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距离疫情防控彻底放开已经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国的宏观经济先是经历一波上涨趋势，尤其是楼市迎来小阳春行情，随后步入下行周期，直到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各种利好政策出台，也没见利空出尽，依旧处于不断探底的过程。

有人认为该轮经济调整所需的时间恐怕会很长，如同当年日本房市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形，光是提振其国民产值增速回暖，使经济彻底复苏就需花上三十年的时间，也被世人戏谑地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另有人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产生阵痛在所难免，但得益于地大物博的规模发展优势，修复经济基本面所需的时间肯定较短，至少不会陷入像日本那般漫长的调整周期。

我个人认为，对于经济周期这类自然规律，凭借人类的意志是难以撼动的，更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人类的智慧足以想出恰到好处的应对之策，所以我相信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定是持续向好的，同时也会对具体行动的后果产生忧虑。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天花板，也就是至高时刻出现在2021年，彼时综合国力达到阶段性顶峰后，便开启各方面发展一路下滑的周期，似乎势不可挡。

甚至有人更加激进地认定综合国力早在2018年就已抵达阶段性的天花板，而后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方才能够恢复上行，即整体呈波动式上涨的趋势。

对于这类“顶峰论”，我是持谨慎态度的。

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自2018年以来，居民及企业部门因为土地和房屋价格的疯涨而被迫承受生存成本随之一并上涨的开支水平，导致负债率和杠杆率创下历史新高，同时也迅速抵达上限，以及2021年我国步入刘易斯人口拐点的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这些现象的出现又未尝不在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所以我本人无法对以上观点给予任何见解，但我想与其针对这些观点的论据逐一进行反驳、证明或站队，倒不如解决一个放在当下更为重要且火烧眉毛的问题：

我国宏观经济始终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到底都有哪些？

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或病因，我们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只会让病情一直拖延下去，治标不治本。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疫情防控导致诸如人员和物资等社会生产要素无法相对自由流动，即使是处于后疫情时代也难以完全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去消除影响。

第二、首次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上面和民间都没有意识到疫情及防控措施后续可能带来的结果，便火急火燎地集中整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将互联网、教培、房地产行业视为“三座大山”势要推翻，于是一场由上面牵头、民间积极参与的整治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此举相当于在本就遭遇疫情冲击及经济修复疲软的严峻态势下又添了一把火，行政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系统导致的弊端及效应持续到现在仍无法被消除。

所以今年年底，上面意识到问题所在，充分吸取了贸然行动引发的教训，谨慎提出“先立后破”的理念，就是为了防止行政干预继续扰乱市场秩序。

第三、常年来经济系统内部的风险累积并释放的结果，比如特定行业或领域的资产泡沫、部门现金流枯竭导致债务逾期或违约、主体信用受损或破产清算等等。

而这些结果都是过往采取债务驱动型投资的模式，以及任由全社会信贷疯狂扩张所导致的。

第四、外部政治力量对过往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及相关利益格局的重塑，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易及投资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

综上分析，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共同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效果持续乏力，以及市场交易始终萎靡不振，历经三轮针对楼市等主要市场的施救政策潮仍无法扭转下行的颓势。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推出更具威力且更大作用的“终极版”救市措施，要比“史诗级”更加宏大，效果更立竿见影且经久不衰才行。

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不得不背水一战，实施终极救市举措，它们分别是：银行保房、金融化债、资管筑股。

国有银行力保房地产市场

我们先来说一下银行保房：近期，上面对银行提出“三个不低于”的要求，以此力保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

为什么要力保房地产市场呢？

因为房地产市场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基本上没有之一，它就是最主要的支柱型产业。房地产市场运行得不好，代表宏观经济的运行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另外，我们是以房地产市场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所以上面要求银行来保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最后一定要银行来力保房地产市场呢？

这就跟我国的银行机制，甚至与整个金融系统的制度有关。

我国的银行机构及金融系统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得从其建立的初衷以及基本特征这两方面入手。

首先，我国银行机构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流动性而设立的。

自1995年A股诞生至今，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其等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国有化经营部门以及一些行政机构融资便利而设立的。

其次，我国现有的银行机构以及金融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国有化运营，即必须要遵守行政指令，往往缺乏独立决策的能力。

若论我国金融业及银行业的生态与其他经济体的相比有何畸形之处，我认为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业生态，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通常为私有化运营，只不过受到主权国家及实体机构部门的监管限制，即必须要接受主权实体部门的监管。

但它们往往都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通过季度或年度财报得知自己的盈亏状况，明白该向谁投放信贷资源，该扩展谁的社会信用，以及将主权货币传导到哪儿去，这些决策通常依靠它们独立且专业的金融行业经验从而实现。

然而，我国的金融系统及银行机构并不具备这样的独立性，缺乏专业的金融行业经验和决策判断的能力，导致我国的金融制度出现极为严重的问题：无论是在货币传导、信用派生，还是信贷投放等方面均缺乏符合自然规律的专业性，使得金融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

而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业，由于它们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在金融资源这方面并不会像我们这般严重失衡，分配都还挺合理的，基本上能够满足正常需求。

比如说信贷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对待个人或企业部门，不会出现信贷投放歧视这类奇葩的现象。只要当事人被它们评估为具有风险承担的能力、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资产运营的能力，一般来说金融资源都会分配到当事人的手上。

总的来说，我国银行是国有化运营的，所以必须要服从行政指令。

而现在上面的行政指令要求银行必须力保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只因房地产市场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所以银行务必将自己的金融资源全部倾注给房地产市场行业的主体，即进入白名单的房企、开发商，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中间商。

由此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银行，我国的整个金融系统实则都是为了行政力量即相关机构或部门进行财政融资的工具，此外还是为了充实国有资产储备、壮大国有资产总量的金融结构性工具。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金融业生态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相比所展现出来的特殊之处，不能说是畸形。

于是乎，银行保房这件事，无论是从程序正义，还是道德正义来看，都是顺理成章且毋庸置疑的绝对正确。

银行必须要听从上面的指示，而上面说现在的宏观经济不好，就是因为房地产提振不给力，我们现在要力保房地产市场，而银行作为国有化运营的行业，务必将全部资源倾斜给房地产市场，所以提出了“三个不低于”。

如此说来，银行保房就是上面用来充当“终极救市”的举措。

金融系统性风险这玩意儿是我们国家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防范的，目前我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相比其他经济体来说是比较小的。

除此之外，当前我国的M2发行量长期位居高位，然而普遍都在银行的账户里空转甚至停转，通过确保房地产市场主体的流动性充裕，可以盘活一大部分基础货币，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

当这些基础货币被盘活了之后，作为流动性倾注给房企，加上保交楼项目的推进，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端彻底被盘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如此一来，部分地区烂尾楼及商品房销售不给力的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流动性充裕会促进楼市交易环节的通畅，也许会提振相当一部分购房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库存都能够被消化。

消化完毕倒不至于，不过对于缓解当下房地产行业的一些窘状还是绰绰有余的。

利用金融手段来化解债务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化债。

我国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债务驱动型投资，要知道这种模式的弊端有很多，比如扩张债务，还有壮大各个领域的资产泡沫，使得社会主体的信用受损或破产，这些现象无一不是由过度的债务驱动所致。

那么我们可否通过金融手段，在空间延展性上覆盖当前以及之后的债务成本呢？

我认为得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个是产业结构，还有一个是人口结构。

目前我们只能通过发展高端制造领域，以及攀爬制造业上游，才能够拥有工业的高附加值。然而我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

日本当年就很聪明，将产业结构优化了一遍，并且把本土的金融资本锚定在海外的产业资本上，也就是说它的企业出海是非常成功的，比如索尼、东芝这些企业纷纷“出线”，以更大规模的全球市场为主要的经营场所，而非只注重日本的本土市场，后者的规模相比前者而言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如此一来，日本的本土市场必须要对海外的经营者对等开放才行，一来可以壮大其本土的产业资本，二来能够将本土的金融资本运用得更好。

但是这一点放在我国是很难行得通的，出于金融资本管制，以及思想市场未开放等缘故，导致本土的很多理念没有与时俱进、更新迭代。

很多人仍觉得咱们是大国，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全球市场如此庞大的规模来为我们所用，只需要盘活国内的市场，守好这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行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思维误区，导致我们的市场不能够或者说无力对外对等开放。

倘若不能对等开放，那么以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为主的海外市场，对咱们也行使基于主权国家的权利：你不对我开放，那我也不对你开放。而这无疑会对我国企业的出海构成相当大的阻力。

那么我们可否依靠国内需求市场、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以此替代企业出海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呢？

我的回答是：行不通。

很多人也许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国家的市场规模也挺庞大的，怎么就行不通呢？

这里涉及到资源有效利用率的问题：同一法律实体内部，或者是同一主权实体内部，它的制度或行政成本、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费用，以及整体或具体事项的行动效率往往是不变的。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沿海地区的省份开一家公司，与在中西部的云贵川或者是在一些自治区开公司，手续几乎是一样的。而这就是行政成本。

还有一个是产业转移的成本：过往几年或者是十几年来，一直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那就是能否把沿海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产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去，比如说像郑州的航空港区，专门为了富士康而开设的。

那么郑州模式可否复制呢？

我的答案是很悬，因为这涉及到成本，以及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广东、浙江、上海都有很深的那种深水港，除了飞机运输之外，可以用吞吐量巨大的货轮去运输这些制造商品，然而放在中西部地区只会徒增物流成本。

除此之外，我们制造的这些商品通常都是出口到海外的，因为只有海外，说得直白一点是西方发达国家，才有足够旺盛的购买力来消费我们的商品。

国内的市场并不足以消耗如此庞大的商品规模，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均GDP只达到1.2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达到1万美元以上。

所以说，我们内部的消费力不足以支撑起世界工厂的产能输出，出口转内销这一点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话说回来，自2008年之后的四万亿财政基建计划，以及2016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项目，中西部地区便建立起大量的基础设施。

比如云南、贵州的人均铁路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广东和浙江，但是前者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足以与后者的相提并论。

另外，中低端制造产业有转移到那儿吗？

很遗憾，并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在同一法律实体内部，其制度成本、交易费用，以及办事效率通常是不变的。

这也意味着，从东部到西部的产业转移实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人家宁愿把产业转移到越南、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也不会转移到中西部。

毕竟海外的政治力量有这个需求，想要摆脱大陆这个单一的行政实体，于是它们行使权利，宁愿把生产基地搬迁到基础设施没那么好的地区，反正它们的财富存量也足以承担起从零开始的建造成本。

综上所述，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无法制造如此之多的产业资本，并与本土的金融资本相结合，于是利用金融手段去化债，不太可能在时空延展性上覆盖现有及往后的债务成本。

至于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那就简单多了，对此很多人都能展开说道一二。

未来二、三十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肯定比现在要少，现在是九亿劳动力养活三亿老年人，以后有可能是倒转过来的：三亿劳动人口养活九亿老年人。

试问这样的人口结构所产生的劳动收益所得能够覆盖债务成本吗？

一般来说，如果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把劳动所得收入优先转化为经营生产的原始资本积累。但如果是身负债务的情况，那肯定是优先偿还债务，让自己的信用得以持续，维护个体的信用。

当你有债务了，肯定先还债务，但往后的劳动收益所得很有可能是骤减的，对于财政来说也一样，以后的税收肯定不如现在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对于个体来说，债务成本已经无法被覆盖了，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财政主体来说，税收、税基都减少了，岂不是也无法覆盖债务成本了？

所以，我们不能单靠金融手段去化债。

那还要靠什么手段去化债？

我的回答是：开启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区别于债务驱动型投资的旧有模式，具体而言，即盘活存量、创造增量。

过往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有资产储备以及国有资产量已经被“充实”到一个天文数字。

前面提到过，由于整个银行业和金融系统都是为了行政主体财政融资而设立的金融结构性工具。

如此说来，银行业的壮大肯定也提升了国有资产储备和国有资产量，把这些国储盘活成资金流动性，使其变成存量资源，再进行投资，以此创造增量的经济和财富规模。

以上便是化存量为增量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而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化债，才能在时空延展性上彻底覆盖我们现有以及日后的债务成本。

资管机构将筑牢股市底部

说完前面那两个终极救市举措，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资管筑股。

近期，国内有几十家资管机构共同发表声明说要助力股票市场等证券交易市场，包括一些资本市场，他们要在里面充分地“坐庄”，做多股市等资本市场的交易量。

此消息一出，瞅着最近股市的表现还在“跌跌不休”，说明效果不是很好。

除了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协同的一些消息共振，导致交易量下滑，或者是外资流出，比如北向资金交易持续低迷的现象之外，其实与股市短期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关系，或者说关联性没那么强，也与股市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无甚关系。

比如降低印花税、退市常态化，全面注册制，还是公开市场募资缩量、限制股东套现规模等措施的实行与否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今年八月底已经专门针对股市搞过一次制度性改革，但是都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

所以说，最主要的症结肯定出自于更大的结构性，也就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制度。

那么资本市场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脱实向虚，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资管机构与其联合发表声明说要筑牢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的底部，然后盘活市场的交易流动性，倒不如想着如何使它们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使虚拟经济的价值锚定在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与商品交易市场的增量创造上，这才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遏制住脱实向虚，要实现脱虚向实。

其次是没有建立并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此问题与财产所有制息息相关，即其与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充分与否、公有制经济过于壮大等经济系统的结构性问题有关。想要改善资本市场，必须建立并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共同存在于经济所有制市场体系当中，但无论从权责属性，还是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看，两者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学过初中政治的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的角色存在。

过往几十年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已经到达了急需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阶段，比方说原先公有制经济主体占社会资源运营所得总效益的80%，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以及个体工商户、普通居民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只占总收益的20%，现如今这样的局面要彻底被改变才行，务必将两者的位置调转过来，也就是让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所占社会效益的规模壮大到能与公有制经济主体相提并论、并驾齐驱，甚至让前者超过后者。

想要改善这一结构性问题，必须得从包括财产所有制在内的制度性改革，以及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规模，对此有一个十分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大量的政策资源，包括行政资源、司法资源，统统倾注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由此才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主体，不仅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达到一个动态均衡的绝佳状态，也能使市场经济达到充分且健全的要求。

如此一来，广大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作为社会资源转化成实际财富的效率就能获得大幅提高，宏观层面上也能促进全社会的要素生产率，使之迈向更高的水平。

写在最后

事已至此，我国经济不得不背水一战，推出以上三项“终极救市”举措。

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只要深入贯彻落实真正的制度性改革，使我国跨过“格林尼治时间”，迈入现代法治化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如今面临的种种困难根本就不算什么，再大的艰难险阻除以十四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总之，只怕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想要实现目标，任重而道远。事业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必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邹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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