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 诗酒话千年-唐诗里的酒税史话

柴逢国

最近，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播迅速点燃了大众的“唐诗热”，在这部时长168分钟的电影中，李白、高适、杜甫、王维等大名如雷贯耳的唐代著名诗人纷纷亮相，《将进酒》《静夜思》《燕歌行》《望岳》等48首传世名作接连展现，让人们再度领略到大唐的磅礴大气，感受到唐诗中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李白吟诵《将进酒》的片段，这首千古名作泼洒着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万丈豪情。

电影《长安三万里》海报。

作为一种酿造物，酒是人类社会颇为独特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还可以承载情感、寄托愿望、沟通心灵乃至直面灵魂。或许正因如此，翻开唐人诗卷，扑面而来的是美酒醇香，唐人饮酒风气之盛由此可见，而这一切与唐朝的酒税有着密切的联系。

隋唐之前：榷酒与禁酒

酒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酒器出土，野果、蜂蜜是早期人类用于酿酒的主要原料。进入农业社会，粮食成为酿酒的主要原料后，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周朝时已设有“酒正”“浆人”等专门管理酿酒的职务；在《诗经》中，更是不乏“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君子有酒，旨且多”等诸多与酒相关的诗句。

但由于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早期酒类多用于祭祀仪式，或仅为极少数特权阶层所享用。遇到粮食供给不足时，政府多采取各种形式的禁酒令来限制酒类的生产与消费。如汉文帝时曾出台禁酒令，对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者处以罚金四两；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因“夏旱，禁酤酒”。

由于酒早已进入日常生活，再严厉的禁酒令都无法事实上禁绝酒类的生产与消费。随着政局稳定，粮食大幅增产和酿酒技术的普及，禁酒令最终废弛，酒类消费逐渐平民化，开征酒税的条件基本具备。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因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而导致财政枯竭后，朝廷开始实施榷酒制，即禁止民间私自酿酒，改由官府实施酒类专营专卖以获取高额利润，增加财政收入。此举开中国榷酒制之先河，酒税首次成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

两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朝历代不停地在榷酒与禁酒之间反复，特别是在粮食供给不足影响到政局稳定时，严禁民间酿酒多成为统治者的应急之策。如汉末曹操因粮食供应紧张，就以“饮酒有伤风化”的理由颁布禁酒令。此举遭到孔融强烈反对，为表达不满，孔融故意大宴宾客且高歌：“坐（座）上宾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因酒类生产消费无法禁绝，简单粗暴的禁酒令难以实施，政府更多时候会采取寓禁于征的策略，实施税率极高的榷酒制来限制酒类生产与消费，同时获取更多酒税收入。

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一改前朝北周“官置酒坊收利”之弊，于开皇三年（583年）全面取消榷酒制，放任民间酒类酿造与消费，这为随后唐朝酒类生产消费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盛唐：酒税免而唐诗兴

唐朝继隋而立，多年战乱令耕地荒芜粮食匮乏，唐高祖李渊即位后曾颁布禁酒令，但经过隋朝对酒生产消费的完全放任后，禁酒令无法真正落地执行。随着政局稳定、粮食增产、酿酒技术不断改进，酒类生产消费迅速兴盛起来。来自上层统治者对酒类消费的鼓励，更为唐朝酒文化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大的推动力。

唐太宗李世民曾描绘宴饮：“欢乐难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云罍，兰殽陈绮席。”武则天的《早春夜宴》云：“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唐玄宗李隆基曾下诏称：“自今以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

唐朝酒类生产与消费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随之兴起了酒文化，涌现出大量好酒诗人。李白人称“酒仙”，王绩自号“五斗先生”，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皮日休自号“醉士、醉民”。传世至今的唐诗有近5万首，与酒相关的多达6000多首，其中更是不乏有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杜甫“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等佳作，如今都已成为中华文学殿堂之中的瑰宝奇珍。

从税收视角追本溯源，则不难看到，唐朝诗歌的兴盛与酒业的发展关系密切，酒业的发展又与宽松的税收政策息息相关。

制度演变：从榷酒到开征酒税

在宽松产业政策与诗人推波助澜下，唐朝酒业度过了初唐与盛唐百余年的美好时光，酒业兴盛带来了不少好诗，更带来了金钱无数。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因饱受安史之乱劫难，朝廷财政困难，又开始实施榷酒制。“许各州酿造一定量，令各户每月纳税，此外则禁止酿造贩卖”，从此酒税正式成为唐朝政府的稳定财源。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任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而改行“两税法”，如此重大的税制改革自然不会放过酒税这个重要财源。朝廷出台更严厉的榷酒令，规定“人民之有私酒私曲者加以刑”，通过全面禁止私人酿酒来保证酒类官营专卖获利。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进一步出台酒户可免差役的优惠政策来扩大酒类生产规模，并在酒业兴盛的地区推行榷曲制，通过垄断酒的生产原料酒曲，进一步从源头上对民间私酿实施有效控制。榷酒制带来的巨额财政收入，为唐宪宗开创“元和中兴”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宪宗李纯登基后，因民间私酿难以禁绝，改榷酒制为税酒制，将酒税与青苗税分摊到各家各户，百姓不管是否饮酒都要缴税。酒税事实上成为田赋的附加税，征收对象范围扩大，征收手续简化。大中七年（853年），全国税赋收入为925万缗，其中酒税收入82万缗，占比近9%，酒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这一比重基本持续到唐朝灭亡。

从早期酒税全免，到中期榷酒制，再到后期全面开征酒税，唐朝酒税制度几经变迁，酒业和诗歌的繁荣也为后人留下无数带着醇香的佳句。

纵然时光过去千余年，当诗人余光中在回首唐朝、找寻诗人李白时，依然会写下这样散发着盛唐美酒醇香的诗句：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

本文刊发于《中国税务报》2023年8月7日B4版。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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