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围棋虽是中原地区汉人的传统游艺活动，但其遗存在辽国境内亦多有发现，主要包括棋子、棋盘等围棋文物及辽墓壁画、绢画上的围棋图像等。

这些遗存，对讨论辽代围棋活动的一般情况，探究汉文化对契丹辽文化的影响具有一定价值与意义。目前学界对辽代围棋的关注不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见实物及图像资料，对辽代围棋略述如下。

辽代围棋的考古资料

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辽代围棋考古资料主要包括棋子、棋盘等围棋文物以及辽墓壁画、绢画上的围棋图像。

辽代围棋子以墓葬出土最多（25座墓），其次为城镇、瓷窑遗址等。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辽宁，以赤峰市最为集中。墓主人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涵盖高级贵族、官吏、平民多个阶层。

辽代围棋子材质多样，以玛瑙、石质、陶质、瓷质四种材质为主。根据纪年墓中围棋子的出土情况，可知辽代中期（辽圣宗—辽兴宗时期，983-1054年）流行玛瑙、石质围棋子，辽代晚期（辽道宗-天祚帝时期，1055-1125年）石质围棋子继续流行。

见玛瑙围棋子，陶瓷质围棋子开始流行。玛瑙围棋子常与水晶、墨玉围棋子组合出现，形成红色玛瑙与白色水晶、白色玛瑙与黑色玉石的搭配组合。表面多打磨抛光，做工精细。石质围棋子主要由黑曜石、页岩或普通石料磨制而成。

陶瓷质围棋子可以分为素面、印花、刻花三类，素面最多，印花次之，刻花仅见于个别遗址中。纹饰主要有梅花纹、莲花纹、宝相花纹等，以表面雕刻人脸图案最为特别。此外，还见有蚌、木、煤晶石质地的围棋子。

棋子颜色以黑白为主，但也根据材质的不同而出现不同颜色，如棕红色的玛瑙围棋子，灰白色、黄褐色的石质围棋子等。

辽代围棋子的形制，有两面平的圆饼状、双面微凸、一面平另一面微凸三种类型，以两面平的圆饼状为最多，双面微凸次之，一面平另一面微凸最少。大小不等，直径最短1.2、最长2.5厘米，主要集中在1.3 1.8厘米。厚度主要集中在0.3 0.5厘米。

辽代围棋盘目前发现实物3例，均为矮方桌形，与围棋子共出。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围棋盘，置于墓室内中间供桌下的方桌中间，木质涂漆，棋盘长、宽30厘米，十三路，棋盘上布黑子72枚，白子73枚，另空放黑子7枚，白子3枚，表现出正在对弈的情形。

但从棋子摆放位置看，并非按照棋谱或对弈的棋局摆放，更似葬时随意摆放或葬后散乱而成。

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甬道壁画，被命名为《三教会棋图》或《三老对弈图》。壁画绘三位老者围坐对弈。居中老者似为儒者，戴硬脚幞头，为观棋者；左侧老者似为道人，挽圆形高髻，髭须山羊胡，为对弈者。

右侧老者为僧人，光头袒胸，身着圆领宽袖袈裟，左手持钵，为对弈者。正方形棋盘，有四个小壸门，棋盘眼上可见棋子。墓主人为汉人张文藻夫妇，张文藻是地方绅士张世卿的叔叔。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关山辽萧德温墓壁画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十三路围棋盘是目前考古发现路数最少的，也是唯一一例十三路围棋盘，有学者因此推断辽代流行十三路围棋。但围棋路数随围棋的发展而增多是规律，且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就已流行十九路围棋。

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贵族墓已见十九路围棋盘，韩德让墓棋盘至少为十七路，且白塔子墓为大康七年（1079年），晚于韩德让墓（1011年），因此，白塔子辽墓十三路围棋盘可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明器，并不一定意味着辽代流行十三路围棋。

从围棋子的搭配来说，十九路围棋盘纵横各19条线，共361个交叉点，需配套361枚围棋子。考古发现的辽代成套围棋子不多。

常遵化墓出土围棋子372枚，罗匠沟辽墓出土围棋子360枚，凌源小喇嘛沟辽墓1号墓出土围棋子337枚，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成套的砗磲、黑曜石围棋子334枚。这些围棋子的数量均接近十九路围棋绘三人对弈，观棋者似为儒者，对弈者似为道士和僧人。墓主人萧德温为契丹贵族，官至左金吾卫上将军。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北山辽墓壁画侍奉图中，左侧男仆手捧圆盘，盘内放19枚白色围棋子。

辽代围棋活动特点

根据以上考古材料，结合文献史料，可将辽代围棋游艺活动的特点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最大所需的361枚（实际对弈时，不可能出现用完361枚棋子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辽代应该主要流行十九路围棋。

辽代围棋活动之盛，体现在围棋已成为一项全民性活动，流行时间长，地域范围广三个方面。

全民性，且在贵族阶层最为流行。辽代围棋实物和图像资料，相当一部分发现于墓葬，其中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墓葬22座（契丹人墓18座，汉人墓4座），出土围棋子及发现围棋对弈图像的叶茂台M7、萧德温墓。

共14座墓的墓主人为契丹贵族阶层（韩德让为契丹化的汉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墓主人涵盖贵族、官吏、平民多个阶层，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以契丹贵族阶层为主。综上可见，围棋已成为辽代的一项全民活动，且在贵族阶层最为流行。

辽代围棋活动的全民参与在文献中也有印证。《契丹国志》记载：“（辽）国主……夏月以布易毡帐，借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耶律琮神道碑》记载耶律琮“而乐之以琴棋歌酒”。寿昌四年《邓中举墓志》记载邓中举“日与二三友雅歌酒乐博弈以自适”。

耶律琮是契丹贵族，遥领镇国节度使，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邓中举为汉人官吏，特授保安军节度使。上述文献中“棋”“弈”或应指围棋，可见辽代皇帝、契丹贵族、汉人官吏均以对弈围棋为乐。

流行时间长。围棋传入辽境时间已不可考，但辽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址中均有围棋遗存的出土，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克泽尔城南还发现与辽代窑址围棋子相似的白瓷棋子，时代在西辽中晚期。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六引《金虏节要》记载，金熙宗幼时“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稍解弈棋”。金熙宗受儒士教导学习围棋，从文献角度证明了围棋活动在辽末儒士中的流行情况。

地域分布范围广。北至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南至北京龙泉务窑，西至河北宣化张文藻墓，东至辽宁沈阳、辽阳一带，均发现有围棋遗存，甚至在蒙古国布尔干省达新齐楞苏木的青陶勒盖古城也发现了石质棋子。

辽代围棋与唐宋围棋的关系

在围棋活动方面，辽代围棋活动与唐宋围棋活动并无明显区别，辽宋间也见有围棋的交流活动。

在围棋遗存方面，辽代围棋是在继承唐代围棋传统，受北宋围棋影响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征发展而来的，这种继承与发展、区别与联系，主要在围棋的形制、材质、对弈图像上有所体现。

辽宋间的围棋交流主要见于文献记载。《方舆胜览》记载：“会敌索棋战于国朝”。皇佑五年（1053年）辽主动挑战北宋围棋，在证明辽宋两国间存在对弈活动的同时，也从侧面表现出辽的棋艺水平或可与北宋相较。

治平四年（1067年）辽国的接伴副使赠送陈襄等北宋使臣“水晶棋子各一副”，在辽宋交聘的过程中，围棋扮演了礼物的角色，且是辽人赠予北宋使者，确实耐人寻味。

唐代棋子以双面微凸为主，多为石质，也见有瓷质。在河南偃师杏园郑绍方墓、偃师杏园穆悰墓、偃师首阳山镇薛丹及妻李氏合葬墓、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等均出土了双面微凸的石质棋子。

瓷质棋子在洛阳城遗址、淮北柳孜运河遗址、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邢窑等有所发现。宋代棋子以圆饼状最为多见，以陶瓷质为主，且主要集中在窑址中。在湖田窑、当阳峪窑、密县西关窑、四川邛窑等均出土了北宋陶瓷棋子，还发现了制作棋子的模范。

围棋在唐代基本定型，棋子已统一为圆形，故唐、宋、辽围棋子较为相似，均可分为两面平的圆饼状、双面微凸、一面平另一面微凸三种类型。唐代双面微凸较多，辽宋则以两面平的圆饼状为主。

辽代不仅有石质、陶瓷质棋子，玛瑙围棋的发现数量最多。玛瑙围棋罕见于中原地区，分析其原因，可能因契丹有使用玛瑙的传统。契丹使用玛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国建立之前，辽代玛瑙器在七十余处遗址均有发现。

辽宁阜新、赤峰等地盛产玛瑙，是玛瑙的主要产区。有学者分析玛瑙料质，推测常遵化墓、叶茂台辽墓、罗匠沟辽墓、朝阳北塔出土的玛瑙围棋子的玛瑙产地为辽宁阜新地区。

对弈题材随着唐代“琴棋书画”概念的确立，越来越应用于绘画作品之中，唐五代墓葬、石窟壁画中也能发现对弈图像。但儒、释、道三者对弈则是辽地壁画特色。张文藻墓《三教会棋图》与萧德温墓《对弈图》颇为相似，均以儒、释、道三者对弈为主要内容。

张文藻墓壁画中的观棋者为儒者，对弈者为僧人和道士；萧德温墓壁画中的观棋者为僧人，对弈者为儒者和道士。分析其产生原因，一方面是受中原地区流行对弈题材绘画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儒、释、道思想的传入。

结语

“棋”“齐”同音，“三教会棋”可能意在表达“三教会齐”的合流之意。观棋者和对弈者身份的不同，也可能与墓主人认同的思想观念有关。此外，对弈题材或被用于表达对来世的追求。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绢画《深山会棋图》悬挂于棺床小帐内，有研究者因此认为其属于道释仙奕图，认为山下楼阁的大门象征“洞天”，山上对弈二人为仙人，表达墓主人希望死后能够进入神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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