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九龙城寨”：这里比家乡靠近城市，比城市靠近家乡

华安里的社会时钟在凌晨4时许开始转动。

筒子楼里响起水龙头的流水声、起锅的刺啦声、水烧开的咕噜声。借着各家灯火，戴亮色安全帽、背大背包的人最先走出楼栋。握手楼间的窄路，像毛细血管一样连通华安里内部。

人们在两条主路相交的路口停下，等待公交车与接驳车的到来。在武汉尚未苏醒之际，他们将去往这座城市的工地、工厂及其他需要零工的地方。

这里位于武汉二环和三环之间，距汉口火车站1.8公里。两条铁路将这片蓝色铁皮棚户区切割成老村和新村，两处涵洞是进出的必经之地。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曾在此处取景，拍下迷宫似的筒子楼和麻将馆。

在华安里，每百米就有一面“信息栏”，层叠着招工启事和租房信息。杂乱无章的电线像肌肉纤维一样触达角落，摄像头四处可见，机身上的数字大多斑驳。

华安里主干道。图/九派新闻 万璇

华安里被称作武汉的“九龙城寨”，是武汉中心城区现存最大的社区型城中村。它占地1.08平方公里，有2005栋自建房，80%以上为外来流动人口，巅峰时达10万人，曾是武汉人口密度最大的城中村。

市区很少有比华安里房租更便宜的地方。华安里社区党委书记陈锋介绍，社区内自建房的房租在200元到800元不等，而位于社区入口的远洋心语、天嘉园住宅小区，房租都在2000元以上。

这里有各种地方口味的早餐，2元钱能买4个包子，热干面在这不是最受欢迎的食物。服装店兜售批发价的衣服鞋帽，筒子楼底下有公共澡堂和洗衣机。这里还有三家幼儿园，“红枫幼儿园”每月的保教费是850元。

2020年武汉地铁12号线（江北段）开工，华安里部分区域被征收为项目用地，新村近400栋楼被纳入拆除范围，部分租客搬离，多数工厂迁至汉口北。陈锋介绍，如今华安里的流动人口已回落至2万左右。

华安里的墙壁都被统一刷成绿色。图/九派新闻 万璇

以柏润路为界，东南方向的楼房只剩下一副“空架子”，西北方向也空了两栋。路边便利店里，2个立式冰柜里饮料寥寥，店里能找到的米面粮油，包装都已褪色。老板一家也计划搬家。

在待拆迁的楼房里，大红床垫、碎花被褥、婴儿毛毯和彩色陀螺玩具被遗留下来，水管里的淅沥声在寂静中被放大。房间只有一根白炽灯管——是这5平方米不到的卧室里唯一的光源。

在武汉摄影师刘诗宇眼中，过去这样的城中村在武汉比比皆是，华安里并不著名。成为《南方车站的聚会》取景地以前，它只是城市背面的模糊写照。

直到2021年，城中村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步消失，华安里在短视频中被称为“武汉中心城区最后一个城中村”。这个落魄江湖的概念击中了刘诗宇，他想用相机记录下城中村的消失一瞬。

刘诗宇去过广东的城中村采风，他认为华安里是特别的，这里的汉漂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在生活”。潮湿幽暗的环境里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人晾晒咸鱼腊肉，还有大爷冲他摆pose。到了傍晚烧烤摊摆出来，孩子会在空地上打羽毛球，乡音将外来者们连接在一起。

刘诗宇认为，城中村是城市梦的开端，它为漂泊的人群提供低廉的生活成本，人们满怀着对城市的憧憬，在这里开启立足武汉的第一步。他过去住在城中村的亲友，如今也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为新武汉人。他感受到个人梦和城市发展的耦合，“华安里是伟大的，虽然它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以下是五名“汉漂”的自述

【1】赵明 湖北孝感人 34岁

「华安里是赵明来武汉的第一站。他做过酒店服务员、服装厂工人、麻将馆店员，最常吃出租屋斜对面的那家木桶饭，饭馆老板是孝感老乡。华安里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半径。他没有成家，最近一段恋爱发生在十多年前——他在附近的轮滑场里认识了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女孩，但爱情无疾而终。」

我出生于1989年，17岁跟着我哥来武汉。都说人往高处走，我也想来大城市发展。刚到汉口，跟人打听，都说华安里这边房租便宜，还有工作可找。

刚来时华安里人多店多，业务多得很。很多人都在附近的工厂做事。这里有很多服装厂，现在大多都搬去了汉口北。

我最开始在酒店工作，后来又去服装厂做了几个月，工厂效益不好。现在我在麻将馆打工，给老板收钱、管理桌子，一个月工资四五千，从晚上6点干到白天。

华安里的娱乐方式只有打牌和上网。这里外地人多，说着各地的方言，在店里的时候就说普通话。这里也有很多外地馆子，我最常去的是一个孝感老乡开的木桶饭，一顿只要十几元。剪头发也便宜，只要十块。

华安里一角。图/九派新闻 万璇

我租的房子就在街边，月租500元，是个小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是公共的。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在华安里房租贵的七八百，便宜的就三四百。这些年，这里拆了搬那里，那里拆了搬这里，搬来搬去的，但我都没离开过华安里。

父母在老家，我有时会把钱汇回去。我没有成家，刚来武汉时谈过一段。我们在溜冰场认识，那时候青年都在溜冰场认识对象，年纪相仿的工友会约着一起去滑冰。我认识了在另一家服装厂做熨烫的女孩，她也是孝感老乡，谈了一段时间。

大家来的时候，都是听说这边能挣钱。现在我哥他们都回老家了，说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我觉得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

【2】刘亮 重庆万州人 59岁

「13岁那年，刘亮扒着火车离开万州，开始四处流浪。30岁那年，他到了武汉，做过各种工作，并与一位离异的女人组成新的家庭。2012年，他们搬到华安里居住，暂时结束漂泊的生活。

刘亮的出租屋前是三条铁轨，火车在不同时间里呼啸而过，声音足以掩盖人们的交谈。这让他想起了过去——他曾给郑州东站施过工，看着一座高铁站平地而起。」

我13岁时母亲去世，我开始到处流浪。1994年听说武汉有活干，我沿着长江坐了两天一夜的轮船来到武汉。

我没文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最开始一天工资只有三块钱，慢慢涨到十几块、七八十块，到现在三百块。

在工地上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老婆。她也是外地人，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我们住在工地，自己弄来铁皮搭棚。

2010年我们跟着工程队到郑州建高铁。2年后工程队搬回武汉，但工地都是大通铺，跟别人只隔一张帘子。那时华安里的房子便宜，我们就在这住下来，一直到现在。

这栋楼有6层，我住在4楼的单间，有公共厕所和厨房，屋里可以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搬进来后，家里慢慢添置了锅、电饭煲、洗衣机、冰箱，后来又买了空调，武汉的夏天不吹空调睡不着。

但很少有人会买电视。因为我们睡得早，工地远，4点多就要起床，赶最早那班公交。有些工地7点就开工，以前线路少，我有时要搭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做事，回到家天都黑了，吃饭洗澡，没时间看电视。

我们搬到华安里时，门前只有一条铁轨。忘了什么时候有了第二条，然后又有了第三条。火车经过时很吵，刚搬来时睡不着。我在这间屋住了十几年，时间久就习惯了。

华安里的房屋都是蓝色铁皮棚顶，两条铁轨将其分成老村和新村。图/九派新闻 陈冬艳

这两年生活变好了，附近建了几个楼盘，很多人去租更舒服的小区房。我之前也想过搬走，但小区房贵，月租起码要1500元。我老婆不常在这边，我一个人不用住得太好。房东给我降了房租，原本每个月500多块，现在一个季度收1000块。

华安里有很多万州人。我3个妹妹都在，有一个妹妹就租住在我楼下。

我和老婆没有要孩子。两个孩子对我比亲生的还好，除了抽烟喝酒和打牌的开销，我挣的钱全都给他们了。

孩子们前几年结婚了，儿媳是重庆奉节人，女婿是湖北黄石的，他们在蔡甸区买了房，孙子和外孙在武汉读书，我老婆过去帮带孩子，半个月回来一次。儿子女儿叫我过去一起住，但我不想去给他们添麻烦。

我还在工地上做事，不是每天都有活干。近年来地铁修起来，公交线路也增加了，有些工地还会派私家车来接，出行方便很多。等12号线修通，我走到地铁口只要10分钟。

我是看着武汉发展起来的。刚来的时候，汉口火车站只有3个站台，现在有18个了。东西湖体育馆我也参与了建设。马场角以前是芦苇荡、鱼塘，现在建了一大片房子。华安里周围的小区也建起来了，楼越盖越高。

我明年3月份60岁，好多工地都进不去了，但还没有回老家的打算。在武汉待惯了，如果华安里不拆，我就在这里养老。

【3】徐丽丽 湖北恩施人 26岁

「徐丽丽在华安里租了一间能晒到太阳的房子。成为一名母亲前，她在广州打工，也住在城中村。生下儿子第五个月，徐丽丽来到华安里，她说这里比广州的城中村宽敞、干燥，最重要的是离恩施近。

现在，徐丽丽在服装厂学习技术，期待学成后将儿子接到身边，让他在武汉上学、工作，多年后成为“新武汉人”。」

我在新村和老村交界的地方租了一间开间，月租400元，这里没有高大建筑物遮挡。

我是湖北恩施人，2021年来到华安里，那时刚生完儿子5个月。公公生病，老公在家照顾，老乡介绍我来这，进服装厂剪线头。每天从8点工作到下午6点，有时加班到晚上9点。我喜欢加班，这样挣得到钱，忙起来一个月能拿五六千。

7月的武汉特别热，我从恩施搭4个小时高铁到汉口站，又从汉口站搭半小时公交，才到华安里北门。一下车就被晒得头晕。

华安里两条主干道在北门处交汇。图/九派新闻 万璇

老乡请假来接我，陪我找房子。走到巷子里就没那么热了，因为房子密，太阳晒到的时间短。我总觉得巷子里黑黑的、湿湿的。到了晚上，还想穿上外套。

我最开始租的房子在老村，是一间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开间，350块，和老乡在同一层。这个价格很便宜了。广州城中村里，一样大的房子要500块。

2015年我18岁，跟同学去广州的一家服装厂打工。我们住不惯厂里的宿舍，就到城中村租房子。过了一年多，认识了我老公，就回老家结婚了。

广州的城中村比武汉的高一些，楼道间的距离也窄一点。但他们屋里喜欢贴瓷砖，楼梯装有护栏，到回南天，地砖和墙面都会渗出水珠，护栏也湿漉漉的，我没法习惯。离开后，我没想过再去。

相比之下武汉的天气干燥得多，吃饭和口音跟我老家接近。最重要的是，它离恩施近很多，我方便回去看儿子。

我在这里基本是跟老乡待在一起。每天早上7点起来，跟老乡们一起走去华安里北门的服装厂上班，下班后回来自己做饭、看电视，发工资那天买点凉拌菜，叫老乡来家里吃饭。不加班时我们去另一个老乡的店里吃，她家的腊肉很有恩施特色。她每次给我们做的菜量都很大。

在老村的房子晒不到太阳。去年老乡回恩施生孩子，我就搬到现在的屋子，房租涨了50块。我早就看上了这间屋子，楼下有很多卖炒饭和卤味的小摊，经常有人走动，我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这两年很多人离开了华安里，因为工作机会少了很多。但我没打算离开。华安里有幼儿园，等我在厂里稳定下来，就把儿子带到这里上学。他快3岁了，我错过了他第一次走路、第一声妈妈，不想再错过更多。

我没能力在武汉买房，但我好好上班挣钱，争取让他在武汉有学可上，给他提供更好的起点，希望他能真正在武汉留下来。

【4】祝霞 湖北随州人 55岁

「前任丈夫去世后，祝霞带着儿子离开随州老家，来到华安里挣钱还债。在这里她遇到了现任丈夫——一个在工地打零工的四川男人。

年初开始，祝霞不再打工，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了，但仍住在复兴五村的出租屋里。她说随州比武汉冷，而且她生病了，回村里干不动农活。但丈夫已经动了回四川的念头，祝霞还在犹豫。她在华安里度过了人生最安稳的14年，如果真到了离开那天，她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武汉最近降温了，还是要比随州暖和几度。到武汉14年，我只回过随州两次。

没来华安里前，日子过得很苦。我上一个老公生病，我要照顾他，还要挣钱给他看病。儿子懂事，读完初中偷偷跑到广州打工。

2009年我41岁，老公去世了，剩下我们母子和一屁股债。老家挣钱少，我跟着隔壁村的人来了武汉。那时很多工头来华安里招工人，每天都有活干，房租也便宜，一百多能租一室一厅。

华安里有许多“信息栏”，上面贴着招工启事和租房信息。图/九派新闻 万璇

我去工地帮人搬木板、做小工，好的时候一天有100块。这个工地做完了，又换到下一个。到前两年，干一天能拿160块。

我来两个月，儿子也过来了，年轻人都去服装厂上班，我拜托老乡给他找了个熨烫的位置。他最开始跟人学做小烫，烫零碎的布料，现在是中烫了，烫裤子的口袋，加班多的话一个月有七八千。再学几年去做大烫，工资更高。

很多人说华安里的环境不好，我们都能适应。出来打工，有个地方住就行。至少儿子在我身边。我回家比他早，他下班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在这里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有活干就能挣到钱。2013年我们第一次回随州过年，把欠的钱都还掉，还装修了房子，以前很多人看不起我们，现在扬眉吐气了。

来华安里第五年，我在工地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比我小两岁，没结过婚，跟着老家工程队来武汉做建筑工。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人，没事就一起去楼下打牌，晚上去常青公园跳舞，很开心。有时觉得华安里才是我的家。

华安里现在的人少多了。晚上出来散步，我感觉很冷清，以前经常能碰到认识的人。这两年活也少了，有时等上一个星期都没有活干。

我不是没想过帮儿子在武汉买房，但武汉房价高，买了房装修要花钱，每个月要还钱，吃不消。来华安里14年，我已经完成任务了——该还的债还了，老家的三层楼房也给儿子装修好了。

但我还不想回随州，那里的冬天太冷。出来这么多年，我在那没有亲人和朋友。我想留在华安里养老，毕竟儿子在这边。我老公现在在地铁站工作，一个月四千元，足够我们生活。他是想回四川的，如果华安里拆了，我可能会跟他一起回去。

【5】小朱 湖北孝感人 48岁

「48岁的小朱随身携带着一瓶白酒。华安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男女老少都喊他“小朱”。他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他在华安里交了许多朋友，他们一起吃饭，互相介绍工作。小朱喜欢在华安里生活，这里比家乡靠近城市，又比城市靠近家乡。」

好多人都叫我小朱，比我年纪小的也叫我小朱。因为在大都市没有什么辈分，这样喊亲切。

春节我也是在华安里度过，我不回去。那时候的华安里更加平静，很多人都关了店，回家过年。

我老家在孝感安陆的乡下，那里还是泥巴地，离集市有十里路。我是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坐手扶拖拉机跑出来的人。我从小不听话，经常挨打，受不了就跑出去几天不回家，父母习以为常。饿了我就去挖地里的荸荠吃。我喜欢冒险，生存能力强，也不怕吃苦。人家不敢在河里游泳，我一猛子扎进去，一下子就学会了。

后来外面的世界变了，我扒着绿皮火车去了很多城市。2003年我到了武汉，去工地做工，干过搬家、喷漆的私活。我们叫“守扁担”，别人喊就去。我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接受，只要不让人太为难。

我吃过很多亏，心态也就放得平些。我比较瘦小，有时干活干得好好的，会被人说做不动就走，他们招块头大的。我后来明白其中的道理：你得清楚别人能做多少活，要超越他一点，这样才有业绩，才会挣得多。

我来华安里是为了生活，哪里便宜就住哪里。在这里我做过社区环卫员，参与过华安里路面改造，也修过路灯，拉起过这里的电线杆子。只要是用得上我的，我都去做。城市化少不了我们农村人。但因为社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上半年他们解聘我了。

现在我天天夜里到邮局去做装卸，帮忙卸货搞分拣，1个晚上2个人卸5台车。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工资是月结，一个月能拿5400块钱。做得好会包晚餐，做得不好就没得吃。

现在年纪大的工人到下半夜都不敢用了，怕高血压，出事。熬夜的活都是年轻人干，我被划入“年轻人”那类，虽然我已经48岁了。我更喜欢工地的活，一天200多块。这活不那么累，可以休息，但邮局的工作不能休息，一休息管事的眼睛会像照明灯一样盯着你，让人接受不了。上个厕所都要问怎么半天不出来，抽根烟、喝口酒都要罚款。

不上班的时候我瞌睡少，最多睡两个小时，没睡好下午接着睡。有时候去打牌，要么就去网吧。我喜欢上网，不玩游戏，我爱看谍战片和资讯类视频。比起在家里看，网吧流量耗费少。我看到过美国警察的暴力事件，还有在唐人街发生的事，还看俄罗斯、乌克兰的新闻。

我每月房租是300元，这在整个武汉市都很便宜。住的地方只有电饭煲、微波炉，能做饭就行，不知道哪天会搬家。虽然在汉口这么长时间，但总觉得还是简简单单好，东西少也好搬。我不跟富人比，够吃够喝够玩就行，不需要活得多潇洒。

我在华安里有很多朋友，遇到的话就一块吃饭，有好的工作机会互相介绍。很多朋友后来搬走了，这很正常，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还有两个朋友去越南讨媳妇了，去年我准备去越南，但没去成。

夜晚的华安里。图/九派新闻 陈冬艳

这些年华安里也有很多变化。刚来时，我住在华安里那栋最高的大楼里，那原来是个服装厂，有很多窗户，离铁轨很近。后来那个服装厂搬走了，加上总有人高空丢垃圾，垃圾落到铁轨里，就不让住了。这里治安也好了不少，以前还有偷东西、打架的事，现在华安里遍地都是摄像头，监控可以说话了，不用人说话。

我办身份证回过老家。爸妈以为我死了，因为好多年我都没回去。他们说现在找到我了，春节叫大哥来给我送腊肉和咸菜。

在他们的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孩子。但我其实希望他们当作没我这个人。这么多年了，大哥他们成家立业，混得风生水起。中国人的老传统在我脑海里生根发芽，我混得不行，你再过来看，我觉得不好意思。

对我来说，生活在华安里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吃饭、做事，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不给周围人添麻烦就行。

刚在武汉落脚的时候，我在中山大道做事，那里还是城市的中心。后来我搬到新华路，再到杨汊湖、万松园、汉口火车站、贺家墩，最后到这里。我想好了下一个落脚点，如果华安里会拆，我打算搬到径河去，往城市的边缘走。

（赵明、刘亮、祝霞、徐丽丽为化名）

九派新闻记者 万璇 陈冬艳 湖北武汉报道

编辑 任卓 吴迪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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