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池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挑战

在中美缓慢渐进的断链中，电池产业正受冲击，如何协调中美两国市场、如何在美国市场上实现新的定位，应成为电池企业考虑的问题。

目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处于历史低谷期，但电池、储能和太阳能成为对美直接投资的热点。尤其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背景下，中国这些优势产业成为少有的对美保持较长时段连续性投资的产业。由于存在较高的供需匹配对接，尤其存在“新能源产业”标签，基本上中国主要头部电池企业均参与到对美直接投资，暂时享受到了各类补贴（或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包括中国电池企业对美投资，突显了美国政府力图重振汽车产业的需要，当然这背后也有拜登力求以振兴汽车产业工人蓝领势力扩大在2024年总统大选优势的设计。然而涉及电池产业对美投资，绕不开安全议题。

中国电池产业优势是长期累积的，集中表现在电池生产工艺以及对全球锂矿、钴矿、镍矿的控制和影响上。借助电池领域优势，中国在短期内实现了汽车动能更新换代，并在较短期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由于对新能源赛道机遇抢抓到位，中国获取了巨大的汽车红利。汽车产业同样作为美国重要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美国政府也希望抓紧利用这一波红利。而为与欧洲竞争低碳经济，美国通过了《降低通胀法》并提出了千亿美元级的补贴作为红利，美国各州制定了积极的政策吸引全球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进驻。美国这一空前规模的招商引资实现了较好的成效，其中国轩高科、宁德时代均是在这一时期实现对美的成功投资。

实际看，中国电池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目前依然保持较大热度，作为企业海外资产布局，对美直接投资可以部分回避国内产业“内卷”，同时利用和开拓美国市场，尤其在《降低通胀法》出台后，更可能获企业发展所需补贴，看起来中国对美电池产业投资正处于一个黄金时期。然而美国市场已经不是完全自由市场，行政力量在经济中的能量越发突出。

美国政府一边利用中国具备优势的产业吸收对美投资，另一方面又层层设障，对于一切可能存在安全外部性的产业进行预防性削弱。比如，2月21日，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加强美国港口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并指示将拨款用于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此项行政命令，旨在更换美国港口集装箱、起重机等中国制造的看似“无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根据此命令，未来五年内政府将投资超过200亿美元，用于改善美国港口基础设施，包括在美国本土生产更多港口起重机。拜登政府还表示，未来将尽量打破美国对中国供应链和制造能力的依赖。受此影响，振华重工、三一重工的股价均出现影响。尽管美国工程机械市场中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比较大，但优劣势可能会重构。因为这些机械类企业，美国并非不能生产，大多数的企业是在中美投资的黄金时期（即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任期内）实现对美直接投资或出口销售，而这一切如今可能都会被重置。

重置的一个动因是避免让中国的产业及其国际活动影响到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和军事运筹。在俄乌战争推动的外交战略重大转变中，美国与欧盟联合开启了对中国企业的批量式制裁。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对这些公司在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发挥支持作用的直接回应，空前的制裁导致新的分裂，代表了国际经贸的又一关键时刻。民主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康诺利向媒体透露，这些制裁旨在削弱迄今为止助长俄罗斯的支持体系，由于涉及一批中资企业，这标志着西方认定中国对俄贸易支撑俄罗斯战争持续能力的立场明显转向强硬和升级。

在国内，美国政府以及安全部门在积极审查中资企业涉美国产业包括信息、数据、网络等层面的介入情况（外资现代化法案“FIRRMA”有明确的对于这一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在数额巨大的汽配产业，包括万向、国轩高科、宁德时代以及福耀玻璃，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介入美国汽车产业链，实现投资利益。如果中国企业要确保在美国的存续，有几点必须注意：一是尽量以绿地投资而非收购展开。因为收购会触及CFIUS安全审查，而绿地投资可以弱化这一风险甚至规避审查。二是尽量在美实现本土化，这包含了减少与母公司的直接业务往来、弱化领导与控制关系，开拓相对独立的产业链。因为任何与中国政府或母公司的紧密稳定关联都可能诱发自身存续的政治风险。在这一议题上，中国某在美大型社交服务巨头就相当敏锐而且在风险规避方面做到合规超前。往后看，涉及到美国信息与技术类的中资跨国公司都会面临着这一问题，即选择美国就须要面临“美国化”和“本土化”这一双重议题，是必选题，而非选择题。三是编织以美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这与公司仅作为中国电池企业在美子公司这一单纯概念不同，美国政府在产权以及经营上已经明确对中国电池企业予以了严格规制（比如，美明确将限制使用中国电池的电动车抵税优惠）。美国认为中国诸多产业（或公司）存在政府背景、补贴或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代理人。由于对华缺少政治信任，美国目的是为了排除中国企业以及政府对美产业和国家运行影响，所以如果要在美国扎根生存，那就要尽可能地去除中国色彩，这是包括SHEIN在内的中国企业均在做的事情，很现实，但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此外，中国电池企业需要认识到，电池不是没有污染而只是把污染部分转移（比如央媒报道江西宜春较为落后的锂矿开采加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进行“美化”包装，电池所消耗的金属以及加工所带来的污染，很难定论这是一种契合“ESG”需要的产业。目前，欧美在绿色发展议题和产业上展开了竞争，未来看，污染严重的锂电池可能难以适应汽车工业的动能更替趋势，诸如液氢甚至太阳能等方向带来的竞争并非完全可以忽视；同时，包括韩国LG等巨头一样存在巨大的竞争力，美国各类国家实验室也在研发新的更具性价比的电池，而中国在镍、钴矿等领域的优势到底能持续多久，这是一个值得提问的问题。

现实看，中国电池产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机会窗口和红利期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电池作为汽配产业对美直接投资的一部分，电池产业与军方关联度明显（比如，锂离子电池被广泛用于单兵作战系统、潜艇、无人机、空天飞行器等军事装备，在陆、海、空、天领域展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美国不希望在各类要素中对中国涉军民两用产业出现明显依赖。在中美经贸互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产业确实已经深度融入了美国以军民两用产业为主的国家经济系统中，拜登是历史上首位对对手国家进入本国产业和供应链实体实施总体层面的核查并提出综合性风险弱化方案的总统。其中的一个重点目标在于，美国要建设自主可控，由美国和盟友公司组建或由竞争国家企业推动但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企业。

另外，中企获得补贴是有条件的。美国对中国是警惕的。《降低通胀法》规定，从2024年开始，如果一个清洁能源电池经过了由任何“受关切的外国实体”拥有的组装线，装有该电池的汽车将立即失去为其车主获取美国政府税收优惠的资格。新规所针对的目标是在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注册或设总部的公司，以及25%或以上股权或董事会席位由这些国家控制的公司。从2025年起，制造过程中使用了任何“受关切的外国实体”开采或加工的锂、镍和钴等关键矿物的电动汽车将失去补贴资格。实际上就是要求国轩等企业实现“本土化”。此外，批评始终伴随中国企业投资，比如，在通过《降低通胀法》扮演要角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公开批评最新举措在将供应链去中国化方面做得不够。而常识是，一旦有政治上的不满，矛盾爆发基本只是时间问题。

往后看，电池企业并不能持续成为美国招商引资的“热点”。一旦中国在镍、钴、锂等方面优势受到削弱，那包括国轩和宁德时代在美的投资优势均可能受到削弱。而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的技术算不上最优，目前美国包括环保人士、偏激的土地保护人士均对中国电池投资的安全性和环保性提出了质疑。往后看，安全化与企业内部治理（应对活跃工会势力）会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企业的挑战。

对中国展开断链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企业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中美缓慢渐进的断链中，电池产业目前正在受到冲击，如何协调中美两国市场、如何在美国市场上实现新的定位、如何处理好与母公司和中国政府的关联，如何争取地方政府的持续支持等确实应成为国轩高科和宁德时代等企业高层需考虑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