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钮营长吧?"
走到别人已听不到的地方,那名士兵停步,回头问我。
"你认识我?"
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半天不说话的人,私自拖我来打交道。
我马上接着问:
"你是我营里的?"
"我在谢团长那里,却是由你招来的。"
"那你是在步兵团里,是芜湖招来的那一批弟兄?"
9月底,谢承瑞团长到芜湖接收新兵,要我去帮忙。
"你为什么刚才看见我,盯着我而不打招呼?"
"我不在工兵营,只见过你一面,怕认错了。看了半天,觉得面熟,一直在想。还有……我怕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向那围火的人群一指。
最后一句话,表现出他的机警。
"你贵姓?"
我开始对他有了信任。
"我姓贾,叫贾利川。"
"人伍前做什么?"
"裁缝。"
裁缝是做手工艺的人,知识水平比农民或粗工高。
因此我又感到有了伴,不再孤单了。
"那些人都不是我们的?"
我向人群一指,问他这些人是否属于教导总队?
"都不认识,谁也没有问过谁。"
"我们怎么办呢?"
人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总喜欢问别人。
"我跟着营长走。"
"跟着我走有什么办法?你看我这副样子!"
绑腿和腰带作了捆扎木筏之用,钢盔太重便将它甩了。
一套军装,没有腰带,没有绑腿,也没有帽子,其狼狈的情形,简直形同乞丐,这就是败兵的形象。
唯一可以证明我是军人的,除一套棉军装外,便是左臂上钉了一个盾型的符号。
战时一般都不挂阶级。
记得在围城战前几个星期,上级司令部送来了一批新臂章。
猛一看与旧的完全相同,但仔细观察,才发现中间的图案正好相反。
譬如说里面画了一支枪,本来向右,现在变成向左。
我向来很粗心,当时根本没有看出来,便对团长杨厚彩上校说:
"一样的东西,再发它干什么?我们又用不着两套军装。"
"你仔细看看花纹,是相反的。"
他笑了。
"总队长怕敌人偷印我们的符号来渗透,所以换了。"
当我回答贾利川说:"你看我这副样子!"
同时向自己打量了一下,觉得实在有辱教导总队的官兵,就把那个臂章撕下来。
贾利川看见我这个动作,没有再搭腔,马上脱去他的棉大衣,也将臂章撕下。
他是否同我一样的心境?
我没有问他。
至少他表示和我一致行动。
"营长!你穿上这件大衣吧!"
他将脱下来的棉大衣递给我。
"不!我不冷,你也一样的需要。"
我并没有询问过贾利川的年龄,当时我即将满26岁,即使比他大,也大不了许多。
大家都是年轻小伙子,似乎没有必要脱衣相护,但我仍心存感激。
"我不需要,我没有掉下水,你的衣服还是湿的哟!"
没有再推辞,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他没有掉下水的事。
那批围火的兄弟们,似乎都是从江里爬上来的。
"那么你怎会走到此地?"
"我根本不准备渡江。"
"你打算上哪儿去?"
"芜湖,我是芜湖人。"
"你是征得来的,还是募得来的?"
当时政府已经实施征兵制,但户口年龄、体格检查,以及抽签等事,都做得不彻底,所以可说是征募并用。
我是职业军人,除了不得已做俘虏外,必须设法归队。
贾利川则有不同的想法:
"要我来当兵,仗打败了,现在可以回家去了。"
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要回芜湖。"
"芜湖怎样回法?"
我已没有心情晓以大义劝他归队。
再说归队又到哪里去归呢?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出中华门(位于南京城南,建于明洪武年间,结构复杂壮观,有内外城门和复杂的藏兵洞)或走水西门(位于南京城西,临外秦淮河)都办不到,只有从后面绕过去。"
他的话是对的。
朝南面的中华门或西南的水西门走旱路,正碰上敌军包围与攻击的重点。
而西南方向那几道城门,哪里还有方法可以钻得出去?
所以绕过敌军背后过去,也许反而能找到一个空隙。
"那我跟你走。"
贾利川一度想依赖我,现在我却反而想依赖他了。
正确地说,我们是相互需要,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走吧!天快亮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时近冬至,正是夜长昼短的时节。
我和贾利川交谈的时刻,大约是清晨4点多,距离天明,还有两个小时。
自从前一晚9时开始退却算起,已经接近8个小时了,这真是最长的一夜。
我和贾利川携手一直向东走,突然脚踩着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捡起来一看,竟是件棉军装。
我递给了他说:
"喂!弟兄,穿上吧!"
早晨的寒风非常冷,他却脱了一件大衣给我。
"走路怪热的,穿了反而累赘。"
他接过去,但没有穿上。
天渐渐亮了,我看见路边都是些被遗弃的军用器材,连轻机枪都有。
我捡了一枝79步枪。
但没有找到子弹。
工兵的任务不放枪,所以我连手枪都没有带。
现在为什么要捡一枝枪,理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军人离开枪就算完了。
捡枝枪,至少可以壮壮胆。
"贾利川!你也捡一枝。"
"要它干什么,难道我们两个人还去打一仗?"
"和敌人有对等的力量,也许还可以拼一拼。"
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
即使当俘虏也不能让敌人一枪打死,至少也得有还手的余地。
贾利川没有追问我的理由,也没有照我说的捡一支枪。
我们一面走,他伸手在地下捡起一个手榴弹袋。
那是一件可以穿上身的背心,前面挂有4枝木柄手榴弹。
他没有将背心穿上,而是用手提着,同时将我给他的棉大衣,随手抛了出去。
我们挤在一大堆人群里沿着公路走,沿途我还在地下找子弹,并且捡了一顶布军帽。
这样子,我的武装可算齐全多了。
白天比起黑夜,给人较多安全感。
明知危险一分一秒在接近,但并没有觉得太害怕,我还是与贾利川闲聊着。
"谢承瑞那一团怎么样了?"我问他。
"不知道。"
"你不是说在他的团里吗?"
"我在通信连,驻守新街口(南京市中心,交通要道,位于鼓楼南,向东通中山陵)一班总机上。看见许多士兵都朝下关方向走,就跟了出来。"
关于谢承瑞的情形,是我9个月后回到武汉归队时才听说的。
1938年9月17日,我在武汉的法比瑞同学会碰到一位同学,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啊呀!老钮,你到底还是回来啦!"
"怎么,你们都以为我死了吗?"
"可不!我们都为你开过追悼会了。"
我记得武汉的法比瑞同学会是在一所旧式洋房的二楼,当时有许多同学在那里看报或聊天。
忽然一位同学大叫一声:
"这就是我们为他开过追悼会的钮先铭!"
现场同学一下子就将我包围起来了,害得我从头到尾解释了两个钟头。
简单地说,吴国梁回到武汉,神龙活现地说我掉进了长江。
一套棉军装,一个不善游泳的人,又是在严冬的黑夜,不淹死也该冻死。
既有人证,那么我是死定了。
所以桂总队长还发了一点类似抚恤的慰问金给我的家属,而同学会也为我举行了追悼会。
听说这是七八月间的事,距我归队只不过个把月而已。
"谢承瑞有消息吗?"
我问老同学。
"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有吗?"
谢承瑞毕业于法国炮专及兵工大学,是正统留法学军事的学生。
至于我的养成教育,则是在日本士官学校。
到法国留学,只不过是镀上一层薄金而已。
我对内兄承瑞的阵亡始终痛心,桂永清将军未去世前也常常怀念他。
为国捐躯乃军人的光荣,以桂公之历久追思,则承瑞之死,可谓士为知己者死矣。
我和贾利川一面走一面谈着,就这样走进一段狭窄的河岸地。
南京附近有一处名胜区叫做"沿江十二洞",西起上元门(位于南京城北幕府山西麓,临长江,明南京外城18座城门之一。日军在附近地区进行了屠杀),东达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外东北方向的长江边,嶙峋怪石插入江中,其状如巨龙饮江,与采石矶、城陵矶并为长江三大矶。日军在此附近进行了屠杀)。
这是一排连绵的小山,与长江平行,因为对岸是平原,所以成不了峡谷。
但一边是山,一边是江,形成了可以通行的一段窄路。
我们走进这条窄路,并不合乎战术逻辑。
可是对我来说,就因此一步之差,日后反而让我遁入鸡鸣寺,皈依佛法僧,卒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能不说是一段因缘。
当一群约有两三百人的败军走进这段窄路时,有人发觉其中的危险性。
一名说广东官话的老总(时广东部队第66军叶肇部、第83军邓龙光部参加南京保卫战,英勇顽强。南京大屠杀中,因口音关系,已经放下武器的广东籍官兵被日军屠戮殆尽。老总,旧时对当兵者的俗称)向大家叫着:
"我们这里面,哪一位阶级最高?"
"这是我们的营长。"
贾利川突然答复。
当初我认为贾利川很机警,他却突然如此孟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一群散兵不甘心受敌人牵制,组织起来背城借一,即使不能扭转乾坤,至少可以凝聚一股力量来突围。
我也有同样的心情。
"那么我们就请营长组织一下,带我们通过这条路。"
广东军官要求我,也向大家表示。
我当然义不容辞,当时也有这种必要。
我先将这数百人整顿了一下,大体分为3队。
有步枪的为第一队,其中还有一挺轻机枪,但缺乏子弹;
有手榴弹的为第二队;
徒手的为第三队。
检查之下发现部队并非完全是乌合之众,因为还有炊事兵担着行军锅灶。
我走在步枪队中,随时注意前后部队,贾利川则紧追随着我。
"贾利川!你拿着这支枪。"
那支步枪是我在微曦时于路上捡得的,后来又找到一二十颗子弹。
本想用以自卫,可是现在有了部队,为了便利指挥,我倒没有自己持枪的必要了。
贾利川只背了4个手榴弹,所以我将步枪给他。
"营长!我这里有一架望远镜。"
一名老总走过来递给我。
"我倒希望有支手枪。"
我望望他,一面接受他的赠与。
"可惜我们都是下级军官,没有人带手枪。"
他这样回答我。
"你的阶级是?"
"步兵排长。"
那时都是称职位而不称官阶的,所以他仅告诉我职位,我也没有再追问。
有了望远镜,虽未必能增强我的武力,却增强了我的信心,很想背城借一,穿过这条窄路以突围。
大约走了个把钟头的路,先头的斥堠警觉地搜索着。
时间大概是上午9时左右,我们隐约听到断续的重机枪声。
是否已到达燕子矶?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地图,而广东部队对南京的地形更不熟悉。
斥堠侦查的结果,说是河岸右侧发现敌军。
这本是意料中事。
敌军虽从南方攻城,可是实施两侧钳形包围,直指向上下游的江边,乃是必然之事。
这时我倒是相当镇定,先命令部队停止,再召集3位队长及那位广东军官,共商作战方针。
当然应将部队展开,可是这是一段窄路,一边为悬崖绝壁,所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
当我还没有想出最适宜的方法时,部队却开始蠢动了。
主要是那些徒手兵,以及两三个挑担的炊事兵。
我本不太在乎那一小队人马,因为他们没有武器,无法列入战斗行列。
所以我马上对那位广东军官说:
"有枪的弟兄不要动,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突围的机会。"
我只对他说,是因为这些多半为广东士兵,听他指挥比听我的可能性来得大,我想利用他来下达命令。
可是一发牵动全身,几十个人的奔跑,竟发生连锁反应,整个的部队突然间向后转。
这时我再大声喊叫,却早已失去了控制的力量。
一阵骚动后,我被挤下路旁的沟中。
好不容易爬起来,部队已绝尘而去,连贾利川也不见踪影。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没有动,心里在想,先前有人递给我一架望远镜,当时希望是支手枪。
假如真是一支手枪,我想我会自戕的,因为这时比昨夜的经历更难受。
面对如此变化,我真是心灰意冷,不知何去何从。
"营长!你还坐在地上干什么?"
叫我的不是贾利川,而是那位广东军官。
先前部队停止前进的时候,他本和我在商量对策。
后来部队向后转,他也被人潮挤着走了一段路。
当他回头看见我坐在沟旁时,便一面喊叫,一面转身过来。
我没有答话,只是挥挥手,正和昨晚同吴国梁挥手的心情一样,意思是说:
"你走吧!用不着管我。"
他走过来将我牵了起来,说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这点武器冲不过一挺重机枪,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子弹。"
"不冲岂不更是等死?"
我顶了他一句。
"你总不能一个人待在此地吧?"
他勉强地拉着我。
敌军并没有前来追击,重机枪的射击声也稀稀疏疏,更没有看见弹着点所指向的目标。
因此我们反而有时间在那里争执。
"有什么两样?横竖要当俘虏的!"
"一个人与一堆人不同。敌人若发现一个人,一定是先开一枪。"
这种理论我没有驳斥他,我只是说:"挨一枪就算了。"
"不!我们先下去再想办法,总比在此地好。"
在这种生死关头,事前无一面之识,而能尽袍泽之情,那样相互扶持,使我产生了一种感激心,不得不随他走去。
我们又回到了上元门。
城是沿着高地建筑的,出城进城好像都要上一个高坡。
我站在城门口向内外一望,一堆堆像蚂蚁似的败兵,总数在千人以上。
时已近午,奇怪的是,有许多行军锅灶架着在烧饭,真是不可思议。
正当我在观察地形的时候,那位广东军官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离我而去了。
我在通往城外的公路上徘徊着,一时进退维谷。
公路左侧有条二三十公尺长的小径,尽头有一间小民房。
我在想,假如能找到一套便衣来换上,再以民家作掩护,或许可以避过敌人耳目。
正在思索着,忽然听到后面有一名士兵奔跑过来叫着:"营长!"
"你认识我?"我停步问他。
"先前我在你的部队里。"
"我还有什么部队?你看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假如能够组织起来,我就可以当师长了。"
"他们谁也不理谁。"
"这就叫做一盘散沙。"
因为跟那名士兵搭话,我没有去找民家,而是和他向北走,结果又接近了上元门。
那名士兵不想出城,所以一到城门口,便招呼了一声回头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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