。因而并非是对供给管理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实际提出的新战略[2]。最后，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学界普遍认为，无论从我国改革本身的历史逻辑还是从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都体现了党对国情世情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既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主战场”，也是“攻坚区”、“深水区”，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一锤定音”的关键作用。

不过，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涵和工作重点，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优化供给侧环境，建立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能力[1]。有的学者则强调加强政府监管、制定产业政策、积极运用政策性工具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更新换代、区域空间协作、行业政策协同[3]。有的学者主张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压缩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消化房地产库存，化解金融风险[4]。也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单纯压缩产能并不能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主要经济政策仍应以反周期性措施为主，特别是强化有效投资，再择机进行供给结构调整[5]。

综合学界的争论，我们认为，当前，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基建投资、土地增值和廉价劳动力为主要发展要素的传统模式已显露出疲态。在新常态之下，调整发展思路、转换发展动力已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存在供需错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创新能力和转换能力不足、产业结构有待完善等客观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出口不振等周期性问题；而从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总体状况来看，“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3]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控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两端着力，确立短期和长期两大目标。

所谓两端着力指的是针对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重点推进要素端和生产端的改革。要素端改革就是要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全要素的科学配置，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使各要素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中自由流动；生产端改革则是指破除农业、工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税费负担，打破行业垄断、激发私营经济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两端着力的中心点是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重点，带动两端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创新对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的乘数效应，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现代市场体制、产权制度、政府监管体系和投融资体制，推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

所谓确立两大阶段目标是指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中短期任务，也有长期战略。从短期来看，供给侧改革要重点突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战术任务，优化经济结构，扭转周期性下滑趋势，保持经济基本面的良性运行；而从长期来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环境破坏加剧等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发展的瓶颈性难题，促进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与生态改善的正向交互作用，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溯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然与我国过去侧重的需求侧管理不同，那么，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有的学者认为是我国的“本土流派”――新供给经济理论[6]。我们认为，无论是着眼于要素端与生产端改革，还是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无论是中短期内有效供给水平的提升，还是长期的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综合调整，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丰富的理论支撑。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可以为我们理解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措施、发展进程和目标取向提供重要的视角和资源。

第六，正确处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供给侧改革既要放大国有资本正向功能，又要为民营经济“松绑减负”。一方面，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挥国企改革在供给侧结构调整中的引领作用，打通国有资本进退机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向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方向的集中，全面增强国有经济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更多领域，进一步消除制度性壁垒，激发民营经济创新能力。

第七，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既要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与机遇，也要防范来自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关键在于，通过掌握核心科技，树立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等措施，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推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推动装备制造等出口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物流链、价值链，放大供给侧改革的乘数效应。尤其是要鼓励大中型企业通过跨国并购、上市、参股、重组联合等方式“走出去”，增强国际竞争力。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协调三大系统。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摈弃单纯积累物质财富的传统思路，转而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推动生态财富累加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生态财富的增加必须最终转换为社会普遍福利水平的提升，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速相匹配、公共服务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言以蔽之，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促使经济系统的良性增长、自然系统的生态盈余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2016（2）.

[2]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6（1）.

[3]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

[4]刘尧飞，沈杰.经济转型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分析[J].理论月刊，2016（4）.

[5]姚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重点问题[J].河南社会科学，2016（1）.

[6]许梦博，李世斌.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6（4）.

[7]倪国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J].兰州学刊，2016（7）.

[8]盛朝迅，陈蕾，王颂吉.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J].改革，2016（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兰洋.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与多维审视[J].学习与实践，2016（5）.

[11]卢峰.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河南社会科学，2016（1）.

Abstract： The 2015 Central Economic Working Conference propose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ajor strategic innovation that adapts to and leads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According to Marx'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ory of social organism，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must keep balance between long-term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th short-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systems correct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requir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eight core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Key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Marx'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Marx' theory of social org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