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肠癌是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西医对大肠癌的治疗主要包括外科手术、化疗、放疗及靶向治疗等。
随着综合治疗研究的深入,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中医辨证论治逐渐成为治疗大肠癌的重要手段。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预防肿瘤复发转移、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方从法出,法随证治”,证候作为中医学特有的名词,在中医药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立法处方用药的前提和关键,然而中医对大肠癌证候的认识尚未统一,缺乏公认的辨证分型标准,成为中医在治疗肠癌上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因此,许多学者对大肠癌中医证候开展积极研究,从证候分布特点到证候演变规律,从证候与临床病理因素关系再到证候的分子生物学水平研究,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
目前认为,导致大肠癌发病的因素主要包括不良生活方式、遗传、消化道疾病、精神心理压力等。
相关研究表明,45.5%的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可归因于吸烟、饮酒、肥胖、缺乏运动、过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摄入以及低蔬菜水果摄入等不良生活方式。
部分大肠癌表现出明显的家族聚集倾向,大肠癌患者一级亲属的患病风险比无大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群高出2-4倍。
家族性息肉病和遗传性非息肉病性大肠癌是两种主要的遗传性易患大肠癌综合征。
就消化道疾病而言,患有结直肠腺瘤、炎症性肠病的患者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均比正常人显著增加,且病程越长癌变机率越高。
此外,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精神创伤史等精神心理因素也增加了大肠癌的患病风险,通过心理干预可能降低此类患者的易感率。
大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病理过程,涉及到许多途径和步骤,但确切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阐明,根据现阶段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途径:
其中,“腺瘤-癌变”是最为经典的途径,从正常肠黏膜上皮异常增生开始,再到发展成腺瘤,最后癌变,这一病理过程涉及到基因的突变、错配、癌基因的激活以及抑癌基因的失活叫。
1.3.1大肠癌的诊断
大肠癌通过询问病史,结合体格检查与辅助检查,一般不难诊断。辅助检查一般包括粪便隐血试验、血清肿瘤标志物、CT、MRI、X线钡剂灌肠、内镜检查等。
粪便隐血试验方便快捷、费用低,可为大肠癌早期筛查提供线索和依据;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血清糖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724(CA724)联合检测的敏感性较高,对大肠癌的辅助诊断具有指导价值;
CT、MRI等影像学检查可用于大肠癌的临床分期,评估有无转移;肠镜及黏膜组织活检是目前诊断大肠癌的金标准,对于易患大肠癌的高危人群,应定期行电子肠镜检查。
1.3.2大肠癌的治疗
现代医学治疗大肠癌,主张以综合治疗与个体化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包括外科手术、放化疗、分子靶向及免疫等治疗手段。
外科手术是首选治疗,也是目前根治大肠癌的唯一手段,手术方式包括传统的开腹手术和腹腔镜下手术。
腹腔镜手术对比传统开腹手术,具有手术切口小、术后恢复快的特点,且手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少,远期疗效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手术系统辅助手术的方式逐渐兴起,为推动我国机器人手术的发展,有学者制定了《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中国专家共识》以指导临床实践。
大肠癌的化疗包括术前新辅助化疗、术中化疗和术后化疗。对于局部晚期大肠癌患者,术前运用新辅助化疗可缩小肿瘤体积、提高肿瘤切除率及3年生存率。
术中化疗是指在病灶切除消化道重建后立即将化疗药物注入腹腔内的治疗方法。腹腔化疗相较于全身化疗具有药物代谢动力学优势,可有效预防和治疗腹膜转移。
数据显示30%的I-I期大肠癌患者术后会发生复发或转移,术后化疗也是治疗的必要手段。大肠癌常用的化疗药物主要有5-氟尿嘧啶、卡培他滨、奥沙利铂、伊立替康等,临床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化疗方案。
放疗是针对局部病灶进行放射线治疗,其疗效取决于细胞对放射线的敏感程度,临床多用于直肠癌的治疗。
分子靶向治疗因其能特异性作用于肿瘤靶分子和信号转导通路,成为治疗转移性大肠癌的趋势。
根据靶向药物的信号级联,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类,以西妥昔单抗为代表,其联合化疗对KRAS基因野生型的大肠癌患者有明显疗效;
另一类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类,以贝伐珠单抗为代表,贝伐单抗联合化疗较单独化疗可有效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另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如瑞戈菲尼,可通过抑制酪氨酸蛋白激酶(PTK)系统的过度活化达到抗肿瘤的目的。除靶向治疗外,大肠癌的免疫治疗也在突飞猛进。
在发现具有错配修复缺陷/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dMMR/MSI-H)分子表型的转移性大肠癌能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单抗治疗中获益。
溶瘤病毒是一种抗肿瘤病毒,可选择性感染和破坏肿瘤细胞,国外研究发现溶瘤单纯疱疹病毒NV1020可控制部分转移性大肠癌患者的病情,但具体疗效还有待更多的研究证据证实。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灵枢·百病始生》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外邪侵袭,寒温失宜,久则成积。
《儒门亲事》言:“积之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丹溪心法》:“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佛郁,诸病生焉。”
情志失调,易使脏腑气机郁滞,影响津血运行,久则变生积块于肠中。《卫生宝鉴》云:“凡人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常,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结块。”
恣食辛辣生冷、肥甘厚味之品,损伤脾胃,使得脾失健运,湿浊内生,郁而化热,结于肠道而成积。《景岳全书》中言:“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
《活法机要》也认为:“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由此可见,素体正气亏虚是大肠癌发病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古代医家认为大肠癌的病因不外乎外感内伤,多在外感六淫、情志不调、饮食失宜、正气亏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病。
大肠癌的病机总属本虚标实,以正气亏虚为本,诸邪结聚为标。
具体而言,本虚以脾胃虚弱为主,标实以痰湿瘀毒等邪气阻滞肠道为主,两者相互作用,因虚致实,因实愈虚,虚实夹杂而为病。
现代医家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求同存异,结合自身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大肠癌的病因病机。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认为,“癌毒”是恶性肿瘤的特异性病因,其与痰浊、瘀血等病理因素互结,在至虚之处留着滋生,成为肿瘤发病之根,大肠癌的发生正是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癌毒与湿热浊瘀凝结而成。
周某某教授以脏象学说为基础,认为大肠癌的发病与“壅塞”相关,因脾不健运,湿热蕴毒下迫大肠,损伤肠络,毒聚成痈而成。
还有学者认为脏腑功能虚弱,加之长期感受四时不正之气,使阴阳不和、五行生克制化失衡,最终出现“行气败乱”之象,恶性肿瘤的产生就是行气败乱的结果,大肠癌亦不例外。
2.3.1中医内治法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证型,采取相应的治法,是当前中医治疗大肠癌的主流方式。
以此为基础,各医家总结出专方验方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面疗效显著。
例如,周某某教授的经验方消癌解毒方被证实不仅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增强免疫力,还可降低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减轻化疗引起的肝损伤。
蒋某某教授自拟的健脾消癌方联合化疗治疗老年中晚期大肠癌,在稳定瘤体、调节免疫机制等方面较单纯西医治疗有明显优势。
张某某运用消瘤化积肠方配合化疗,发现在提高患者免疫功能的同时可减轻化疗带来的毒副反应。在中药剂型被不断开发的情况下,许多中成药因用药方便、药性温和的特点,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
临床常用的中药注射液有康莱特注射液、艾迪注射液、鸦胆子油乳注射液等,中药胶囊有平消胶囊、华蟾素胶囊等,中药颗粒有槐耳颗粒等。
2.4.2中医外治法
除传统中药内服外,灌肠、针灸等中医外治法也在大肠癌的治疗中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中药保留灌肠可有效促进大肠癌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调节肠道菌群,减少术后并发感染的几率。
针灸治疗包括针刺、电针、穴位埋线、针灸结合等方法。研究表明,采用针灸辅助治疗可减轻大肠癌术后肠麻痹,缓解化疗后恶心呕吐等症状。
另有研究发现艾灸配合针刺攻补兼施治疗大肠癌腹水,可使患者腹水明显消退。
还有学者通过穴位埋线治疗大肠癌癌性疼痛,取得较好的疗效,其选穴思路为“固本扶正、通调肠腑、解毒破瘀”。
其他外治法如中药坐浴、热奄包、封包可通过热力作用使肌肤腠理吸收药物,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癌毒作为一类特异性致病因子,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恶性肿瘤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渐变的过程,常以癌毒为核心,兼夹多种病邪共同为病,呈现出本虚标实的复合病症。大肠癌亦是如此。
在脾气亏虚的基础上,外感湿邪、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等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成癌毒,继与湿、热、瘀等病理因素交杂复合,以致湿热瘀毒搏结于肠道,损伤肠腑,导致肠腑通降失司而形成癌肿。因此,大肠癌的基本病机为“湿热瘀毒、脾气亏虚”。
大肠癌患者中医证候实性证候多于虚性证候,湿热瘀毒证最多,其次为湿热毒蕴证、瘀毒内阻证、脾气亏虚证、脾肾两虚证。
大肠癌患者中医证候分布与年龄、BMI、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腺瘤、肿瘤家族史、吸烟史、发病部位、分化程度无明显相关性,而与病理分期、性别、饮酒史具有明显相关性。
0-II期大肠癌患者以湿热毒蕴证和瘀毒内阻证多见,-V期大肠癌患者以湿热瘀毒证、脾气亏虚证及脾肾两虚证多见。
大肠癌男性患者相较于女性患者,湿热瘀毒症、瘀毒内阻证多见。相较于无饮酒史患者而言,大肠癌有饮酒史患者以湿热瘀毒症多见。
更新时间: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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