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邯郸石油化工机械厂（二）

梦断邯郸石油化工机械厂

张建新

第二节 多姿多彩的三连一班

1968年9月1日，我被分配到厂里三连一班（当时车间一级单位按军事单位序列称谓，三连就是铆焊车间）当了一名自动氩气保护焊工。几天后有人告诉我，劳资科本来要我当铆工，到了班里，班长周聚恒见我面白体瘦，整个一个文弱书生，怕我干不了重体力，于是改变主意，让我改作焊工。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四年。

三连一班是巨型班组，鼎盛时班里有七、八十人，是名副其实的加强班，也是制作二炮（中国人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铝罐的专业班组。班组成员五花八门，一类是包括班长周聚恒工、副班长左计全在内的一批老工人。除少数几个人是1956年前参加工作的，其余的全是1958年扩建时入职的，其中不少人分别在大连、上海、太原的大企业接受过专业培训，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是石化厂的骨干中骨干。第二类是顶着臭老九“雅号”、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们。不少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例如张傲、国彦森毕业于天津大学焊接系，陈全胜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孙德胜也毕业于某个名校。大学生们个个聪明、斯文，各有所长。其中以陈全胜小活干的最好。每天上班，他总是坐在一个平台前，鼻子上驾着一副眼镜，手拿划轨、榔头等工具，组对着铝罐的各种管件。他干出的管件精致、漂亮、规矩，在班组里有口皆碑。后来，这些大学生都成了企业栋梁，分别担任了副厂长、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第三类是“站错队”下放劳动的机关干部，几乎全部是文革初期的“地总派”。我印象最深的有四个人：李贵祥、卜玉莲、孙中海、董其昌。前三位是老中专，后一位是老干部。以李贵祥最著名，后来调任市经委机械科科长、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剩下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工人，是最近两三年招收的青年学生。别看年纪不大，却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街道社区，有来自保定先锋机械厂，更多的是与我同期分配来的市内各中专、中学的学生。

当时，厂里小会天天有，大会三六九，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搞批判。别看会议上剑拔弩张，私下的人际相处却另有洞天。尽管班组成员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出身经历有别，思维秉性各异，大家都能和谐相处。为规避政治上的禁区，大家心照不宣地“莫谈国事”,开玩笑似乎成了同事之间交往的最好方式。班里不少人有外号，副班长左计全绰号“左老板”，因为他正走红，班里的工作基本上他说了算；1958年入职的周印玺好认死理，争论起来常常眼睛瞪得溜圆，斜身踮脚，宛如好斗的公鸡，不把别人说得闭嘴不言不罢休，人送外号“周斜门儿”；还有一个58年的老师傅刘金明，人家都说他“不着调”，加上行为怪异，一举一动、一笑一颦活像影视剧中的“济公”，落了个“刘疯子”大号。我们班甚至把外号送到了别的班组。二班有个老师傅因为个头低，左老板见面就喊“日本人”。欣慰的是，有外号的人对此不在乎，听到呼叫便反唇相讥，以更猛烈火力反击，随后彼此大笑言欢。久而久之，有外号成了一种荣耀，说明某人人缘好，因为人们不会把外号奉送给那些孤僻内向、一说就恼的人。

我觉得给人送外号，虽名不见经传，却是一门高超的民间艺术，起出的外号，既要诙谐幽默，又须抓住本人的特征，最妙的外号是从叫出第一声起就叫得响、记得住、传得远。知识分子通用外号就是“臭老九”。我们班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一见他们便张口 “老九”，闭口“老臭”，亲切而直截了当。青工申克俊喊得最响亮，他见了大学生们，无论是请教问题，还是交接工作，用峰峰口音先喊一声“臭……”，声音拖很长，且抑扬顿挫，大学生们听后笑嘻嘻地应允着，从不给脸子看。知识分子们也对“老九”习以为常了，甚至有些自我陶醉了，就像品尝一杯好茶，味道虽有点儿苦，喝下去却满肚清香，因为常用这种“尊号”称呼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

闲暇时间说说笑话成为班里一种习惯。班长周师傅老成持重，平时不苟言笑，但说起笑话来，也常让人笑得前俯后仰。他说的“吴老臭笑话集”绝对经典、也绝对原创。吴老臭是本厂下料连(车间)的一名老工人吴兴春的外号，因过于老实木讷，常说一些不得体的话留下笑柄。我只记住了其中两个段，记录如下。

第一则：吴老臭师傅年纪比较大了还没有说上媳妇。一次，媒人给他说了一位姑娘，并约他去姑娘家相亲。临行前，媒人知道他的秉性，嘱咐他主动说话，别当榆木疙瘩。到了女方家，进了门落了坐，吴老臭铭记着媒人的嘱托：必须没话找话。说话吧，一时又想不起说什么好，于是他东瞧瞧西望望，把女方家的房子环视了一周，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家的房子真够结实的了，63年发大水也没倒？”

第二则：某年，铆焊车间安装天车，副厂长要志和（后机械局党委书记）亲临现场指挥。铆焊车间厂房又高又大，一垮最少18米宽，天车自然是庞然大物。老臭师傅来这儿围观。因为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大设备，猜想它一定特别值钱。为证实他的猜想，他凑到要厂长跟前，几乎与要厂长脸贴脸了，认真而神秘地问：“厂长，这个天车可要值几百块钱了吧？！”几百块钱也是他使劲往多里猜的数。要厂长听后强忍住笑，点头搭讪道：“得植几百块钱，得值几百块钱。”

班里还有三位山西“老西儿”师傅，是从天津塘沽盐场调来的。别看他们识字不多，技术掌握得飞快。尤其刘志孝师傅，不长时间手把氩弧焊练到相当高的水平。他还是一个活宝，对待同志热情大方，说起话来妙趣横生，做起事来也有些滑稽荒诞。有一天，与他同宿舍的大学生赵景耀（后任市三中教师）妻子来探亲，刘师傅赶紧动员同宿舍人腾房，让这对年轻夫妻团圆。随后，他密约了几个人一起“听房”。晚上，等小赵夫妻屋里熄灯安歇，刘师傅几个人悄悄地转悠到宿舍后窗户下。因为我就住在隔壁，一觉醒来，就听见屋外几个人低声叽叽喳喳，不时伴随着阵阵嬉笑。刘志孝师傅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他虽压了低嗓门，但在夜深人静中听得十分清晰。他分明是在喊：“小赵媳妇憋不住了，小赵不上！”那口气比给他涨两级工资还激动。就这样，他们在窗跟下闹腾了一夜。第二天，这件事不知道怎的传到了赵景耀耳朵里，毕竟大学生有涵养，只是吵吵两句泄泄气就算完了。

第三节 师傅——沉甸甸的称呼

入职之后，我虽完成了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变，但是思想情感转变却来的相当艰难。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乐意干氩弧焊。干活时，要承受高温蒸烤、强光照射、铝蒸汽所形成的有毒气体挥发的侵扰，俩字：艰苦；三字：很艰苦。最要命的容易打眼和烘烤皮肤。那几年，我三天两头被打眼。一旦被打，两眼就像红葡萄，疼痛难忍，整夜整夜不能入睡，难受劲儿连死的心都有了。开始的时候，厂里没有治这种病的眼药，只能死熬，后来卫生所买来了解药，疼的时候滴上几滴，疼痛得到缓解。让我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来的，主要是受感动于多位师傅的身体力行，在他们面前，不愿干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我的第一位师傅是胡江芬，是一位1958年入职的中年女工，可能怀有身孕，体态臃肿。我上班的第一天跟上了她。我走到她跟前报到，她看了看我，只说了一句话：“干吧！”随后我就跟随她干活。我两眼一抹黑，几乎什么都不懂都不会，胡师傅一声不吭地操作机器焊接，我在旁边用心观察，打下手，帮她推推机器、拽拽电缆线、擦焊缝而已。一会儿焊嘴烧了，“张的，把钳子递给我。”我急忙把我身边的克丝钳子拿起递给她。她手脚不闲地忙碌了整整一天，而对我说的话不超过10句。

我在胡师傅身边大概只有一天，就转到孙忠海师傅身边。他就是我的第二位师傅。他个头不高，满脸和气，说话大嗓门，干吧利索脆，一口纯正的黑龙江话吐露着东北人特有的豪爽与粗狂。他带着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个徒弟，其中包括我和我一中同学张延江。二炮的四十台纯铝四十立方米大铝罐是军工任务，工期非常紧迫。师傅一上班，不是带着我们爬上高高的悬臂架焊接外缝，就是钻进直径两米四的银白色筒体焊接内缝。决定焊接规范和调整机器，自然都是他的事，徒弟们做些辅助性工作，例如酸洗焊丝和安装焊丝盘、搬运安装氩气瓶，或者按师父的吩咐，拨动直流电机上电流指针。最累的活儿就是焊缝返修是打风枪，挑开焊缝。他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很尊重，即使做错事，也不埋怨。遇到机器出故障、焊接不顺时，师父总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随后一个人爬上爬下，查看电机、观察氩气气量表，一个人忙活一阵子，直到故障排除。在这个过程中，他好像忽略了徒弟们的存在，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他从不使唤徒弟。

不几个月，孙师傅调回东北，举家北迁。于是，又来了一位师父卜玉莲，和孙师傅一样，也是老中专毕业。她是满族人，老家黑龙江，原在科室作技术工作，可能因“站错队”下放到我们组。听说卜师父刚结婚，她丈夫刘文元在技术科里的技术骨干。平时，别看卜师父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走起路来袅袅娜娜，干起活来却从不含糊，尤其是遇到苦活、累活都身先士卒。大铝罐终于要焊两头封闭的内缝了，不仅要把焊机搬进罐内，而且焊工也要钻进去操作。一台铝罐撑死不过四十立方米的空间，一旦开始焊接，从一个大人孔和几个接管向外排放的烟气非常有限，大量的烟气只能淤积在罐内，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无疑类似现代科教片里描述的飞行器飞入木星大气层一样恶劣和难以想象。当时，由于缺乏经验，不知道怎样排风，只是让焊工戴上防毒面具作为防护。那天中班，卜师父戴上防毒面具进去了，机器启动，大罐在滚轮架上徐徐转动，焊接开始了。我从人孔处透过面罩黑镜片往罐内观看，里面电弧爆裂声“劈劈啪啪”响成一片，刺眼的白光立刻充盈了罐内空间。只见卜师傅匍匐在机器旁边，一条腿卷曲，一条腿伸直，头上的面罩贴近机头的焊炬，正在专心焊接。几分钟，我就被冒出的毒烟熏得有一种似要窒息感觉，呛得我赶紧躲开了。大约过了四十分钟，滚轮架不转了，里面弧光也黯淡下来，我们几个急忙赶到人孔边向里窥视，发现焊接结束了，而卜师傅却平躺在罐壁上。我大喊“不好！”，我和张延江用毛巾围上鼻子，飞快地钻进罐里，呼喊着“卜师傅，卜师傅”，她没有答应。我们俩架起她那已经瘫软得身躯拖出了罐外。我摘去她头上的防毒面，见她双眼紧闭，面颊微红，双唇开一张一合的。这时，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老师傅们齐呼：“小卜、小卜！”她还是没有答应。“送卫生所！”这时，我不知那来的力气，背起卜师傅就往卫生所跑，几个徒弟也在旁边架扶。班里的师傅跟来的不少。进了卫生所，医生让她平躺在床上，听心跳、量血压。一会儿，她苏醒过来，很吃力喃喃地说着：“我吸不上气儿……” 见她醒来，我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下了。庆幸的是，她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会来了。

我的第四位师傅叫李贵祥，曾是厂里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因此被贬到我们班当工人。他早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中专部，后留校任教。1962年前后，河北工学院邯郸中专部下马，他弃教从工，调到我们厂工作。李师傅生性聪慧，工作能力很强，厂里对他非常倚重。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厂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直属单位，每年几次到部里接受分配的生产任务。李师傅代表厂里出使订货会，拿回众多任务单子。因此，他不仅对我厂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一机系统，上至部长，下至各直属厂同行，他结识了不少人。在车间干活一有闲暇，他总是拉开话匣子，用教师特有的语速娓娓动听地讲起诸多见闻，让我们几个大开眼界。

他曾讲过一个 “超日本浮头式换热器”故事。他说，我厂造出了质量非常好的浮头式换热器，里面的管束与筒体之间的间隙非常小，已经胜过日本同类产品水平。于是，拿到一机系统产品展览会上展出。我厂的展板题目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一天，一机部杨殿奎副部长前来参观，一看这个标题，笑着对我厂与会人员说：“你们这个鸡窝可够大的呀！”部长的褒奖既有趣又实在。

他还讲过一个“两厂长赴会”故事，至今仍让我忍俊不禁。他说，一次一机部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召开直属单位领导人会议。我厂厂长赵启民（后市供电局局长兼书记）、副厂长孙其华如期赴会。等走到西苑大旅社门口，赵厂长被警卫拦住，不让他进。原因是赵厂长身材不甚高大，又穿着一件黑色布料“撅肚子小棉袄”，警卫咋看也不像一个大厂的厂长。而副厂长孙其华身材粗胖，还披着一件黑呢子大衣，一看就是“大干部”，所以，警卫问都不问就放行了。回来之后，赵厂长大骂旅社的警卫“以貌取人”，但是也深知世俗难违，赶紧做了一身呢子中山服。谁知，或许是服装剪裁不合体，也可能是这位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实在穿不惯“高级服装”，穿在身上总显得别别扭扭、邋里邋遢的，弄得他走路都走不成了。自然，那套“华服”锁只能进箱子里了。

如果说这四位师傅交给了我技术、提供了榜样的示范和工作上的快乐，另外一位师傅却为我们几个徒工赶走了死神，有救命之恩，他就是刘疯子师傅。刘师傅是铆工，经常配合焊工干活。一次，刘师傅和我们三个青年工人钻进罐内干活。突然，刘师傅瞪着两眼盯住了控制筒体旋转的那个按钮，说：“不好，按钮漏电！”，我们几个围拢过来，也看到那妞里面有一红点闪闪烁烁。我的一个同伴要用手触摸，目呲尽裂的刘师傅大喊：“别动！”此时，刘师傅全然不见“疯”态，而是异常严肃而镇静。“谁也不要出去！”他发出命令，随后对准人孔向外呼喊：“谁在外边，拉掉按钮的电闸！”幸好有个青年工人站在外面，听到呼喊，断开了按钮的电闸。按妞的红点熄灭了，刘师傅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们，按钮带漏电，使筒体整个带电，幸亏滚轮上有层厚胶皮绝缘，我们才没触电。如果这是有人贸然钻出筒体，人体接地必死，罐内的人也难逃都触电身亡。听到这个解释，不由得一身冷汗，真是后怕。我由衷地感谢刘师傅，不是他的经验，不是他断然处置，我恐怕早不在人世了。就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师傅”这个不寻常称呼沉甸甸的分量了。

可惜，我的几位师傅调走的调走，去世的去世，现在只剩胡江芬师傅还住在石化小区（已于前年去世），但是腿脚很不灵便，走路一拐一瘸的。每天出来晒晒太阳，散散步，别人打麻将时，她在旁边观阵，倒也悠闲自得，我衷心祝愿胡师傅健康长寿。

图文来源 邯郸处士 作者 张建新 编发 常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