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迁移与关系重塑：人机关系的结构性变革

作者：杨东伟（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4期

导 读：

人机共生和同构为我们理解人机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权力争夺，还可能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目前，具有实体或虚拟的交流型机器人可以基于自然语言与人类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甚至多对多互动，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资讯和生活服务，还可以满足人类的娱乐和情感需求，这打破了以往以人类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也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主体迁移：机器在传播中的地位

（一）现实层面：机器成为交流者

社交机器人、智能客服、智能助理等机器人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交流对象，机器人正在成为人类的工作伙伴、倾诉对象，甚至情感伴侣。2014年5月，微软发布了聊天机器人“小冰”，其目的是满足用户的交流需求和情感需求。2014年6月，俄罗斯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聊天机器人软件“Eugene Goostman”，在测试中，33%的参与者认为其是人类，与以往预设对话主题的机器人不同，“Eugene Goostman”并未提前设置话题，因此“Eugene Goostman”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1]。2017年，机器人“索菲亚”（Sophia）被沙特阿拉伯授予人类国籍，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交流型机器人已应用到传媒、教育、服务等诸多领域。在社交媒体平台，机器人已经参与到内容生产、议题讨论和新闻扩散中，实现了与人类的一对一、一对多互动，由于社交机器人的隐蔽性，除非明确标注账户为“人工智能”或者“虚拟AI”，否则人类用户很难判断某一账户背后是人类还是算法。在新闻领域，2016年，光明日报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国内首款人工智能新闻信息服务平台“光明小明”，不仅为用户提供信息和生活服务，还可以陪用户聊天。2022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推出的聊天机器人模型ChatGPT不仅可以与人类对话，还可以执行信息检索、代码编写、脚本撰写、翻译等任务，其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执行的任务也更加复杂多样。2023年3月，百度发布了文心一言（ERNIE Bot），它能够与用户闲聊、回答用户问题、与用户进行协同创作。

技术不仅继续扮演着传播中介的角色、发挥着媒介的作用，还承担着传播者的任务，甚至兼具媒介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以智能手机中的语音助手为例，人类可以通过它打开手机应用，还可以与它聊天互动。在执行人类指令的过程中，语音助手是作为媒介而存在的，而在与人类对话的过程中，语音助手则以交流者的身份出现。

（二）人机传播：对机器主体地位的再审视

在阿兰·图灵提出的“模仿游戏”中，计算机既是人类交流信息的媒介，也是交流的参与者之一[2]。虽然早期有学者提出了机器作为通信者或者交流参与者的问题，试图关注人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传播，但是传播学研究将视角集中在机器的工具属性方面，这在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中得到强化，即人是交流的主体，机器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或渠道。

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包括人类如何通过技术进行互动、人类如何通过技术影响他人并受他人影响等。对“技术是交流参与者”研究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因为其不符合人类长久以来对技术工具性的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限制，即使是参与交流的机器，也未凸显其自主性，人们没有切实感受到技术作为交流者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如今，机器人正在扮演交流者的角色，并活跃在现实交往和网络空间中，传统的以人为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无法应对技术主体性这一根本转变。美国学者Guzman和 Lewis认为交流型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具有交流的功能，还被人们理解为交流者，只有人机传播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才能应对这一挑战[3]。人机传播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传播行为，人机传播将机器视为交流者，机器不是人类传播的中介或渠道，而是扮演着信源或信宿的角色，这为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放在人机传播领域，重新审视技术在交流活动中的地位，思考这种转变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交流依赖：人机传播关系亟待平衡

交流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舒茨提出的“人际需要的三维理论”中就包含着人际关系中的支配需要，会促使人类产生支配行为。在人际传播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信息交流服从他人或支配他人，在控制与服从中调适自己的互动行为，这种传播关系同样体现在人工智能的设计理念中。人类最初将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划定为主仆关系，因此，机器人不会被赋予社会决策者的地位，而是扮演着以服务用户和人类社会为目的的社会角色。世界上第一个聊天机器人Eliza是一名心理治疗师，而如今机器人的角色更加多样，如助手、客服等。

目前，大部分的聊天机器人只能与用户进行一问一答式的对话，而且需要用户唤醒才能与人类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用户一方掌握着主动权，主导着人机对话进程。聊天机器人通常以服务用户为目的，为用户提供帮助和服务，并在互动中顺应用户。即使用户以粗暴的方式提出要求，机器人也会完成特定指令，并在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表示道歉。从这一角度而言，用户在人机互动中完全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种权力关系并不必然有益于人类，正如任何权力失衡的关系一样，权力较弱的一方会在互动中塑造权力较大一方的期望和行为[5]，也就是说，机器人可能在无形中对人类一方行使权力。

虽然机器人的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有待提高，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真实情感，但人们仍然愿意将其视为朋友、家人、伴侣，而不仅仅是主仆关系。人类是机器人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同时也是与机器人进行交流的对话者。当对话一方变成机器人时，对话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倾斜，似乎人类一方才是对话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但为了更好地使用机器人，人类需要适应机器的交流方式。

人机互动的过程也是人机权力关系向机器人一方倾斜的过程。在早期使用电话答录机时，人们需要按照机器的指示进行留言。后来，为了更好地使用计算机，人类必须学习特定的编程技术。如今人类从“使用机器交流”转变为“与机器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认可机器人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并在互动中产生类似于人类交往的情感，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当对机器人产生情感甚至依赖时，人类将会受制于机器。人类会担心机器人无法使用、无法即时回复，一旦机器人停止服务，情感卷入程度较深的用户有可能产生类似于现实人际关系破裂的负面情绪，这同样会给用户带来情感伤害。

共生同构：人机关系的新形态

（一）人机共存：人类社会的新形态

交流在本质上是一个承认彼此主体性的问题[6]，将机器视为平等主体，就意味着人与机器可以交流。“索菲亚”被授予公民身份，这表明在法律上承认了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日本一男子与“初音未来”举办婚礼，虽然这种“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但从个体角度而言，机器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思考人机关系的历程中，无论是“工具性”还是“代具性”，都只涉及了人机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人机“互补性”，而忽略了人机“同构性”[7]。在“工具性”和“代具性”的人机关系中，技术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或中介而存在，与传播主体无关，人与技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麻省理工学院利克莱德教授提出了“人机共生”的概念（Man-Computer Symbiosis），他认为最好的系统是人类和机器最有能力的一种融合，人类与机器之间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他们的合作关系在自然界中有一个模板——共生[8]。共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机体共存的状态，被认为是5G时代人机关系最恰当的隐喻[9]，这意味着，机器人将与人类相互依存、共生发展。共生同构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人机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关系共存：传播网络的新形态

从传播的角度而言，人机交流不是人际交流的替代品，由此形成的人机关系和现实关系也不会消失，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谐共存。人类会从人际传播的风险中肯定人机传播的意义，也会因为人机传播的局限性肯定人际传播的价值。人机交流缺少社会规范的约束，不会产生类似于人际交流的冲突和矛盾，这不仅使人与机器的交流更加轻松和愉悦，还可以缓解现实关系中的疲劳感。从人类交往的潜在风险而言，人机交流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人类可以将自身与机器人的关系个人化，这种关系更容易维系；就人机交流的局限性而言，相比之下，人际传播的形式更加多样，人们可以通过相互了解进行个性化互动，更重要的是，人际传播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互换，进行更广泛的社会联系。

目前，聊天机器人的互动方式和内容相对有限，对同样的问题给予的回答也很相似，对用户情感需求的回应往往过于模式化。对于部分用户而言，机器人只能满足其短期需求，但缺乏同理心的机器人可以成为人类的“智能化树洞”，帮助用户宣泄情绪、排解压力、舒缓焦虑。虽然机器人不具有情感，但它唤起的人类情感是真实的，人类会在与机器人的互动中产生类似于人类交往的社会反应，与机器人建立起类似于人际交往的情感关系。

根据媒体等同理论，人类对计算机的社会反应是无意识的，人脑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区分出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而伴随着计算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计算机已经融入其日常生活，人机互动也成为其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可以说，人类已经能够明确区分现实交往和人机交流。随着人机互动经验的积累，人类对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包容程度会越来越高，当用户通过人机交流获得与人类交往相似的情感回报，并从中体验到关系的亲密感和满足感时，便不会在意交流对象和陪伴者是人类还是机器人，这并非人类的无意识反应，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那么，未来的人机传播与人际传播、人机关系与人际关系将会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传播结构和关系网络。

结 语

在机器智能化的过程中，机器人所学习的是人类交往中和谐的一面，如理性、耐心、顺从，而人类的缺点往往是机器人难以模仿的一面。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与机器人的交流将会更加顺畅、更加个性化，这种一对一的人机交流也更接近于人际传播。与此同时，人际交往的风险会放大，人际传播存在的局限性和社会风险无法完全消除。那么，未来人机交流会不断侵蚀甚至替代人际传播，而作为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人际交流的减少必然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产生冲击。因此，人类需要对机器智能保持警惕，防止技术失控，遮蔽人类的主体性，从而维持人机共生发展中的良性关系。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3192019014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首台“准人类”计算机通过图灵测试 模仿13岁男孩[EB/OL].(2014-06-10).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610/c66323-25125569.html.

[2]谭雪芳.智能媒介、机器主体与实拟虚境的“在家”——人机传播视域下的智能音箱与日常生活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0(08):110-116.

[3]Guzman A L, Lewis S 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munication:A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J].new media & society,2020(01):70-86．

[4]Guzman A L. Making AI Safe for Humans:A Conversation with Siri[M] // R. W. Gehl and M.Bakardjieva(Eds.). Socialbots and Their Friends: Digital Media and the Automation of Sociality.New York,NY:Routledge,2016:69-85.

[5]Fortunati L, Edwards A.Opening Space for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J].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2020(01):7-18.

[6]刘海龙.人机交流的未来：身体与交流面临怎样的困境？[EB/OL].(2019-01-2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3442135228971927&wfr=spider&for=pc.

[7][9]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01):5-10.

[8]Licklider J C R. Man-Computer Symbiosis[J].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1960(01):4-1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杨东伟.主体迁移与关系重塑：人机关系的结构性变革[J].青年记者,2023(24):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